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门峡到丹江口，伟大成就的背后--
流水崩云一般的水库移民走向何方？
青海高原的生存极限。
经济政治与生态环境成本效益的另一种核算。
谁把千百万移民的遭遇与艰辛写成啼血之作？
2000万，中国移民史上的黄页
移民，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就很“学术”：人口迁移，系指人类居住地点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
如流水崩云一般，人、家庭、部落、社会，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一伙、那一群，不断有人举家迁移，风尘仆仆地走在漫漫的路上。这种迁移--离开家园的漂流，艰辛的重建，影响着地区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着历史。更影响着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存环境、性格和心灵。
不再追溯远古。从涓涓细流，发展到后来的惊涛裂岸似的人口迁移狂潮。中国的移民潮，多起始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在回肠荡气的阅读过程里，我熟知了那片土地。开垦，种麦子、水稻、高粱、玉米。一个经济区，开发得太早，成熟得太早，如果资源耗尽，也就必然凋落。人口稠密，村舍相望，鸡犬相闻，造成土地上人口的超载，就像植物密植后的不断移植。
得中原者得中国。这片处于南北要冲的皇天后土，成了逐鹿者争霸的舞台。水旱灾变、战乱频繁。为避灾荒战乱，人口迁移的狂潮一次又一次呼啸着漫过--在血与火的征伐中，在黄河的狂涛怒浪中，汩汩流失的还有中国的文化与血脉。
专家指出：历史上中国人口迁移大的趋势，是以黄河中下游为基点，进行的“离心状运动”过程。像一个个“台风眼”，又像行星冲撞爆炸后四散迸裂的烟云和碎块，在强烈的震撼中，人们含泪逃亡，循着一条条路线，跨越惊人的距离，踪迹到了天之涯、海之角。
青灯下，黄卷哗哗翻过。自然因素，天灾人祸，多数为自发的逃亡--又称之为“流民”；当然，还有流民起义。晋代的“永嘉丧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难”。即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压力下，迫使中原居民南迁，过淮河，渡长江，越五岭，最终导致了中国人口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当然，也有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移民”--从徭役拓边、移民屯边、迁都徙民，到“移富豪实关中”、“旗京移垦”等。
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见证了明代政策性移民的浩大、悲壮与无情。
这些民谣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在半个世纪之中，屡迁晋东南的民众集中于滁县、山东、河南、保安等处。政府在洪洞县设置了移民局，大槐树下汇集着四方待迁的移民。
阅读明初大移民史，不能不来山西洪洞县。
在这里，我了解到朱元璋这个皇帝是最了解农村，最懂得农民的，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好手。谁能比有过耕田灌园、逃荒要饭童年，又有农民战争血火经历的统帅，更懂得土地和粮食的关系、土地和人的关系，更懂得那个时代的“穷人经济学”？《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明初战乱之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多是无人之地”。其实，移民垦荒，移民屯田，远不止“洪洞大槐树”。江淮移民、云南贵州、辽东移民、青海移民……一波又一波，始终没有停止。
写进史书的均是肯定的结论：“调整人口的正常比例，使人口布局更为合理，包括从人口稠密区向人口稀疏区移民、迁移无地农民、迁徙豪富及屯垦戍边等多项内容。经过了人口调整，使大批的无地贫民重新获得了和土地结合的机会，在客观上促进了残破经济的恢复，使明朝经济终于在洪武年间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但是，许多结论一“客观”，也容易忽略了人，忽略了移民们的生命与命运。
时过境迁，历史不能复活。
皇帝及其谋士们的决策，有时就像一个本身就有反侦探经验的犯罪的法官，为人们断案设下一道又一道迷障，刻意沉埋了许多隐情，并将关键证据从人间永远抹去。比如我的故乡浙江沿海，元末是方国珍起义的肇始地。明初被大量移民安徽，流放云南，繁华的沿海地区十室九空，经济倒退了几十年。明显含有统治者报复的阴暗心理，可这些连推勘千古真相的“蛛丝马迹”、“雪泥鸿爪”都难以寻找了。
络绎不绝的百姓离开自己的家园，走在路上，哀鸿遍野，长长的队列边有官兵的解押。他们扶老携幼，走向不可知的辽远。
风帆更起，离愁无数。在口口相传中，移民的后代已说不清故土，只记得山西洪洞县，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是又一次漂泊流浪的起点。
