假如人生重来
梅 辰 如果人生能重来，您还会选择收藏吗？
马未都 我觉得最美好的人生就是人能重活一回。假设一个人能活八十年，我希望我活到五十岁的时候能再返回到二十岁，再活三十年，那时人生的经历、阅历都是非常丰富的了，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很成熟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如果老天爷能让我再回到二十几岁……
梅 辰 那些几块钱一个的碗啊、罐啊、瓶啊什么的就一网打尽了！
马未都 不是，那我就不选择收藏了。我觉得人要是能重活一回，一定要有另外一种尝试，不一定非得总做一件事。大部分人回答这类问题的答案都差不多：“如果有来生，我还干这件事……”我不是这样。
首先，我认为我这不是后悔，我并不后悔，只是如果让我重新来一次，我会做点儿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我觉得现在收藏变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如果我很早就去做点儿生意什么的，赚些钱，那么收藏就可以变成我的一种纯粹的业余爱好，本来它就是我的业余生活嘛。当它变成我的全部的时候，压力什么的就全来了。我现在身边生活得比较好的、对收藏有能力的人，大部分都是些功成名就的人，他们收藏起来就相对轻松一些、容易一些，像我这样抱残守缺的人是很少的，老是守着这些东西不舍得把它们变成钱。很简单，我随便找一个拍卖行，那拍卖行还不得乐翻了天？我把东西咣当一卖全变成了钱，我不就是大财主了嘛。
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你随便卖点东西你就会过得很好，干吗非要守着它呢？守着它有啥用？！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我是怎么想的。
梅 辰 把东西都卖了，您就没有精神寄托了。
马未都 有啊，精神上也不光是这一个啊，我可以干点别的嘛。
梅 辰 您的意思是说您愿意把收藏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而非职业。
马未都 对，我愿意把它作为一种爱好。当把它作为一项事业时人是比较痛苦的，你获得的乐趣会降低，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快乐。当你把它当作一件事去做时，真是非常辛苦，尤其是当我们做的这件事跟社会制度发生冲撞、不是很顺应这个制度的时候就更痛苦，因为这个制度没有给你提供这个空间，或者说它是慢慢地给你提供这个空间，而不是在你想要的时候它就已经为你提供好了的。你比如我最早申请办博物馆的时候，根本连批都不批，还不是说要具备什么条件？或是有什么条件的限制？根本就是不批，现在能够接受申请了，但又有很多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对我们来说有的好，有的干脆就是坏条件。
经纪人难做
梅 辰 您刚才说做实业的人搞收藏相对比较容易，其实如果您做艺术品经纪人的话也相当于是一个企业，同样可以以商养藏嘛。
马未都 艺术品经纪人对我来说它与我的事业发生冲突。那就没意思了。
梅 辰 怎么会有冲突呢？您又不是经纪自己的藏品，您只是帮人经纪、替人掌眼嘛。
马未都 我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艺术品经纪人的事儿，很多时候它就会发生冲突。比如，我的一个客户，也是我的一个很不错的朋友，我帮他买东西。当时买了一批东西回来，我说“你先挑”，其实你说我愿不愿意我先挑呢？当然我愿意我先挑，我当然愿意把那个最合适的，也谈不上好坏，主要是最合适的东西我先挑出来，但问题是这样做对别人是不公平的，我是用他的钱为他做事，因此首先从内心我得公平，我得让他先挑……很多年以后，他对我说，他对我的信任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古玩这行很容易不让人信任，一件东西到底多少钱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尤其当他是个外行的时候，他是不知道它的价值的。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取得别人的信任已经是以己之利克社会之利了，整个社会都存在着信任危机。你想取得他人的信任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大部分人首先会防着你，尤其是在古玩行业，在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其价值的前提下，首先要防着你这是正常的。那么当你面对一个生人，一个你不了解的人时，你就需要做大量的努力，要做大量的无用功，很唆，很麻烦。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很多贸易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没有诚信。这就是我说的是整??社会所付出的总体代价。
梅 辰 作为经纪人，对别人而言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而对您来说却割舍不了您对这些东西爱不释手的那份感情，因此您很痛苦。
马未都 对，别人他不喜欢东西，卖了，拿走了，无所谓。我就会很痛苦。
梅 辰 如果您总是只进不出，时间长了必然会感到收藏的压力。
马未都 世界上的一些大藏家，一般都是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委托经纪人去做，中国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藏家还非常罕见。因为委托经纪人他要付很多的费用，我们大部分的藏家都宁可自己吃亏上当，也不愿意付这笔经纪费用。在西方这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当他做出一个决定时，就已经想到要付这笔费用了。
梅 辰 以您的名望，那些藏家应该不会吝啬这笔经纪费用吧？
