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件事跟匈奴有关。当时有五个匈奴贵族叛变匈奴，投降了汉朝。景帝在兴奋之下就想封这几个匈奴的叛徒为侯爵，以鼓励其他人也来投降，但周亚夫反对。他说：“如果把这些背叛本国、前来投降我们的人封为侯爵，那以后我们对子民的教育该用何种方式？我们将如何处置那些背叛我们的国家而叛逃到匈奴去的人呢？”
景帝听了当时就很生气，说：“你还真是个榆木脑袋，没有一点灵活性。”这无疑就等于羞辱与咒骂了，在羞辱与咒骂后，景帝还非得与周亚夫对着干，将那叛逃过来的五个匈奴人封了侯。
周亚夫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称病辞职。景帝大怒，当即就同意了他的请辞。三年后，周亚夫被景帝以阴谋处死。
据说，周亚夫年轻的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他：“你三年以后被封侯，封侯以后的第八年你要出将入相，掌握国家的最高权柄，在满朝文武中至高无上，但再过九年你将被饿死。”结果就是，周亚夫的兄长因犯罪而被朝廷剥夺了父亲周勃的嫡系继承人资格，他成了周勃的继承人。接着就是因平定吴楚之乱有功，位任丞相，权倾朝野；最后又被下狱，愤怒地绝食而死，其命运与相面者所预言完全相符。
如果这不是传说，那么至少后人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明显以命运来解释了周亚夫的人生。让我们再回到晁错身上来，二人的命运共通，都为帝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都死在景帝的阴谋之下。
但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帝国，死上两个人才无关大局。他们都是在完成流传历史的伟大功绩后被杀，如果这不是熬中药法则在作祟，那就是景帝的刻薄寡恩已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
政客未必死于政治，但英雄永远将死于政治。无论是晁错还是周亚夫，在帝国的长河中都不过转瞬即逝。他们的责任只是贡献自己，为帝国扫平道路。仿佛是一枚棋子，帝王之所以给予过多的恩宠不过是为了让他前进并取得胜利。帝王政治要的是结果，而晁错与周亚夫很不幸地处在无关帝王痛痒的过程中。
四
晁错的治国理论是全面而缜密的，在对外关系上，晁错的一系列建议都得到了帝国的支持，并且影响深远。
晁错在帝国与匈奴的关系上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军事思维上进行了彻底的改变。帝国初期，和亲政策虽然受到大多数人的鼓励，但其不稳固已经显露无遗。晁错并没有在和亲政策的是否稳定上大做文章。用他在文帝时期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汉匈必有一战。即使不是出于帝国的开拓，只为高祖皇帝白登之围、多年来匈奴的肆意凌辱帝国，就必须要有复仇的决心，就必须要复仇。
那么，如何来打赢这场仗？晁错的眼光是相当独到的。他虽然不是军人，但却比军人更懂得运筹帷幄，更知道如何决胜千里。想要击败匈奴，所有的一切都该抛在脑后，第一要务就是要发展军队建设。在晁错的建议下，帝国中央军由义务兵改为职业兵。晁错深知，以中原农民为主组成的汉军，若要与骑在马上的匈奴骑兵相抗衡，就必须要是职业兵。在他的提倡下，帝国建立了完备的职业兵制度，精选边地农家子弟为兵，以20年为服役期，世袭服役。这些人享受着帝国赐予的优厚待遇。如此一来，就在国内建立了许多以农民家庭为主的世家服役兵家族。而被挑选的这些世家兵的家族，他们长年生活在边境地区，对匈奴骑兵的战术相当熟悉，尤为重要的是，这里面大多数家庭都曾受到匈奴的骚扰，他们与匈奴有着血海深仇，求战意识极强。而根据世家兵的要求，许多小孩子自小就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反击匈奴为终生信条。这无疑就是匈奴的习惯。
在晁错的力主下，汉帝国后来建立了一支全新的拥有超强战斗力的大规模的常备军。汉帝国的军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尤其让人很欣慰的是，无论谁是将领，如果不是庸才，这支军队都能保持着超强的战斗力。
保持超强的战斗力并不代表在战场上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晁错认为，取得胜利最关键的原则是，杀人一万，自己却毫发无损，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匈奴擅长骑兵，帝国自然也要建立一支骑兵队伍。帝国的骑兵之所以弱于匈奴，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战斗力低；第二是马匹少，第三是战术观念落后。第一个原因可以用职业兵制度来解决。而马匹与战术观念问题却需要新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改革之一就是“胡服骑射”，赵国所以能从四战之地一跃而成为中原一大强国，全在于这种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在晁错的建议下，文帝曾下诏实行马政，鼓励民间养马，由此使帝国军队拥有了充足的马匹资源。然而中原马匹与匈奴马匹质量并不相同。晁错自然有办法，他提出建议说，帝国可以每年用大量的金钱招募匈奴牧民南迁长城屯垦，帝国答应这些人可以赐予他们大量的土地和金钱，而他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帝国训练骑兵。另外的辅助手段是运用各种渠道从匈奴购买战马。
然而，想要把这种计划付诸实践，绝对是一件难事。在当时的帝国，仇视匈奴者与鄙视匈奴者比比皆是。帝国臣子们认为，匈奴的所有都不值得去模仿。他们本非我族类，大国心态此时已显露无遗。晁错能力排众议，取得大多数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帝国人士同意，其说服力可见一斑。
晁错当然不仅仅是浮光掠影地阐述自己对匈奴的复仇思想。他的思想具体到每一点。他当初向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孥衣，劲弓刺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无疑，这就是许多年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鼻祖。晁错的意见很明显，即采用匈奴擅长的骑兵战法去抗击匈奴。在战斗时所用的兵器上，晁错也给出了建议，“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所以，汉帝国后来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早已经将不利于骑兵劈砍的剑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戟，它与矛并用。骑兵用戟，步兵也用戟。
