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竺可桢出生于1890年，曾经留学美国，回国后，他开创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地理系和中央研究院第一个气象研究所。他是中国近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长达十三年，被誉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竺可桢形成了自己“求是”的严谨科研精神。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为肺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竺可桢出生于晚晴的浙江上虞县，自小聪慧早熟。竺家在当地是有名的书香世家，在家庭的熏陶下，竺可桢两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识字。父母见儿子如此聪慧，便将他送去了私塾读书。竺可桢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读书期间，他学习十分刻苦。15岁之前，竺可桢先后在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读书。
读中学时，由于竺可桢身体瘦弱多病，同班同学都讥笑他，说他活不到二十岁。同学的这句玩笑话对竺可桢触动很大，从此他不避风雨，坚持锻炼身体。后来，竺可桢的身体一直都非常的健康，比同龄的孩子强壮很多。
在庚子之乱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少年竺可桢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过程，十分的痛心，于是萌生了和中国近代很多科学家相同的心思——科学救国。
1910年，竺可桢考取了“庚款留美”的资格。在美国期间，竺可桢先是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到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在美国学习的几年，竺可桢的心灵很放松，他深刻了解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同时也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的专制与反动，更加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决心。竺可桢在美国期间，没有放松自己，他努力学习西方的科技，争取早日回国，去改变落后、贫弱的中国。
1918年，年仅28岁的竺可桢获取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揣着一颗激动的心，启程返回中国。当时中国的大地内战频繁，多个军阀割据一方。回到国内的同学要么转而经商，要么投奔各地军阀，在内战中谋求地位。竺可桢没有随波逐流，他和小部分同学仍然坚持自己留学的初衷，坚持科学救国。
他先是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任地学教授。不久，该校改为中国东南大学，在竺可桢的主持下，该校建立了地理系，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竺可桢编著了《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本书，用于教学。在教学的期间，竺可桢还积极地在东南大学筹建中国农场气象测试气候所。1922年，竺可桢主持购进了用于观测气象的科研用具，并在南京进行了首次气象观察，观测后，竺可桢气象所发布了气象报告，这是我国自主创办气象科技的标志。
1925年，竺可桢辞去了在该校的职务，到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中，竺可桢担任史地部部长。在这里，竺可桢潜心研究，发表著作，先后完成了《论江浙两省人口密度》、《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等著作。1926年，竺可桢任教于南开大学，担任地理学教授。在这里，竺可桢继续研究，完成了《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一书。同一年，日本东京召开了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竺可桢加入了中国的代表团。
竺可桢在担任地理学教授的同时，还要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在教学中，竺可桢培养出黄厦千、沈孝等加入第一批中国近代气候学人才。同时，竺可桢还积极加入中国科学社。不久后，国民政府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意识到气象研究在现代化战争中的重要性，国民政府着手组建中国中央研究院。研究院设有观象台筹备委员会，下设天文、气象两所研究所。在中国气象学研究上，颇有名气的只有竺可桢，于是他便担任气象研究所的所长。当时的中国因为长期的内战，本就贫弱的国民经济大受打击，政府财政拮据，在科研教育上，自然不会投入太多的资金。加上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气象研究所的条件极差，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下，竺可桢没有退缩，他首先领导了我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在他的《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中，计划在未来的十年内，在全国建成10座气象台，150处测候所和1000处雨量测候所，开创了中国近代气候科学事业的先河。到1941年，竺可桢先后办了十九处气象台，自行筹建的有九座。这些气象所奠定了我国气象学研究的基础。
在这期间，竺可桢积极开展中国的天气预报业务，拟定《气候观测实施规程》，并先后出版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以及《气象月报》、《气象季刊》、《气象年报》等学术性著作。竺可桢和他的助手也编写了很多工具书，如《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测候须知》、《气象电码》等。他亲自主持编订的《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更是两本内容丰富的资料。
为了中国气象
能够独立自主地完成和发布自己国土上的天气预报，是每个国家基本的主权之一。但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地沦为殖民地，中国的国家主权被践踏，驻兵权、关税权，甚至连基本的天气预报权利，都操控在帝国主义手中。
北伐战争之后，人们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意识到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国民政府也开始积极采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动。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竺可桢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1930年3月，竺可桢的天气预报代替了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顾家宅电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开始了近代中国自主发布天气预报的历史。在中国人自主发布天气预报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对法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进行了限制。
但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刚刚起步，里面就出现了机构多元化、体制紊乱等各种问题。在混乱的局面下，竺可桢始终不放弃，在他的努力下，国民政府内政部出面召开会议，经过与众多科学家们的协商，终于解决了问题。