一步一回头，北方冬日惨淡的云层下，几点寒鸦急急飞过，回望远方的地平线，在那株高大槐树树梢上，凝成一团解不开的乡愁。
19世纪以来，中国战乱与灾害频繁，人们流离失所。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政府与工厂学校的西迁，解放战争时的大军南下，人口迁移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从1949年，更确切地说应该是1950年起，中国进入了一个稳定而持续的发展期。
无须预设的前提，无须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研究当代只???洞察与分析能力，就像陈云所说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和历史上历次大移民既相似又不同的是，中国当代的移民主要是各种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高潮”引发的。像1957年后几十万“右派”的下放劳改劳教，“文化大革命”中知青的支边与上山下乡，以及军队集体转业到新疆和北大荒，开发、支援三线建设等。这些都是有几十万人、数百万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与流动。在这些运动中涌流着人潮，热闹过后的冷清，生离死别，鲜花与眼泪，绝望与希望，全都交织在一起。那些充满豪情的悲壮和艰难曲折的故事，时断时续，一直到今天的农民进城务工，到沿海打工。
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在痛失家园之后的一次性移民中，规模最大、牺牲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当数中国2000多万水库移民--这从人口数量上来说，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移民。
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且，是绝地大移民。
有潮起总有潮落。不像北大荒的复转官兵一样，可以讴歌雁飞塞北的豪情；不像新疆的军垦战士一般，唱出过豪迈嘹亮的军垦战歌；也不同于右派们，可以有天云山传奇和欣赏绿化树，苦难中不乏“小资”情调男欢女爱；也有别于知青，艰窘过后报考大学或返城，纷纷执笔，描述中国知青梦，赞美神奇的土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知青文学”。
这是一个重大的、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但我必须义无反顾地说出，因为这沉重的分量，已压在我心底多年。
不为人所知，不为人理解，因家园完全沦丧而别土离乡的水库移民中，多数是文盲，祖祖辈辈靠土地谋生，从泥土中刨食，别无他长。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凄凉，他们的弱小模糊的身影，完全被“伟大的工程”、“辉煌的成就”所遮蔽了。几百万几千万移民的贡献与牺牲，完全遗忘，不值一提。关注坝高，关注“库容”，关注蓄水量，关注发电量与效益，关注工程质量而不关注移民生活质量--一句话，就是不关注人。哪一本关于水电建设的书籍画册，记载过水库移民？这也是历史教科书、中国当代经济史所缺失的！
在鞭炮与彩旗装扮的盛典中，人们赞美英明的决策，讴歌水库电站的建设者。人们还记得伟大领袖到十三陵水库人山人海的工地参加劳动时的慈祥微笑。有哪一个领导参加过水库移民简易房、临时棚屋的修建？可以看望灾民，送温暖，可以上电视，登报纸；但切不可看望老移民，遇到此类问题，便噤若寒蝉，绕道而走。这成了一些地方官员为政的“守则”。
佛子岭、三门峡、新安江……最早一批水库移民走出家园至今，已隔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当年童稚少年，也已华发苍颜，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后代，不少还生活在艰难贫困无望之中。有谁还记得他们？把他们的遭遇与艰辛写成啼血之作？
移民支边，从丹江口到青藏高原
在冬日暗淡的黄昏，窗外飘着鹅毛大雪。
我翻开了深褐色的厚厚的《淅川移民志》，读着流下泪来--我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县份，给水库移民写一部史书的。
是的，明天会更好。人们已经习惯了沉默。
虽说以天下为己任，但人毕竟在现实环境里生活--也许根本不应该把文章写到这一层，千方百计寻找解开苦恼的钥匙--不去想什么，也可以活得很快活。可是我做不到，觉得愧对俸禄。但是，走进高耸的历史大山阔岭中，寻找辨认那些血泪之路的走向，在今天的“超常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冲动下，若能多看一眼我们终生贫穷的淳朴的父兄，看一看他们日渐淡去的背影，不是能够多一些清醒与理智，多一些科学与人文关怀吗？
这部《淅川移民志》上限为1956年，下限为1999年。从1956年年底，长江流域规划水利办公室派员到河南淅川县研究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等有关问题开始记载。
