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晁错的这个建议之所以不合情，是因为他在希望景帝亲征的同时，自己要留守京师。也就是让景帝去直面危险，自己身处安全。当然，这不是没有成例。高祖时代，高祖皇帝在外征讨，丞相萧何在后方给予支援。然而，这是帝国的初期，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关系因为种种危机而形成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与政治关系。但景帝时代已俨然不同。晁错不但错误地估计了这种帝王与亲密大臣的关系，还错误地忽视了在景帝这个皇帝下的朝廷政治已与帝国初期高祖皇帝时代截然不同。
在景帝承当皇帝义务的整个时期，太平之年远多于动乱之日。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危机时期政治会幻化为军事，而太平时节则会演变作人身的互相攻击。皇帝自然也不例外，他要处理的问题很多，臣子之间的平衡，后宫的和谐以及他与臣子之间的权力友好。当晁错将政治幻化为军事的时候，景帝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七国虽然雄起，却实在还不足够让自己以军事取代政治。太平时期的皇帝玩的是政治而绝不是军事，所以，他对晁错的建议在思考不久后，立即就有了抵触。他认为，这件事是由晁错引起的，而晁错这个时候居然本该在站到台前的时候退缩，要么就是这个臣子不合格；要么就是这个臣子在跟自己玩政治玩阴谋。
身为皇帝，即使没有超越常人的思维，其权力所带来的思维方式也必将与常人有异。在晁错被诛杀后，一位校尉从战场上回到长安，景帝问他道：“诸侯国听说晁错已死，是否撤军了呢？”这位校尉回答他：“吴王想谋反已数十年了；因被削封地发怒，以杀晁错为借口，其实本意不在晁错，而且臣担心天下士人从此闭口不敢再说话了。”景帝不明白。校尉解释给他听：“晁错担心诸侯强大无法加以控制，所以请求削夺封地以集权中央，这是对皇上有万世之利的，计划刚要实施，竟然被灭族；对内堵塞忠臣之口，对外代替反叛诸侯报仇，我认为您这样做不足为法。”景帝喟然长叹：“你说得很对，我也非常后悔杀晁错这件事。”
事实上，这两个人都是在扯淡。吴王想谋反的说法早已有之，高祖时，在封吴王的时候，就对这个年轻人说，我听说东南有天子气，你背后有反骨，将来不会应验到你身上吧。吴王当时汗流浃背，不过，高祖只是这么一说，而吴王的汗水也只是这么一流。四十多年过去了，吴王除了在经济上有所“反叛”外，在军事上毫无准备。只看他仓促集结的军队，就断定他没有想过谋反，否则，他怎么会在最关系成败的军队上不下苦功呢？
该名校尉还有扯淡的另外一处，那就是将来天下之士不会说话了。读书人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货卖帝王家”，他们不可能因为晁错一人的被杀而放弃他们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如果皇帝一声召唤，他们仍将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长安城下，知无不言，口若悬河。
景帝也在扯淡，他杀晁错不仅仅是因为试图平息七国之乱，而是因为他自认为晁错是想把他置于危险之地，或者说，晁错想要撂挑子不干事了。景帝后悔的并不是杀了晁错，而是杀了他毫无意义，却又落下了一个那校尉所言的不好的名声。这里还有一点点恨，他恨的是，七国居然出尔反尔，没有在晁错死后退兵。皇帝容不得欺骗，这除了无上权威外，还有靠权力而搭建起来的自尊心。
作为叛乱七国的领导者，吴王刘濞本没有造反的心思，但由于晁错在长安城中对其封地的蚕食政策，使他不得不造反。而一旦造起反来，就不可能停止。这不仅仅因为前期对长安军队的进攻取得了胜利，还因为，其野心在这种胜利面前逐步膨胀，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袁盎在晁错死后不久就被景帝派往刘濞军营中，这位当初吴王的国相是否有信心劝阻吴王停止军事行动，我们已不得而知。袁盎当初不过是借机想要除掉晁错而已，现在，他要履行自己的承诺和预言了。然而，刘濞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当刘濞听说袁盎来到军中的时候，笑着跟下属说道：“这个人肯定是来劝我撤兵的。但现在，我已经成为东方的皇帝，怎么可能随便停止这一切呢？”于是，袁盎被囚禁，不久后，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逃回了长安。
