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与钱纳里模型相比，相当于人均GDP500美元（1964）的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产业与就业结构偏离度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偏离度有较大的差异。标准模型中的第一产业（即农业）偏离度较大，为－19.3，而第二、三产业以第三产业较大，为15.7，第二产业只为3.6，这也说明了工业与就业结构的合理性。但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情况并不是如此，第一产业偏离度为－20.4，与标准型相近，而第二产业相差很大，偏离度达到11.1，第三产业偏离度为9.3。这表明第二产业在就业方面还有很大潜力，还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力资源就业，所以第二产业还处于较大的上升发展阶段中，即为工业化中期的前期阶段。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对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仍然是就业的主要行业，同时第三产业也表现了较强的增长势头，为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准备了条件。虽然从经济发展水平看，2002年长三角都市圈属于钱纳里划分标准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但从就业结构看，长三角与对应的钱氏标准差异极大，尤其是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大大低于钱氏工业化中期阶段标准，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都比钱氏的标准要高很多。
见，长三角地区毕竟是个大都市圈而不是一个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国情的支配，它在这个阶段的GDP结构和就业结构有明显的特殊性，钱氏模型对长三角来说没有普遍适应性，必须从现实出发对2020年之前的就业结构进行设定。大致说来，长三角都市圈处于钱氏模型工业化中期阶段向发达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其就业结构的变化可能与美国20世纪70至90年代相近。因此，我们也可以根据本区域特点，结合钱氏模型和美国70至90年代变化的情况，对长三角未来就业结构进行预测。
区域经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在产业结构上就是第一产业比重降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而第二产业是先升后降的过程。与世界其他发达地区相比，长江三角洲仍然属于中低收入地区，并且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与美国相比，从人均收入来看，相当于它在1974年的收入水平，大致落后20年。如果依据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15年长三角可以进入发达地区行列，2020年达到发达国家高级发展阶段水平。按购买力平价指标计算，2002年长三角地区人均GDP为5258美元（户籍人口），而世界平均为782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第五章 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变动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1 44／ 也达到5800美元，虽然在人均收入上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其产业结构却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较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方面。长三角2002年产业结构是6.0：52.1：41.9，而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为9.1：33.9∶55.9，即使与低收入国家相比，第三产业也是属于偏低的，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为45.7%。因此，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从行业角度上看，主要是第一产业人力资源向二、三产业转移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跃迁及二、三产业内部优化问题。
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人力资源行业转移与优化配置
一、托达罗模型与农业人力资源转移
（一）托达罗模型及其修正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
最早最典型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这篇论文被认为是“第一篇全面论述经济发展问题的专着”。文中他将一国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由于劳动边际收益率高低而引发了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同时城市工业部门因为高劳动生产率和流入劳动力的低工资获得巨大的超额利润，不断地扩大工业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为止，这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告完成。同时，他还建立了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式，后来经过经费景汉与拉尼斯发展成“刘易斯-费-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式（The Lewis‐Fei‐Ranis Model）”，刘易斯模型是以城市“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的。但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实际情况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但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显然，这种以发达国家的旧经验为依据的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其难以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鉴于这一情况，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1969年发表的《欠发达国家中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的模型》论文中提出以农村人力资源进城所获“期望收益”大小来解释这一问题，这就是“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基本模型：
基本思想是农村人力资源迁移是人们对预期城乡收入差距［d（t）］的反应，它等于现代工业部门某年的实际工资率［w（t）］与就业概率［π（t）］的乘积再减去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Y R （t）］，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规模［M（t）］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即：
（1）人力资源转移总量模型
d（t）＝w（t）π（t）－Y R（t） （1）
M（t）＝f［d（t）］，f′＞0（2）
托达罗“就业概率”的定义为
π（t）＝γ·N（t）
S（t）－N（t）（3）
