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力资源空间合理性评价
一、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意义
所谓“人力资源配置”，就是根据社会、经济、事业等的发展目标和要求，结合资源本身的特色和优势，在最大限度地提高使用效率的原则下，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人力资源所进行的调控过程。最主要的配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市场配置”；另一种是“计划配置”。这里所指的是“市场配置”，它对经济、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取决于人力资源中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源配置的有效程度，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将极大地阻碍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在我国，人力资源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源结构的不合理、产业分布的不均及地区分布严重不平衡等。同时，由于社会、体制、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导致人力资源流动性差，人力资源配置形成刚性，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效率。西方很早就进行了人力资源的研究，但是其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从教育投入角度对人力资源进行投入-产出的研究，如非常着名的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就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而对于较宏观的人力资源配置对产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除了人口迁移、流动和职业转移等之外，其余就很少涉及了，因此进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或错置，必然会降低人力资本效率，正如舒尔茨所说，“一种错置的资源就无异于配置的是一种低生产率的资源”。同时，人力资源具有时效性，不像其他资源一样可以储存，闲置是一种浪费，并且也还存在折旧问题，闲置会带来人力资本的贬值，“当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时，人力资本便会退化”。资源无效配置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率的市场价格。配置人力资本的是人力资本的市场价格机制，“薪金即意味着价格，它们隐含着市场规律。……作为对该市场上薪金的一种反应，人们会在国家之间进行流动，因此有些人力资源的配置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缺乏有效率的市场价格是资源无效配置的原因，“由于缺乏有效率的价格，资源的错置便蔓延开来”。人力资源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分割，地区封锁，最终形成人力资源缺乏活力，导致人力资源短缺与闲置并存，削弱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需要进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做到“人尽其才”，其意义十分重大。
二、区域分布均衡合理性
（一）人力资源总量与产业发展区域不均衡性：区域分布均衡性陷阱
从不均衡性指数本身来看，2003年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不论是产业还是人力资源在区域分布中都是非常均衡的。如产业分布基尼系数，最大的是第三产业，为0.1833，三产平均也只为0.1458，按照收入分配对基尼系数等级的界定，其值为0～0.2，属于绝对均衡的分布。就人口和人力资源分布来看，情况也类似，总人口相对于土地面积基尼系数为0.3327，人力资源则更小，为0.3025，其值还属于0.3～0.4的相对合理区间，因此均质性非常显着。但是，不管是人力资源分布还是人口分布，其合理性不仅仅根据它在地域上分布的均衡或不均衡来判断的，而应该看它们与产业格局的协调一致性。比较人力资源和产业分布的不均衡指数，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差距很大，如人力资源基尼系数分别是GDP总量的2．08倍、第一产业的4．58倍、第二产业的2．38倍、工业的2．21倍、第三产业的1.64倍。因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源相对集聚，而产业则相对分散，这对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不利于提高产业的集聚效益，将造成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人力资源基尼系数比总人口基尼系数小，人力资源基尼系数为0.3025，而总人口基尼系数却为0.3327。一般而言，人力资源分布集聚程度要大于总人口集聚程度，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联系到产业分布的分散性可以知道，人力资源的分散是受到产业扩散而导致的。总人口相对集聚，而人力资源相对分散，这是近几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出来的主要城市的郊区化趋势。人口郊区化最早发生在欧洲南部和英国大城市中，如英国伦敦市区人口由1939年的873万人，递减到1990年的680万人，人口密度自中心向外衰减的半径也不断扩大。而在我国，虽然还处于人口向城市集聚的阶段，但在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明显的郊区化现象，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等。在上海，这一现象就非常明显。1990年，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为5.29万人／平方千米，而到2000年则下降到4.01万人／平方千米，下降了24.06%，而郊区人口密度明显上升，中心区的边沿地区上升了17.91%，近郊区上升了86.80%，远郊区上升了10.89%。人口的郊区化，就其结构上看，主要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即人力资源的郊区化，在上海这一现象非常明显，同时也导致了上海中心城区老龄化的加重。人力资源基尼系数与人口基尼系数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引起的。
从产业相对于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均衡性来看，基尼系数就更小了，几乎都接近于绝对均衡。这表示产业、经济与人力资源在数量上的分布大体上较为合理。
这是否说明人力资源与产业配置就合理了呢？应该看到，这种数量上的“适配”是人力资源合理分布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他们与产业结构上的“适配”状况。在结构上存在着较大问题，这一点后面将会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来人口和外来人力资源出现区域偏集的现象，如跨省外来人口基尼系数达到0.5065的高度不平衡。这是在分析上遇到的“平均”、“均衡”掩盖“不平均”、“不均衡”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陷阱”。
（二）人力资源文化结构区域不均衡性：较高素质人力资源流动性比较低素质人力资源流动性弱