在他给景帝的报告中，他刻意地忽略了晁错之死，而是将吴王刘濞的蛮横霸道渲染的让景帝为之动容。他传递给景帝的信息是，吴王是否有谋反的预谋和是否为晁错而来，已经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否在朝中寻找到一位武将，让他来平息这场战争。用袁盎的说法，只需要找到一位勇谋兼得的武将，吴王之流顷刻之间可灭。
然而，在景帝时期，想要找到一位得力的武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汉帝国从开始就中了熬中药法则的毒，一大批在那个时代最有军事才能的武将统统被消除，接下来的是，表面上的太平无事持续了近二十年，即使朝中有武将，也早已经消磨了霸气，没有谁肯寄身锋刃，也没有谁能寄身锋刃。帝国不希望战争，但却不能缺少战争。真正的军人永远出现在战场上，而平时的训练与帝国的教诲绝不可能锻造出一个优秀的军人来。这可能是汉帝国的一大悲哀，在真正的战争打响时，真正的军人却没有出现。早在七国叛乱的消息传来时，景帝就任命了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周亚夫为陆军总司令，令其率三十六位将军前往攻击吴楚联军，又派出多员大将分别攻击其他五国。然而，直到晁错被处死，袁盎劝退吴王失败后，周亚夫也没有在战场上取得让人满意的成果。在与吴楚联军的接触中，周亚夫给景帝的信中大多持保守态度：“楚兵剽悍敏捷，与他们正面交锋很难取得胜利，只有放弃梁国不救，断绝吴楚粮道，这样才可能制服二国。”景帝这个时候居然想都没有想，就许可了周亚夫的建议。
周亚夫这才出兵霸上，采纳了部下的建议，避开设有伏敌之地，绕道蓝田，星夜兼程出武关，经洛阳，进驻荥阳要地。由此控制了洛阳的军械库和荥阳的敖仓，并派兵清除了崤渑间的吴楚伏兵，保障了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
吴、楚二王来到荥阳时，多次向周亚夫挑战。但周亚夫坚闭城门而不出。暗中令人率领一支轻骑兵出淮驷口，插入敌后，断绝了二国的粮草，阻截了他们的援军。不久后，周亚夫出击，将已经无援兵与粮草的二国击败。紧接着，其他五国也宣告失败，为时不到三个月的七国之乱在帝国铁拳的打击下，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周亚夫对汉帝国而言，可谓有再造之功。然而，十年后，周亚夫就被景帝用阴谋而杀掉。帝国在景帝时期的一文一武，其所得到的下场居然如此相似。景帝的寡恩可见一斑。
周亚夫凯旋而归后，被景帝任命为丞相。此时，距晁错死亡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周亚夫很为当初不敢反对晁错的削藩主张而懊悔，如今，他却要感谢已经死掉的晁错，如果不是晁错的削藩而引起了七国之乱，那么这位被文帝认为是最有匡扶之功的军人可能将永远被冰封。但他似乎永远也没有想过，为帝国立下赫赫之功的他，将来的下场也将是熬中药法则的牺牲品。
公元前143年，冯敬还没有死，晁错已经死了九年。这年的八月，景帝请已经辞掉丞相之职的周亚夫吃饭。在饭桌上，景帝故意在周亚夫面前放了一大块肉，既没有切开，也不放筷子。周亚夫心中很是不快，回头请身旁管理筵席的人给他一双筷子。景帝却凝视着他，笑道：“有肉吃还不满意？”周亚夫听出了话中带有血腥味，连忙叩头请罪。景帝冷冷道：“起来。”周亚夫哪里还敢再坐，几乎一路小跑出了宫殿。景帝一直看着他退出御殿，才说：“瞧他那闷闷不乐的样子，可不是将来幼主（指刘启的儿子刘彻）的臣属。”
杀机已显，周亚夫明知却不能做任何的准备与反抗，这就是帝国政治。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不久之后，周亚夫的儿子为了给周亚夫准备死后陪葬的东西，向营造署购买了作废的盔甲、盾牌500件，在找了一批人搬运后，却分文未付给这些人工钱。这些工人在讨要未果后，极为愤怒，他们向朝廷揭发周亚夫的儿子私买国家武器。等不及的景帝立即下令侦察。事情爆发，周亚夫必须要受到牵连。景帝派官员审判周亚夫。周亚夫当时已经愤怒至极，他拒不回答。首先是儿子的错误，在他看来，购买作废的兵器等于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根本不可能触犯法律。况且，周亚夫知道皇帝要向自己动手，自己说话或闭口不言已经于事无补。
