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区域人力资源极化增长有关概念及区域经济相关性
一、几个概念界定
（一）区域含义
“区域”是既常见又具有丰富含义的概念，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看做地球表面的一个地域单元（area或region）；经济学理解为是经济上相互联系，而又与其他区域有着显着差异的经济单元；政治学把“区域”看做国家实施行政管理的政治单元（district）；社会学认为“区域”是具有某种社会特征人群的“聚落”，一般较多地称为“社区”（community）……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区域。正如R．P．Miska 写道：“若仅以土地类型、气候、植物等自然特征作为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自然区；当我们以对人类生存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活动作为划分标准时，我们可以得到若干经济区域；同样，若以纯粹的文化因素（如语言、宗教等）作为划分标准，其结果会出现不同的社会文化区域，当我们综合考虑所有的划分标准时，我们可以得到综合区域（compage）。上述所有区域都基于一个概念，即内部的均质性（homogeneity）。”所以区域的含义是十分复杂的，即使是地理学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以致陈传康也感叹，“区域是经济学和地理学通用的概念，但要给它下一个定义，却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在特定领域或特定范围里，区域是有它自身的特性的，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界定的。区域的基本特征主要有：
（1）区域是一个空间概念。尽管区域划分标准各不相同，但是有一定的“地域空间”是不能被否定的。
（2）区域内部的均质性（或一致性）。区域可能很难确定其准确的界限，但是在它内部用以分类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体质是一致的。
（3）与周边或相邻区域的差异性。这一特性与“均质性”相统一，区域与相邻区域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但是与不相邻的区域不一定具有差异性，即其分类特质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这一点与王桂新教授（1997）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中提出的区域属性的“唯一性”不同，笔者认为区域不具有“唯一性”。
（4）层次性。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区域尺度大小的层次性，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分为国际尺度、国家尺度、省区尺度和市县尺度等；第二类是纵向层次性，是按分类标准的纵深发展程度划分的。如人口密集区、次密集区和稀疏区；经济发达区、中等发达区和欠发达区；农村、郊区和城市；等等。
对区域属性和区域划分的分析，不是本书重点研究的内容，但是对区域特性及其分类有一个较为清楚的界定和把握，将有助于后面对人力资源与经济的区域分布与优化整合等问题的分析与研究。
（二）极化增长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平衡发展是相对的。正如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所指出的，“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一方面，这种发展不平衡性的结果，形成“发展极”（poles of development）、“增长极”（poles of growth）或“增长点”（points of growth）。在“增长极”形成以后，它不断继续集聚能量，吸收周边地区的资本、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身不断壮大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对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进行优化、重组，并为达到最大效益而向外辐射能量，其主要形式是对外投资，向外推销产品，提供知识、信息、技术服务等。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极”自身不断增强、壮大，获取更多利润，这一过程就是“极化增长”。
佩鲁后来的地理学家布德维尔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增长极”是由面积较小的城市功能区构成的，当面积进一步扩大时，由于交通和其他条件及城市问题的影响，其引力减弱，最后“增长极”可能消失，如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城市郊区化现象”。然而，在一定地区、一定条件特别是人口、经济区域差异不是太大而是相当的条件下，这一现象（即“增长极”消失或减弱的现象）在时间上被远远地推迟，而在空间上又被大大地扩大了，因此形成一种“持久的、大范围的”组团式扩张现象，最后形成面积较大的“极化增长区域”。
（三）人力资源界定
“人力资源”定义比较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从人的劳动能力角度定义，如于子明（1986）认为，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者的能力。这一概念比较模糊，它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也有学者称“人力资源”为“劳动力资源”，如温海池（2000）认为，“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事社会劳动那一部分人口即劳动力的总和。也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源”是在现有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的总量，即现有组织内的劳动人口总量。另外，也有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定区域范围内，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总和，它既包括现有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人口，也包括即将进入生产过程的潜在的劳动人口和暂时失去工作职位但仍然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口。
因此，“人力资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具有劳动能力，二是一定年龄范围内的人口，这是从统计方面来看的。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包括现实人力资源a、现实人力资源b、现实人力资源c和潜在人力资源四个部分，其中现实人力资源a又包括普通劳动者和人才，而潜在人力资源包括失业人员、家庭劳动者、学生和军人等（见图2‐1）。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我国与国际标准不同，国际上界定为15～64岁的人口，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女16～54岁、男16～59岁的人口。另外，“劳动年龄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不同，“经济活动人口”是指在某一年龄下限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由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两部分人口组成。在统计上，经济活动人口年龄只设下限，没有上限。下限年龄在各国间也相差很大，如埃及、马里为6岁，玻利维亚为7岁，阿尔及利亚、印尼为10岁，墨西哥、土耳其为12岁，越南为13岁，阿根廷为14岁，日本、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15岁，中国、美国、西班牙、瑞典等为16岁。因此，“经济活动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是两个不同含义的概念，前者为经济范畴，后者为社会范畴，以年龄为划分标准。为了比较和计算上的方便，笔者在此采用统计意义上的“人力资源”，没有特别说明均指年龄在15～64岁范围的人口。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人力资源极化增长相关性