不同于寻常的“阅读体验”。我满怀真诚，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成就政绩和文献记载中一些人们不愿说出的东西，开始鲜活地重现--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迟说了几十年的关键词，如洪钟大吕一般，一再从遥远的旷野上隐隐传来。
1958年，汉江干流上的丹江口水库大坝正式动工。
淅川县自1959年迁建县城，并开始移民。历时20年，淅川因丹江口水库移民20.5万，平均每年移出1万人。这个数字占整个丹江口水库移民人数的53.6%，为当时全县总人口的46.7%。与延续至今的移民安置方式相同。在淅川的移民中，约一半就地后靠，安置在丹江口水库沿岸。另一半则分别迁往青海省、湖北省和河南省的邓县。
1959年3月至6月，淅川县首次从淹没区应搬迁人口中动员8008名体格健壮的青年（男5565名，女2443人），按团、营、连组成部队建制，奔赴青海省安家落户，支援边疆建设（俗称支边）。
1960年春，再动员支边青年家属14 334人，随同迁往青海落户。
……
如同一滴水。20.5万--约为全国水库移民总数的1%；其中远赴青海支边的2.2万人，高于全国水库移民总数的0.1%。
一滴水未必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却可以检测出同类液体的酸碱度，品出酸甜苦辣。
丹江口水下是淹没的古城。
春寒料峭，北风阵阵。
丹江口水库移民进入高峰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掀起，饥荒的阴影开始在中原大地上徘徊。而当时全国上下正轰轰烈烈开展除“四害”（蚊、蝇、鼠、雀），淅川县委提出要建成“小麦元帅县”。
就在这时，库区几千名身强力壮，经审查“政治可靠”，年龄18～25岁的青年农民，经过动员组织，登记造册，抛家毁业，满怀希望，踏上了西行支边的路途。
多数农民从未远离过家门，离开过生养他们的土地，丹江边上的平畴沃土，也很少有水涝灾害。他们不明白家园怎么成了要淹没的库区，更不知道遥远的青海高原是什么模样，只知道这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多数人出门时只带了简单的几个包袱以及菜子，像去打临工似地以为一年两载就能回来。政府给支边移民青年每人发大衣一件、棉衣一套，被褥各一条--这就是关怀与补偿的全部！
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发生的村落和社群的迁移，如同历史上的大军远征。与数千青海支边青年农民同行的，还有34名教师、18名医生、14个护士，几百名农业技术员，此外还有理发员、铁匠、窑匠、泥水匠、石匠、竹匠、酿酒师、鞋匠、伙夫等等。这无须怀疑，与水库移民一同西迁的还有几个农村剧社，130名演员、34个民间乐师伴奏。未来的新生活将多姿多彩，载歌载舞！
在村里集合，按排、连、营编制，一些后生和姑娘直到离开父母时才哭出声来。无须多带行李，只要带一两件锄头、铁锹等小农具，还有每人自带两斤干粮，路上吃就够了。青海那边有白面、蔬菜、鸡、肉等着，一切都准备好了，欢迎你们过去开发创业。青年移民们步行或乘拖拉机到县城，然后搭乘大卡车去火车站。
南阳专署与淅川县在许昌设接待站，当时许昌街头像过节一样热闹，挂上了许多红色标语。等各地移民都到齐后，分成三批上火车。每个移民专列2000多人，由闷罐车和硬坐车组成，其中简易客车供女性乘坐。多数在闷罐车里的人连火车到哪儿了都不清楚，只从门缝的光线变化中，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移民专列自然没有餐车，除自带干粮外，在陕西潼关站和甘肃陇西站，支起大锅，设立了餐点，青年们可以下车吃饭喝碗热汤，活动一下手脚。专列走走停停，几天后抵达青海。
1959年4月初，高原上春寒料峭。来自河南淅川县的最早一批水库移民被安置在循化撒拉自治县。
循化在青海省东部，与甘肃的积石山、临夏毗邻，安置区在高山下的荒滩上。淅川县3100名移民与信阳汝南县2000人组成文都建设兵团。支边青年到达后，环顾四野，满是沙石，少见绿意，见如此荒凉之地，有的女孩子就落泪了。青年们把行李家具搬进了当地农民腾出的简陋的土坯木板房，十几人一间，打好地铺，作为集体宿舍。以连为单位，200多人一个食堂集体吃饭。食堂备有当地政府给准备的食物，共有面粉、土豆各250公斤，大米100公斤，甜菜两缸。新鲜劲儿过后，他们立即犯愁了，这些粮食仅够两三天吃的啊。
同年５月，第二批2000多水库移民到达青海。
这批移民先是被安置在龙羊峡附近的贵德县。新家还未收拾停当，荒地开出来，头茬庄稼刚有一点收成，9月天气转凉，秋草开始枯黄。这批开始安顿下的移民，又要再度搬迁，前往更加遥远的大山中的贵南军马场。
第三批水库移民2000多人，与上批移民差不多同时到达青海。他们在西宁换上卡车，直向柴达木盆地南缘的昆仑山下开去。被安置在西宁与柴达木之间海拔最高的都兰县垦荒。
支边人员均按军事建制建立了农场。
几天后，粮食很快吃完了，食堂几近断炊，怎么办？
据《淅川移民志》记载：“各级领导立即组织青年进行学习，教育青年要顾全大局，要靠决心和双手开荒种地，建设好保卫好边疆。”
学习、教育。顾全大局，在半饥饿中，移民们坚持出工，上山开荒劳动，靠的是年轻的体力和生命。
山大沟深，土地不适合机耕。农具不足，牲畜缺少，开荒用锄头，耕种人拉犁、耧。毕竟高原缺氧、空气稀薄，容易劳累，劲儿使大了就喘不上气来。但最要命的是粮食不够，即使喝稀的也难以维持。播下种子，风调雨顺，要几个月后才有收成。这三个安置地，海拔都在2800米至3600米之间，有些荒滩，海拔太高，只能种点青稞，根本不适合种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