长江三角洲人力资源文化结构的区域不均衡性与全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区域分布均衡性增强。基尼系数最大的是初中文化人力资源，最小的是大专及本科文化人力资源，从小学到大学文化，基尼系数逐渐缩小，而到研究生文化基尼系数又相对增大。这里就反映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大专及本科文化人力资源分布相对均衡的状况，而初中文化分布相对不均，这种现象非常奇怪。应该来说，由于教育、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作用，高素质人力资源出现较大的不平衡性才是常理，但这里正好与常态相反。笔者在第二章中曾经提到过，主要是由于体制等非市场原因形成文化程度高的流动性相对较弱，而文化程度低的人力资源流动性反而较大的人力资源流动特征。
三、中心城市人力资源引力评价：以上海人口规模变化为例
决定城市引力大小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人口规模。
当然，城市人口规模大并不代表城市的强大，但是人口规模小的城市，其引力绝对是不会很大的。因此，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是其对人力资源、经济、产业等引力的很好测度。
（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呈现逐年降低趋势。
1864-2001年上海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1950年后户籍人口数计算）。图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1960年后上海人口集聚程度一直呈逐渐下降态势。1864-1949年，上海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逐渐增大，至1947年增大到1.54，1935-1949年比重均在1.44以上，但1960年后比重却从1.62下降到最低点1.03（2001），并且仍呈下降趋势。从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情况也相似。在改革开放前，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相差不大，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五普”时，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才有较明显的差距。上海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四次人口普查分别为1.532%、1.534%、1.167%和1.166%，呈降低态势，到“五普”时比重才有较大的增加，但也仅达到1.30%。
总之，不管是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其比重长时间内都是趋于减小的，这反映了人口集聚程度的降低。
（二）世界范围内Mega‐city的强劲发展势头，以及业已确定的上海城市功能，将成为上海总人口继续发展的动能和力度，预示着发展中国家大都市人口继续快速增长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
近几十年来，世界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主要表现为以大都市区或大都市圈人口增长为主，且增长的势头强劲。如表4‐3所示，除中国外，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人口规模最大的一两个城市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都很高，并且有很大的增长。到200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最低的孟买也达到了1.78%，远远超过上海1.04%的水平，而在1950年孟买却还低于上海的水平，这主要是由我国大城市过严的人口控制政策形成的。
目前，发达国家已身处“后人口转变”时代，大城市进入相对平稳的低速发展期，人口变动将会出现一些新特色。对此，法国学者Damette 在所着《巴黎大都市圈》一书中作了专门研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尚远未完成，大城市仍将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度增长，联合国人口机构预测2015年全世界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城市将达6个，比2000年多了5个，新增者均来自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的一两个特大城市集中了全国几分之一甚至半数以上的总人口，其政府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及派生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应多着眼于应对和调节，总的说来，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本身的变动还是由市场规律驱动的，基本上是自发性的（U．N．Mega‐city Grow th and the Future）。因此，今后上海人口的继续增长是上海经济、社会、人口发展的必然，也是“人力资源市场”规律作用的趋势。
（三）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功能、形态的完善，作为其核心城市的上海将发挥更大的集聚功能
目前，关于21世纪中国城镇化战略中要把大都市圈的构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共识。而在几个大都市圈中规模高居首位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理应有更大更好的发展。有专家提出：把长江三角洲建设成世界性大都市带，在未来10～20年把总人口规模从现在的7000多万人口扩展到1.5亿人口，占全国1／10，“中国21世纪的发展应该形成以长三角为首的一批大都市带，这将既为长三角的发展进一步提供空间，又为中西部的城市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这一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照此办理，作为长江三角洲主要核心城市的上海，如果人口总量不水涨船高地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势必会削弱作为核心城市的作用。同时，“按照中央部署，上海要建成‘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就要求上海的人口与经济应达到较大的规模，否则将是‘小驴拉大车’，勉为其难”。
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面积也非常辽阔，因而不能仅以某一城市占全国人口比重的大小来与其他在人口和面积上相差很大的国家相比。
考虑到可比性问题，在此仅以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与日本相比，这是有可比性的。2000年，上海都市区人口占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口比重为8.31%，而东京都市区则占23.69%，几乎集聚了日本总人口的1／4（见表4‐4）。笔者以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四普”至“五普”人口年均增长率1.03%估测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口的发展状况，据此得出当上海都市区人口占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口比重分别为R1＝8.31%、R2＝9%、R3＝10%。显然，以R1＝8.31%（2000）水平是不可能的，今后必将大大超过；如果按R2＝9%、R3＝10%水平，峰值分别达到2676.97万人和2974.41万人，按此估计上海未来人口高峰将为2700～300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