（一）人力资源增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资源、社会经济等条件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地区后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表现在资源、自然条件好的地区发展速度明显较快，其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高度集聚，这些地区就是所谓的“极化区域”。众所周知，经济发展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资本、土地和人力资源。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更为密切，意义更加重大，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Harbison，F．H．）所说：“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因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很多地区的发展战略中，把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的优先增长作为重要战略来抓。对人力资源总量相当丰富的中国来说，意义更为重大。正如世界银行（1985）经济考察报告《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可选方案》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前景要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利用一切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
（二）人力资源分布相关性
“人力资源集聚”与区域“经济集聚”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经济集聚”带来“人力资源集聚”，而“人力资源集聚”反过来又将强化“经济集聚”，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人力资源总量呈现明显的相关性。GDP总量与人力资源相关系数（r）为0.749，具有显着相关性，其拟合曲线为y＝0.0008x2＋1.0435x－26.138（R2＝0.5574），即人力资源增长对GDP增长贡献是它的二次幂关系，经济增长需要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源。这表明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集聚趋势和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源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同时GDP在人力资源集聚中表现出快于人力资源增长的状况。
人口与人力资源固然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在一定的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和一定劳动参与率下，人口密度的变化可以相当程度地代表人力资源密度的变化，因此人力资源与经济要素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人口密度与经济要素关系来反映。如表2‐1所示，人口密度与土地生产力（或每平方公里GDP产值）关系最为密切，这主要由于某一地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越多，单位区域产值就越大，所以也证明了经济集聚与人力资源集聚的强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均GDP的强相关性，对人力资源集聚产生的集聚效应具有非常大的佐证作用，也就是直观地说明了人力资源密度越大，人均GDP越高（当然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负效应增大，将会减弱集聚带来的正效应）。因此，从这里可以得到启示，要加速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必须走城市化道路，必须促进人力资源极化发展，其实城市化本身就是一种人口与人力资源的极化过程。另外，人口密度与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负相关性，从侧面说明了人口、人力资源密集区对第二、三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二节 我国人力资源极化增长特征及极化增长区域
一、我国人力资源极化增长特征
（一）区域经济极化发展下的人力资源“诱导型”极化增长
可能有人会问，到底是人力资源增长促使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区域经济发展导致人力资源增长呢？这个问题在中国还是较容易回答的，区域经济发展后，将吸引大量外来劳动力，而外来劳动力又不断地为流入区作贡献，使流入区经济更快地增长。反过来，持续增长的经济又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源流入，这样形成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轮番上涨的态势。这种由区域经济增长而导致的人力资源集聚，称为“诱导型”人力资源极化增长。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到底是经济对人力资源增长作用大，还是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作用大，即两者哪个是诱因问题，就很难判断了。
改革开放前，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指导，全国人民无心搞生产，人力资源流动也陷入“固化”状态。而在实行改革开放和东部经济取得极大发展后，东西区域差距不断拉大，使得人力资源流动获得巨大的“驱动力”，因而东部沿海省区在出现“增长极”的同时，人力资源也出现“极化”增长状况。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非常明显。2001年，土地生产能力在500万元／平方千米以上的地区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最高的是深圳达到1亿元／平方千米，而最低的西藏阿里地区只为0.13万元／平方千米（见图2‐3）。土地生产能力上的差距是如此，人均收入差距也是这样。最高的地区与最低的地区足足相差31.2倍，有点类似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一样，人均GDP最高是深圳市为4.39万元，最低是宁夏的固原地区为1390元（见图2‐4），如果要计算人均纯收入，则就更小了。因此，可以想象低收入地区的人如果到发达地区就业后形成收入上的反差有多大。同时，在地区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计算迁移时所付出的成本对低收入地区的人们来说意义就很小了，他们离开家乡的主要阻碍因素就是交通费用和在发达地区是否能找到工作的担心，所谓流出地“期望收益损失”问题，是不用考虑的。
“树挪死，人挪活”，为寻找机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断地流向东部，而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人口，即为人力资源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