景帝在得到周亚夫闭口不言的消息后，冷冷一笑：“还用得着口供吗！”于是，审讯官就直接问周亚夫：“你为什么叛乱？”周亚夫回答：“我儿子买的东西全是坟墓里用的葬器，怎么叫叛乱？”审讯官阴冷地笑道：“你纵然活着不在地上叛乱，死后也会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哑口无言。恐怕只有在帝国皇帝这种善于玩阴谋与卑鄙手段的人那儿，才会出现这样的判词，才能出现这样的审讯官。
周亚夫虽然经受了无可名状的侮辱，最终也没有承认自己谋反，在绝食五天后，他大口吐血，死在了监狱中。
再有一年，就是汉帝国建立六十周年。可惜的是，周亚夫并没有看到。
周亚夫为什么必须要死？这与政治有关。事实上，他的命运早已经与晁错的削藩主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不杀晁错，周亚夫就不能登上帝国的最前沿，如果不是在最前沿，他就没有资格与责任对下面的诸多事件采取极端的手法，从而导致了他的死亡。
第一件事发生在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周亚夫在吴国猛烈攻击粱王刘武、刘武在频繁发出求救信号时，居然置之不理。就在战争阶段，粱王刘武已经多次向景帝控告周亚夫见死不救，这位始终坚持站在景帝一边的诸侯王对周亚夫的控诉在战争结束后仍旧不能停止。他曾多次在母亲窦太后和兄长景帝的面前数说周亚夫的不是。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窦太后从一开始就站在小儿子梁王的立场痛恨周亚夫。要知道，周亚夫欲牺牲粱国的计划是被景帝同意的。可时移事往，景帝在后来也和自己的母亲、弟弟站在了一起，对周亚夫当初的行径厌恶痛恨起来。这自然也是皇帝政治，皇帝身边围绕着的永远是女人与亲戚，而绝对不会是大臣。
第二件事发生在前151年，周亚夫当时反对景帝废太子刘荣。刘荣是汉景帝的长子，两年前被景帝立为太子。但刘荣的生母栗女士却并没有被立为皇后，仍是一个普通妃子。这要从景帝原来的薄皇后说起，薄皇后是景帝祖母薄太后的亲属，景帝对这位皇后非常不喜欢，所以在薄太后死后，立即就将薄皇后废掉了，却没有立新的皇后。栗女士的品德不怎么样，后来又发生长公主刘嫖想为自己的女儿阿娇向太子刘荣求婚，而这位栗女士给予了坚决的拒绝，这就使得长公主刘嫖与后来的汉武帝之母王夫人联合了起来。二人一起在汉景帝面前极尽挑拨诬陷，最后使景帝大怒，废掉了栗妃，同时也废掉了太子刘荣，而改立王夫人为皇后，改立王夫人所生的刘彻（汉武帝）为太子。用贾谊的话说，太子乃立国之本，不能轻易废掉。时任丞相的周亚夫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他立即向景帝发难，认为废太子一事还有待商榷。众所周知，景帝为人刻薄寡恩，一旦他决定了的事是不可能更改的。所以周亚夫不但没有劝阻住他的行为，反而还遭到了景帝的厌恶。
大多数帝国的皇帝都认为太子之事是他的皇家事务，丞相掌管政府，对皇家事务的干涉就证明其不务正业。尤其当反对者所言是真话的时候，这种厌恶就更为变本加厉。周亚夫在遭到景帝憎恨的同时，还招来了王皇后、皇太子（汉武帝），以及景帝之姐大长公主的恨，
第三件事发生在前147年，离周亚夫死还有四年的时间。当时，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很伤心自己的兄弟没能在自己当皇后时及早封侯，等到窦皇后当了太后再想封其兄弟为侯时已经晚了，其兄后来遗憾地死去。所以，这位老太婆为儿媳王皇后之兄王信提出此事，目的是为了改善当时她与儿媳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丞相周亚夫极力反对。他对景帝说：“想当年高皇帝曾做出规定，不是皇帝刘姓子孙，一律不得封王；没有在战场立有战功的，一律不得封侯。谁要是不按规定封了王或是封了侯，那就全国上下都起来讨伐他。今天王信，他虽然是皇后的兄长，但他没有在战场立过功，封他为侯，不符合当年高皇帝的规定。”景帝不可能违背祖宗宪法，所以就没有答应太后的要求。这件事对于景帝而言毫无关系，对窦太后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对王皇后可就不是小问题了。因为被推荐封侯的人是她的哥哥，她的哥哥没有被封侯不要紧，要紧的是，这里存在一个面子的问题。所以，王皇后对周亚夫的憎恨又深入一层。在帝国的姻亲政治传统下，他遭遇到了皇室最主要几位成员的不喜欢，其结果已经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