其中：γ 为现代部门的工作创造率；N（t）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S（t）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即分母为不在业劳动力。不在业劳动力包括失业人口和不愿参加就业的劳动力；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γ）等于工业产出增长率（λ）减去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ρ），即：
γ＝λ－ρ
（2）单个人力资源迁移决策模型
υ（o）＝∫n
t＝0
［p（t）Y u（t）－Y R（t）］er·t d（t）－C（o）
其中：r表示贴现率；C（o）表示迁移成本；Yu（t）、YR（t）分别表示t期城市和乡村的实际工资率；n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r表示贴现率，托达罗把它解释为反映迁移者的时间偏好程度；p（t）是t期前迁移者找到工作的累加概率。p（t）与π（t）关系有：
①当t＝0时，有p（0）＝π（0）；
②p（1）＝π（0）＋［1－π（0）］·π（1）；
③p（t）＝p（t－1）＋［1－p（t －1）］·π（t）；
④p（t）＝π（0） ＋i
i＝1
i＝1
j＝0
［1－π（j）］
由p（t）的含义可知，当其他因素不变时，一个迁移者在城市里待的时间越长，他就业的概率越高，从而预期收入的贴现值也就越大，即M＝f［V （0）］。因此，托达罗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力资源迁移规模继续增大的主要原因。托达罗在分析这一模型中，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由于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将导致城市预期工资水平上升，使得更多农村人力资源流入城市。因此，增加城市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失业问题。
（2）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只有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减少农村人力资源流入城市的引力，提倡适当控制农村人力资源流出。
（3）不应过分地扩大中、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农村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所预期工资收入越大，就越向城市流动，从而加重城市失业问题，也容易产生“知识性失业”，导致严重的知识浪费和知识贬值。
托达罗模型对城市已经存在较为严重失业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还继续流往城市的问题上，给出了较为满意的回答，但是其他几个问题与中国以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不太相符的，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缺陷。
托达罗缺陷与修正：
（1）托达罗模型中的就业概率与农村人力资源在城市等待工作的时间成正比，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会在城市里等待。而实际上，当进城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时，在较短时间内一般会返回农村。
（2）工资率的市场化未能很好地反映出来。尽管模型中提到了收入差距与工资率的关系，但是工资率与人力资源数量的关系还未得到反映。根据微观经济学劳动力供求理论，城市劳动力供给增加，则均衡工资W （t）下降，预期收入减少，当f′＜0时，迁往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减少。
（3）只考虑了迁移成本C（0），未考虑生活成本。迁移是否发生，对农村人力资源来说，最大的阻碍是城市生活成本，而不是交通等迁移成本。因此，托达罗模型中应该加上城市生活成本，则其模型可以改为：
其中，Ct′表示迁移者在第t期的生活费用，r表示贴现率。
（4）农村家庭劳动力之间具有很强的替补性，农民进城其家庭收入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Y R（t）＝0。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的实际工作时间很少，中国农村一般实际劳动时间低于30%，人多地少的地区甚至低于10%（周天勇，2001）。而农民劳动力收入，是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农村范围内总收入的分摊。因此，一个家庭中的一个劳动力外出打工，可由家庭其他成员替补他的工作时间，所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其机会成本C很低或者为零。这就大大地降低了迁移成本，使迁移流动可能性提高。
（5）托达罗提出“不应过分扩大中、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这样将冲击城市就业，这一论断也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存在的最大矛盾是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文化教育素质低下的问题，这是致贫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利用托达罗模型及有关结论时应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把它转化为适合我国国情的需要。
（二）长江三角洲农村人力资源再转移
根据托达罗人力资源迁移理论，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人力资源发生迁移流动的主要原因。2002年，长三角城乡收入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以地级市为单位统计的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2倍以上，其中相差最大的是台州和舟山，为2.5倍，同时经济发展程度越低，城乡差距越大。因此，长三角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流动趋势还将长期存在。
从农村人力资源人均耕地占有量看，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农村人力资源面临着巨大的转移压力。据2000年“五普”资料显示，长三角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543.24万人，占总量的30.98%，耕地5286.0万亩，劳均耕地非常低，每个劳动力平均只有3.4亩，低于全国4.3亩的平均水平。如果以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7.5亩土地标准计算，只需劳动力704.80万人，即剩余838.44万人，占第一产业总从业人员的54.33%。1990-2002年，户籍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总量比重年均下降0.62个百分点，以此计算，今后每年还必须转移30.8万人（按从业人员总量不变测算），长三角16市平均每个城市每年转移约2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必将给长三角农业，以致其他各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
另外，还出现一个外来人力资源替补长三角本地农业人力资源的问题，即本地农业劳动力转移后，留下的职位空缺由外来劳动力填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使农业人力资源转移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有专家认为农业人力资源转移与否，并不是由城乡收入差距决定的，而是由非农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决定的。“收入差别虽然在劳动力转移减少的不景气时期会扩大，但其变化对劳动力转移量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收入差别的存在不过是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日］南亮进，1989）。”因此，如果这一论断成立，则农业的长期稳定性可以说是历史的偶然，当经济增长率高，就业岗位增多时，农业劳动力必然减少。因而农村人力资源向城镇迁移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