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五普”时，上海外来人力资源占外来人口的比重为84.54%，其中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力资源占外来人口比重为73.44%，而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力资源占外来人力资源总量比重更高，为86.87%。因此，人口区域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力资源的区域转移，所以由于区域经济的“极化”发展，形成人力资源的区域“极化增长”是必然的。从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流动人口发展相当迅速。全国“四普”外来人口（以县、市为单位）为3412.76万人，流动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3.02%。而到“五普”时外来人口达到7875.65万人，流动率达到6.31%，比“四普”增加4462.89万人，流动率增长1.31倍，如果以乡镇为统计单位则流动人口达到1.44亿人，流动率达到11.57%。这些人力资源大部分流到东部发达的市镇，形成人力资源的高度集聚区域。在“五普”的外来人口中，有4673.96万人（以县、市为统计单位）流向地区级城市，占外来流动人口总量的59.35%，还有40%左右流到乡镇，因此城市是人力资源的主要吸纳场所。人力资源的增长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尤为明显，如上海1984年“三普”时，外来人口才近60万人；而到1990年“四普”时增加到84.38万人，相对较为缓慢；但到2000年“五普”时则增加到387.11万人，年均增加30.27万人；到2003年进行抽样调查时，则达到498.98万人，增长幅度更大，每年达到37.29万人。
（二）“外生型”人力资源集聚：“造山运动”与城市“农民运动”
1.“造山运动”
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数量；二是人力资源质量。在人力资源数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人力资源质量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人力资源质量，即人力资本。从全国范围看，如果以“人力资源人均受教育年限”计，人力资本在全国地区间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如2000年东部最高（8.60年），中部次之（8.23年），西部最低（7.31年）。同时，在市、镇、乡中，表现为市高于镇，而镇又高于乡（见表2‐2），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力资本向城市集聚的趋势。这是由存量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地区转移的结果形成的，如果考虑迁移对人力资源存量的影响，则更能清楚地看到人力资源的空间转移。从表2‐3中可以看到，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跟常住人口比较有较大的差别。从全国总的情况看，不管是迁入还是迁出，其人力资本都比常住人口高。这在理论上就是迁移人口人力资本均比“没有发生迁移”的人口高。从微观上看，就是迁移个体具有较强的能力与社会适应性，而迁出人口人力资本不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其人力资本均比迁入人口人力资本高，因此如果迁出人力资源总量大于迁入人力资源总量，则人力资本存量将下降，人均教育年限将减小；相反则增大。
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一般迁入大于迁出，由于迁入人口人力资本大于常住人口，所以人力资本在这些地区厚积，产生“造山运动”形成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高地。这种“造山运动”的人力资源大部分来自周边地区，从“1990-2000年中国分地区人口增长率”（见图2‐5）和“1953-1982年中国分地区人口增长率”
（见图2‐6）中很清楚地看到，东部大部分地区人口相对增长放慢，而西北地区增长速度则增加得很快。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再生产的转变。
1953-1982年，特别是1953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人口增长几乎呈天然增长状态，妇女总和生育率非常高，如1950-1971年为5.7～6.5（张善余，2003），因此这段时间基本上属于“内生增长”，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快于不发达地区。二是人口流动的影响。1990-2000年的人口流动大部分还表现为省内、周边或临近省区之间，因此加剧了人力资源“造山运动”的影响。如广州和深圳附近不到500千米范围内，就出现了4个人口超过700万的大都市，而原来它们大多只有近百万甚至几十万人口；相应的，其周边地区人口增幅就大大降低，呈现增长“山谷”。出现这种现象，其中这些“山”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西部地区人口增幅大幅提升，人口基数较小，出现分母效应，增长率就可能达到很高，这是其主要原因。
2.城市“农民运动”
有一点很有意思，在省内与省际迁移中，省内迁入和迁出人口的人力资本明显高于省际迁移。2000年省内迁入市、镇、乡分别为11.14、10.2和8.61年，迁出分别为11.90、11.29和9.29年；而省际迁入为9.93、8.96和8.18年，迁出为12.24、10.78和8.62年。一般的，迁移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从乡镇直接迁往城市，另一种是先由小城市迁往中等城市，再由中等城市迁往大城市，当然也有由大城市迁往乡镇和中、小城市的，但其数量很小，这里不作讨论。不管是哪种迁移模式，其人力资本都是由低一级向高一级跃迁的。同时从数据分析知道，迁入人口人力资本最高的是11.14年（迁入市），相当于高中二年级文化，而大多数以初中和小学文化为主，并且迁入人口以农民为主，因此城市中农民大量增加，形成名副其实的一场“农民运动”。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朱宝树教授（2001）也曾把这一现象称为“城市农民化”。
另外，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省内迁入的人口人力资本高于当地人口，而省际迁入人口则相反，低于当地人力资本，这也加重了“城市农民化”问题。这一数据也折射出了我国人力资源迁移管理体制的问题。我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还远未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也一样，特别人力资源用工制度、人才流动等管理体制，计划特色还很明显，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源尤为明显，很多人的“单位”思想还相当严重。因此，由于制度和自身观念上的原因，导致人力资本高的人口流动性更小，流动面更窄，主要局限于以省为单位的行政区内，跨省流动较少。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跨省迁移也很艰难，这反映了省际间对人力资本含量高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在流动上的区域制度阻隔和区域分割。