在竺可桢的推动下，1930年、1935年和1937年，中央研究院召开了三次全国气象会议，从气象对交通、军事、航空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进行充分的商讨，将中国混乱的气象局面，纳入到统一的规程之中。在努力地促进中国气象学的统一和气象研究发展的同时，竺可桢还不忘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1937年，竺可桢代表中国的气象专家到香港参加远东气象会议。由于中国在近百年中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充满了蔑视。因此，在晚宴时，香港总督竟然有意的将中国代表排在最末的位子。竺可桢对此大为愤怒，认为英国殖民当局的做法是有意损害中国的国格，他不能忍受，当场便带着另外两名中国代表离席，表示对英国人的不满。
动乱中担任校长
1936年，竺可桢开始担任中国浙江大学的校长，在此后的十三年中，竺可桢一直都在浙大任教，同浙江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之前，1935年12月，因为东北的沦陷，爱国学生们发起抗战示威游行。学生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全国，浙江大学的学子也参与了行动。校长郭任远是国民党的党员，他遵从国民党政府的指示，竟招来军警，逮捕了十几名学生运动中的代表，学生们因此要求撤换校长。眼看着学生爱国运动越闹越大，蒋介石亲自演讲也无法平息学生们的抗议，蒋介石在侍从陈布雷的建议下，他任命竺可桢为浙大校长，主要原因是，竺可桢在学生中有颇高的声誉，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很重视乡土观念，用人条件除了能力外，浙江老乡也是重要因素。
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第一次讲话，他向学生们表明了自己的办学思想，指出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中国应培养适合在国内发展的人才。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大学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专业性人才，而是要培养学子们坚毅、能够担当大任、改变国运的能力。对他口中的教育方式，竺可桢提出四点要求：1、要有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精神，牺牲自己，努力为国；2、有清醒和理智的头脑，对任何意见不盲目服从；3、辨别是非，没有趋利避害的实力心；4、体格强健，身体条件才是一切的根本。
他的这些演讲和采取的一些有力措施，逐渐平息了学生运动，使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渐地稳定下来。为了培养出自己理想中的人才，竺可桢十分的重视入学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说，你们为了什么来上大学？将来从浙大毕业后，要做什么工作？他教育学生，大家将来要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中流砥柱。虽然教学工作繁重，竺可桢却并没有放下手头的气象研究工作。他一直为中国培育出人才，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浙大保姆”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浙大举校西迁。当时日本空军肆虐，竺可桢带领全校工作人员633人，途径浙、赣、湘、粤、桂、黔六个省，行程两千六百余公里，学校终于在贵州遵义办学，那儿远离战火和敌机干扰。这一伟大壮举，被称为“文史长征。”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仍然坚持教学，并组织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他十分在意学校的师资队伍，他认为，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都在于教授的品质，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抗战爆发后，学校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到内地。当时的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他对竺可桢很是不满，常常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数落竺可桢的不是。对他种种的小动作，竺可桢心中自然清楚，却总是一笑而过。对束星北的作为，竺可桢自然很是不满，但对这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大师，竺可桢却总是极力保护，并且力排众议聘请他为教授。
在贵州遵义时，师生们的生活条件很差，有限的财力和物资都优先供应军队，教育界的工作人员生活的十分艰难。
有一年除夕夜，竺可桢一家人吃着发霉的大米，他却将发下来的工资分给那些生活条件很差的教授们。数学教授苏步青回忆这段往事时，总是感慨地说道：“他真是拿我们教授当宝贝啊。”
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的思想，力排政治的干扰，自己也从来不参与政治行动。但当时的社会政局动荡，一些学生难免受到各个政治党派的影响。对学生运动，竺可桢十分地反感，他多次公开地表示，学生的任务是读书，国家政治如何，不是他们应当干涉的。
一次，学生们不顾学校的劝阻，也不顾带枪军警们的威胁，他们上街游行。竺可桢便打着一面旗子，走在学生队伍的前面。他自己解释说：“虽然不赞成学生们的这种举动，但他们既然上街了，我总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在运动中被捕，竺可桢便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每逢开庭审理，竺可桢也必去旁听。他的行动让浙江大学的学子们深为感动。在竺可桢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学生中有人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浙大保姆”四个大字。
竺可桢在浙大任教13年，以“求是”精神作为校训，为后来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大批人才。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了杭州。竺可桢决定专心进行科研工作，绝不插手政治。但是国民党极端腐朽，让他对国民政府完全失去了希望，转而对清廉的中共政府满怀期待。
1949年4月，中国解放事业即将胜利。竺可桢在上海闭门谢客，准备迎接全国的解放，并回电拒绝国民党让他迁居台湾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在国内组建了许多新的气象研究机构，并培养了许多地理学骨干。
1956年，竺可桢领导创建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他建议合理地开发祖国的自然资源，并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察行动，足迹遍及中国的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毛泽东对竺可桢的科研成果很重视，曾邀请他到中南海来面谈，并风趣地说道：“我们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分管起来喽！”直到他84岁的时候，他才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在1974年2月7日，因为肺病，病逝于北京。
竺可桢不仅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而且是研究我国物候学的倡导者。他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以及坚强的毅力和高度的责任心，都值得我们学习。竺可桢也是一位好校长，他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