马未都 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往往是一开始他都是愿意付费的，心甘情愿付的，因为他跟你不熟、不认识嘛，但时间长了，大家做成朋友了，他觉得付你经纪费就别扭了，你自己收着也觉得别扭了。
梅 辰 到底是人家付的别扭，还是您收的别扭？
马未都 双方都别扭。就觉得挺好的朋友你帮他个忙，不好意思收费了，就是说不认为这无形资产值多少钱。你说这无形资产值多少钱？
梅 辰 我不知道会计学上如何计算无形资产的价值，但我觉得肯定得包括创造它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
马未都 其实，我所有的无形资产就是我的时间，是我耗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才有了这个眼力。如果我不做这些事，我做一件很具体的事，那我这些无形的资产早就变成有形的资产了。
我们因为是从一个很贫穷的年代走过来的，因此大家都对非常物质的东西有感觉，好像觉得我给了你钱，我就得有一个感到沉甸甸的东西拿在手里，我才觉得值。一旦我付钱所买的这个东西是虚化的，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就好像把钱丢了一样。比如，过去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愿意付律师费，都觉得很痛苦，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有一年我在美国，我去咨询美国律师一个问题，他的桌上就放着一个计时器，我看到它后就觉得心里特乱，然后那律师就说“现在开始”，随手他就按下了那个计时器，我顿时觉得我想问的问题全都没了。
特别不适应。
我们真的就是不愿意为无形的东西付钱，我们不接受这些，现在有点愿意付无形资产费用的就是律师费了，因为你不付不行，你不交钱人家不理你！而像我们这样的艺术品经纪人是完全靠眼力生存的，因为文物的鉴定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以目鉴为主，全世界都是用目鉴的方式，还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前提下，无形资产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人愿意付这笔钱。
梅 辰 按劳取酬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人家律师就很坚定——不付酬就不接待你。
马未都 我是坚持啊，但是坚持有时候会弄得很痛苦，坚持到最后就变成你这个人不近人情，就由一个经济行为上升到了道德层面，那你这人不就没劲了吗？！说：“咱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嗬！越来越生分了。”
很多事儿说着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
梅 辰 人们的观念也在逐步地转变，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经纪人职业了。
马未都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吃吃喝喝的文化，彼此不分的文化。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文化问题。中国历朝历代对经纪人都没有好印象，过去中国人管这类人叫掮客，也叫牙人、牙子。过去有句老话：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牙人排在脚夫之下，足见地位之低。牙行在过去是一个行当，说这人上下牙一碰生意就成了，这其实就是经纪人的润滑作用。中国过去商业不发达，跟歧视经纪人极为有关。（梅：80版的《新华词典》上对“掮客”的解释是：“旧社会替人介绍买卖，赚取佣金，进行中间剥削的人。”整个就是个贬义词。）
梅 辰 您希望怎样？
马未都 我希望是一个经济行为，一个对等的行为。比如说，一个大公司，中石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简称）或者中石化（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简称）想做一个博物馆，它委托我来做，它是大企业，我是它的顾问，在地位上我们是不对等的，那我收费理所应当，它舒服我也舒服。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国家这种地位上不对等的经纪行为几乎不发生，发生的都是对等的情况。比如，一个公司的老板作为私人来找我，那说起来我也是一个博物馆的老板，我们俩身份上的差距并不大，我在文化上强势，他在经济上强势，大家都差不多，因此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情义之中，很难弄。
梅 辰 我以为您说再重活一回就不做这行了，是因为这行做得特别辛苦。
马未都 那倒不是。做哪行不辛苦？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啊！
梅 辰 关键是它还牵扯到道德问题。
马未都 对呀，这就很麻烦。它跟一般的经济行为不一样，它会有许多其他因素掺进来，而且有时候还会发生误解，这种误解对我来说就比较痛苦。我觉得我从内心来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人，但社会不给我这机会，非把我弄成一个不公平的人。而且很多东西（文物）确实无法确定它的价值，既不知道它现在究竟值多少钱？也无法估计它将来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都无法确定更甭说别人了。东西买对了，将来很值钱，客人会非常高兴；如果买错了，客人心里就会犯嘀咕，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就又上升到道德问题上去了。
梅 辰 没法玩了！