上述所讲的就是“屯戍”，而晁错的“移民实边”更为帝国将来复仇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移民实边”的理论基础如晁错所说的这样：“人之常情，如果没有相当的物质支撑，就没有办法长久安居于一地。例如目前在长城边地的臣民，没有相当丰厚的俸禄、利益，是不可能长久定居如此危险、艰难的地方的。如果将能够抵御胡人长驱直入危害内地的国家人财物力，用一半在边疆，让县官用这些来招徕、安抚居民，就可以让当地居民邻里社区相互救助，面对胡人侵略时也不畏惧逃跑。并不是因为忠诚国家之类道德使他们可以这样勇敢，而是因为他们希望保全亲戚、获取当地丰厚财富。这样的实边移民，与远赴边疆戍守且不熟悉当地自然条件、害怕胡人南侵的中原士兵相比，效果就好得多了。因此，在陛下当政的时候，如能以丰厚禄利招募民众充实边疆，让远方从此没有了轮流屯戍的任务，而边疆居民父子相保也没有逃亡蛮荒之地或者被胡人掳走的担心，如此一来，政策的巨大效益传承后代，皇上的仁爱美名遍及当朝，就比秦朝以来那种驱赶怨怼的内地居民去保护边疆的办法好多了，那简直是天渊之别啊。”（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说的就是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尤其是在相对艰苦环境下也要做到安居乐业，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考虑公众正常心情状态下能够实现安居乐业的、相“匹敌”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
而这一切似乎都在晁错的预料之中，可他却无法预料自己的命运。这不得不让我们为他和这个帝国感到可悲。事实上，就在晁错殚精竭虑为帝国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多方考虑的时候，帝国的领导者却将他推进了深渊。
我们应该记得晁错刚出道时向文帝所上疏中的一段话：“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技艺过人绝远，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
他似乎错误地预料了景帝这位“未深知术数”的阴险之徒，也许，即使在他临死前，他始终都把景帝当成是一个仁慈的皇帝，一个自己的宅心仁厚的徒弟。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死在这样一个徒弟的阴谋之下。
太多的人都在讨论晁错。
距他不远后的西汉帝国名士扬雄就说，他非但未能杜七国之乱于未发，反而促成了大祸，实不可取。宋朝人何去非也很认同这种观点，他说：“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智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他认定，晁错“愚也！”明人张燧认为，“亟削则必反，缓削则可以不反。濞以壮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宽之数年，濞之木拱，则首难无人。七国虽强，皆可以势恐之也。错不忍数年乏缓暇，欲急其攻，而踯躅为之，身殒国危，取笑天下。俚语曰；‘贪走者蹶，贪食者噎。’其错之谓耶？”他的意思是说：晁错说“早削则早反，缓削则缓反”于是便一腔热血地鼓励景帝赶紧削藩，结果惹出祸来，又束手无策，只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张燧认为，其实早削早反是对的，不过缓削则不太可能反。因为从七国之乱发生的始末来看，为他们搭台的是晁错，而唱戏的主要是吴王刘濞。其他的诸侯国，之前削他们土地的时候不敢说什么，而之后叛乱的时候也没能成多大气候。而造反时的刘濞已经六十多岁了，如果景帝先不要动他，等他死了，这场叛乱就肯定闹腾不起来了。所以，张燧最后说，晁错这是“贪走者蹶，贪食者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把嘴给烫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晁错虽然死在了削藩提议上，但削藩却是非常有远见的。明人李卓吾就说：“若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强调晁错善为国谋而不善为己谋，承认其智。
晁错是愚是智，我们还真不好说。明人张燧与李卓吾说得似乎都有道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晁错，那么，就会发现，他的确是一个智者，只不过在错误的时间里用上了最高明的智慧而已。结果可想而知，他的下场也就可以预料了。
晁错的智慧主要体现在帝国与匈奴该如何处理好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维护中央集权的矛盾上，前二者并非是使他死于非命的原因，我们放过不需要讨论。如张燧所言，晁错削藩发生在了错误的时间段。自高祖分封同姓王之后，同姓王们大多很老实，吴王虽然与景帝有杀子之仇，但从他在吴国的作为来看，他根本就没有反叛的意图。也就是说，长安政权与诸侯王的关系是很融洽的，长安政权在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突施杀手，对诸侯王进行大剿灭运动。
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诸侯王并非是帝国的主要矛盾，而晁错错误地估计了诸侯王的害处，甚至把潜在危害都张扬了出来。人生在世，不过短暂几十年，今日不知明日事，有谁能预料到几年后的事呢？可晁错偏不，他非要预料，并且把问题极端化。也许在当时的百姓心目中，晁错无疑是伟大的，封国内的百姓往往要交纳比帝国的百姓多很多的赋税，这就容易使他们与晁错产生共鸣。然而，当七国之乱兴起时，真正遭殃的恰恰就是这些百姓。我们不得而知，晁错在运用他的智慧时是否考虑过是为了天下百姓，但他所引起的后果显然却是对百姓大为不利的。
这当然还不是晁错犯的最致命的错误，最致命的错误是，当这个帝国把搞好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时，其他一切事情，甚至包括诸侯王的贪赃枉法、谋反的心思都不是帝国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晁错以智慧搅动了大局，使得帝国有偏向的危险，包括政府与皇帝，自然都绝对不能容许的。他后来被阴谋所杀，从表面上看是文帝的刻薄寡恩与阴狠毒辣，但实质上，在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的汉帝国，像晁错这样擅自更改政策方向的人是绝对不能容许其存在的。
尤为不同的是，晁错还碰上了最阴险的景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