3.“内生型”人力资本未成为区域人力资本极化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定数量条件下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主要由教育投入形成，可能有人会说，教育投资是我国区域人力资本极化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从我国教育投入统计数据来看，并非是主要原因。从1991-2001年的10年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只增长了5.34倍，与其他国家相比，增长过慢。特别是人均占有量和财政性投入比重，都是很低的，人均和生均（每个学生平均数额）只增长了3.49和2.92倍，财政性教育投资占GDP总额长期为2.5～3.0（见表2‐4）。这一比重大部分发达国家在4.5%以上，如美国为4.8%、德国为4.6%、法国为5.8%，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远远高于我国水平，如印度为4.1%、韩国为3.8%。如果与教育投入很高的日本相比，差距就更大了，1997年日本教育投入全国人均为2302.38美元，生均更是达到13238.68美元，比1955年教育经费总投入增长了68.46倍，教育总投入占GDP总量的比重为7.8%，其中财政性投入占GDP总量的6.1%，在最高年份（1980年）占7.0%。从大学毛入学率来看，我国与印度相比，差距也较大，1999年印度为10.5%，我国为7.5%（世界银行，2002）。
在教育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某些地区人力资本的快速增长，必然是“外生型”增长（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也并不高），即经济先增长，人力资本后流入。而不像日本由教育投资促动的“内生型”人力资本增长，正如日本第83任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1960年7月19日-1963年7月18日在职）所说：“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可以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也就是得益于二战后的“教育优先发展计划”及“勒紧裤带办教育”的指导思想，即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诚然，在我国地区间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方面的投资，特别是东中西地区间是极不平衡的，这就不自觉地导致了人力资本投资上的集聚，但是这一过程毕竟周期较长，因此发达地区的快速人力资本集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外生型”集聚。
二、我国人力资源极化增长区域
（一）极化增长指数：不均衡指数（U）、基尼指数（G）与集中指数（C）考察人力资源、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的地域不平衡性可以采用区域不均衡指数（U）、基尼指数（G）与集中指数（C）三项指标，数值越大表示分布越不均衡，越小则表示越均衡。这里以基尼系数（G）为例作详细说明。基尼系数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Gini）的名字命名的，是Gini在1912年把洛伦茨曲线应用于收入分配而得出的。基尼系数分布在（0，1）之间，其数值的变化反映了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变化：0～0.2为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人力资源有很强的相关性（前面已分析过），因此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和区域GDP分布的合理性也可以参照基尼系数在收入分配中的等级来说明。如表2‐5所示，三项分布指数均反映了我国人力资源、产业区域分布上的极端不平衡性，这是“极化发展”的一种体现。根据上述基尼系数分段等级判断可知，人力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性小于产业分布不均衡性，如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基尼系数为0.6621，而GDP区域分布基尼系数为0.7331。人力资源分布不均衡比总人口分布不均衡明显，总人口为0.3347，基本属于相对合理，而人力资源分布则属于极不合理。但是，人力资源这种不合理性更应该从它与产业分布的匹配程度来判断，从数据上看，它与产业分布是不匹配的，因此人力资源区域不平衡性还将继续扩大。在人力资源分文化程度的不均衡性中，研究生文化的不均衡性最大，但是又小于人力资源总量不均衡性，这也是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力资源流动性大”的人力资源流动特色的进一步证明。在产业分布不平衡性中，第二产业分布集中指数最大，其中第二产业中的工业集中指数更大，并且他们的集中指数都要远远超过人力资源集中指数，所以产业的集聚是人力资源极化增长的首要原因。2001年中国分地区GDP和人力资源区域分布洛伦兹曲线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人力资源极化增长区域
我国产业、经济的极化增长非常显着。如图2‐9所示，2001年地区GDP总量在500亿元以上的57个地区中，有45个分布在东部，7个分布在中部，只有5个分布在西部，分别占78.95%、12.28%和8.77%。而超过1000亿元以上地区极化程度就更大了，2001年共24个GDP超过1000亿元的地区中，东部有20个，占83.33%；中部4个，占16.67%；而西部没有。工业的极化现象在第二产业中更为明显，如图2‐10所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化”原因，使得我国东部很多地区人力资源出现长期“导入性”增长，最终形成对区域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人力资源极化增长区域”。从这些分布图中，可以综合得出我国主要的人力资源极化增长区域有：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地区、辽中南地区、成渝地区、江汉地区和闽东南地区等。其中，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地区，并形成了功能强大的都市圈。
第三节 极化增长区域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相关理论
一、非均衡区域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由20世纪30年代前的均衡理论，到20世纪30年开始至50年代中期发展成主流思想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即“非均衡理论”的重大转变。相应的，区域发展理论也经历了从注重区域平衡到促进有潜力区域极化发展过程的转变，即从“区域均衡发展”到“区域非均衡发展”。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区位、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等因素的不同，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这是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它较少涉及社会关系的影响，是较为宏观和静态的。而由于产业组织、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创新及信息和知识的扩散等原因，使某些自然资源基础不具优势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显得重要，这是现代的区域经济非均衡理论的解释，如产业集群的形成就是一例，是较为微观和动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