马未都 所以我才觉得古玩这个行业特别适合个人去闲玩，不要把它当成具体的事儿，如果要当成一个具体的事儿，那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财团支撑。你比如，像日本的出光集团，它有三个美术馆，那么当它做出一个决定后，具体的事就由经纪公司、经纪人去做了。再比如，哈默，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他当时想做一个艺术馆，那马上就有人去做。这样就比较轻松，大家去做就行了，也不涉及道德啊什么的。我们的国情是这些事情常常涉及到工作以外的很多事儿，严格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
链接
日本出光株式会社：日本最大的石油集团之一，创立于1911年。在日本拥有近六千家加油站，遍及日本各地。为世界500强之一。
梅 辰 您的眼力在业内也是很有名的，您给别人掌眼收费吗？
马未都 生人是收费的，朋友之间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熟人不好意思收。如果你跟朋友之间老谈钱的话，那么中国人就会认为朋友做不成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梅 辰 所有的生人都是一回生，两回熟，最后您就成雷锋了。
马未都 呵呵，我给生人掌眼，也是我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第一是保持了我对社会了解的一个强度，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我大量地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社会的一些走向。“社会上什么东西开始有人作假了”，“什么东西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我就会慢慢地清楚。我需要归纳社会中作假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因此我必须保持一个对外鉴定的强度。我要看社会，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梅 辰 大家都认为您很有钱，不在乎这几百块钱？
马未都 他们不认为我需要很多钱，他们觉得你一个大财主怎么还会收我这几百块钱呢？他们心里会很难受，但是他们不知道每一个几百块钱对我来说、对于维持一个博物馆的生存来说都很重要。很多人拉着朋友走到博物馆门口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希望免门票、免费参观，这样的人很多。其实，我们博物馆的门票目前只有五十元钱，贵吗？五十元钱都是亏损的。
梅 辰 有的时候人们会有这样的心理：认识老板怎么还用买票？
马未都 我觉得购买门票是对文化的一种尊重。我前两天去首都博物馆参观，我是绝对可以免费参观的，我带着朋友也是一样可以免门票的，随便找个人我不就进去了吗？但我仍然是买票参观。自觉地买张票不就完了嘛。
我就这性格
梅 辰 有一些鉴定家在面对赝品的时候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不愿直说真假，您好像从来不避讳这些。
马未都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专业素质以及你对社会的态度问题。我认为拐弯抹角是没有意义的，我要对我自己的专业负责。如果我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人家可能出去会说“马未都说这东西是真的”，结果那东西明摆着是假的，人家会质疑我的专业水平，因此一般我都是说：“你要是信任我，我就是这个鉴定结论，要不然你可以不信。”
梅 辰 那些鉴定家也未必是把假的说成真的，只是不置可否，不表明态度。
马未都 那不是我的人生态度。如果是假的，我肯定直接就说了。我的人生态度就是这样。
我们很多文物专家，咱不说是谁，因为我怕你给我写书里，得罪人。（梅：写完了您先看，把那些得罪人的、不该说的都删了去。咱现在先想哪儿说哪儿）……有些所谓的大家给人作鉴定从来不说真假。他为什么不说？??为他心里没底，一个心里有底的人不可能不说。假如我是一个医生，拿过X光片一看，我立马就告诉他：“你就是一典型的肺炎！”我还用得着拐弯抹角地说：“你先回家养养？我再研究研究？”我犯不上！一目了然的事儿干吗还藏着掖着？！看不明白的、心里没底的说话才模棱两可呢。
有的专家实际上就好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各种客观因素给忽悠到浪尖上去了，不知道的人一看，“嗬，够酷，还会冲浪呢！”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要不咱就在电视上找个专题PK一下，你就能看出高低来。
（附：一次与王刚老师聊起马未都先生，他说：我第一次认识马未都先生是在我主持的栏目里，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朋友》的时候。那天的中心朋友是张铁林，张铁林把马未都请来了。我听说马先生要来，就特意去潘家园地摊买了一件东西。我记得特别清楚，摊主说是清代中期淡描青花的一个碗，摊主要价五六千，我花了三千块钱买下。因为我自己拿不准，同时我也想考考自己，因此我就把它带到现场去了。在现场我就把它拿出来了：“很荣幸这回跟马先生见面了。我带了一样东西，请您给掌掌眼。”马先生当场就说：“这东西，看新。”我心想：“哦，不对了，买错了。”不过我当时挺高兴，为什么？我说：“马先生，我很喜欢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一般情况下，有的人会说我看不好啊什么的，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但是您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这样直接说出来，其实您得罪了两个人，第一您得罪了我——眼力不好啊，我面子上挂不住；第二您知道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呀，是谁给我的？还是谁卖给我的？您又得罪了他。这些您都不怕，我挺喜欢您这种人。就这样一来二去地就跟马先生认识了，越来越熟……然后我们就一块逛地摊，逛古玩城……）
梅 辰 专家的名气越大，说话就越谨慎，有的时候也是为名气所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