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曾国藩的表现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会大相径庭呢？
答案在于曾国藩自身的转变，在于他自身认识的提高，到这时候，他的刚柔并济的处世哲学里已经有了一条鲜明的认识，即“高不成，先低就”！
曾国藩在家窝着的这一年，在朋友的建议下，重新研读了黄老之学，尤其是对老子《道德经》的认识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所谓“处众人之所恶”，就是“处万物之下”的意思。水能达到最高的道的境界，就是因为只有它愿意往低处去。所有人都想往高处走，只有水愿意往低处流，因为它肯低就，所以达到的境界反而是最高的境界。这就是大自然因为肯俯身低就却能达到至高境界的道理。
不过，我个人认为，曾国藩固然从《道德经》学习到了这种要低就的哲理，他可能还从另一个人的身上得到过一些启发。这个人就是曾国藩治军练兵的隔代老师戚继光。
曾国藩练湘军，虽然想法远大，可他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文人，一点儿带兵打仗的经验都没有，怎么可能练就一支战斗力超强的湘军呢？曾国藩的秘诀是拜隔代师，照搬前人的兵法经验。他照搬的兵法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他拜的隔代师也就是大明王朝的一代战神戚继光。王闿运的《湘军志》就说曾国藩练湘军完全照搬戚继光的“束伍成兵”之法，曾国藩在文集里也对此是坦言不讳的。
因为拜了这个隔代师，我想曾国藩大概不仅学了戚继光兵法，也学了戚继光为人的智慧。戚继光这个人很有才，也很傲，但他在做事上有一个绝对称道的特点，就是高不成的时候肯先低就。
戚继光是世袭的高级武将，再加上他个人本事很大，天赋很高，所以年轻时就崭露头角，很受朝廷重视。当时倭寇之乱渐成大明朝的心腹之患，才二十多岁的戚继光就被任命为整个山东备倭军的总司令。他也的确有才，把山东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守得如铁桶一般，倭寇根本不敢到他那儿去。
因为戚继光在山东的良好表现，朝廷就把年轻的戚继光当成平倭的一颗重要棋子，打算把他投放到抗倭斗争最艰苦的江浙前线去。对此，戚继光自己也充满了期望，因为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的英雄，岂非寂寞难耐！
可等到戚继光满怀希望地来到江浙抗倭第一线，他立刻傻眼了。为什么呢？浙江方面居然不拿人才当人才，居然拿着柴火当火柴，居然只让戚继光这样的军事天才去主管军屯等后勤工作。
可是，虽然别人都替戚继光打抱不平，虽然戚继光自己也没料到会到浙江来管后勤，但戚继光这个28岁的年轻人居然对此没有一句抱怨。既然高不成，他就先低就，居然就在后勤工作上开开心心地干出了一番惊人的成绩。
他一上任之后，就深入了解浙江当地抗倭形势，不管是他自己主管的后勤工作，还是前方的军事工作，他都很花心思地做了一番研究。研究要有成果啊，就像现在的研究员要写论文一样，戚继光这位“研究员”研究完了之后就开始写调研报告，一口气就浙江的抗倭形势以及各方面现状写了好几篇分析报告。
开始的时候，这些报告递上去后，就如泥牛入海，了无消息。可戚继光还就不把上级的沉默当意见，还是一如既往地搞自己的调查，写自己的文章，而且乐此不疲。
所以说，人就应该像戚继光这样，认准自己的工作，只要是对的，不管高低贵贱，都要努力去做，别管太多。
事实上，戚继光的这些报告，都有人看，而且还有人欣赏，只不过看的这个人、欣赏的这个人比较老谋深算，对人对事他轻易不表态而已。这个看了戚继光所有的报告却一句话也不表态的老谋深算的家伙，就是当时浙江地区的一把手，浙江巡抚胡宗宪。
胡宗宪还是很看重戚继光的，对于戚继光的这些调研报告也很重视，他之所以一直不吭气，就是要看看这个年轻人能不能沉得住气，到底是个急功近利的人，还是个堪当大任的人。过了一段时间，胡宗宪心里就有底了。
当时，正好因为抗倭形势的发展，要增设一个宁绍台参将的位置，也就是把宁波、绍兴、台州三个地方的军事指挥整合成一个，所以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而且参将在明军序列里，也是仅次于总兵、副总兵的高级军官。所以有很多人都盯着这个位置。
一时间，拉关系、走后门的，走官、要官、跑官的，大家闻风而动。戚继光呢，想想自个儿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要关系没关系，要后门没后门，所以根本就没动这个念头。可是老天爷很公平，老子说“无欲则刚”，虽然戚继光最没指望，最没可能，但在胡宗宪的安排下，戚继光居然就升任了这个宁绍台参将的职位。
所以曾国藩年轻时喜欢的那话怎么说来着？
“名不正，则言不顺！”
“在其位，才谋其政！”
错了，大错特错了。
“名不正，言不顺”，但可以事先顺啊，把事做顺了，实至名归，“名”自然也就正了。
“在其位，才谋其政”，老想着有了位置才做事，这更是本末倒置了。要“先有为”，然后“才有位”啊！尤其理想中的位置，更不能靠天上掉馅饼得来，不奋斗，不做出成绩来，那个位置怎么会属于你呢？放眼天下，哪一个成功者不是从小事、从低就处做起的呢？华人首富李嘉诚，原来也是从在街边做推销起家的。这样的低就、低起点，也没影响他做成后来的大成就啊！
所以曾国藩从《道德经》和戚继光那儿，也是从自己亲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原来的心高气傲带来了结果就是眼高手低。这种眼高手低造成的结果就是做事、行动时的高不成、低不就。这也是他在实践中屡屡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当初在长沙整军，就是太想高成高就了，所以起点很高，动静很大，却适得其反，最后算是被人赶出了长沙。现在借着父丧伸手跟咸丰要权就更是这样了。最后不仅什么都没要到，还险些丢了自己一手拉起来的队伍，同时还被天下知识分子骂，说他借父丧伸手要权这事实在不像一个大儒所为，有十足的伪君子的嫌疑。
现在曾国藩痛定思痛，终于想通这一层，当然依命出山，再无任何条件，也再无任何怨言。“高不成”，也就是不给我地方实权，我就“先低就”，也就是尽量带好我的兵，做出成绩来再谈其他。
果然，曾国藩从此以后埋头苦干，再不总是向朝廷抱怨。过了不几年，别说小小的巡抚了，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乃至节制四省的钦差、东南第一重臣的头衔，别人都主动地送上门了。
所以曾国藩曾在家训里发自肺腑地总结说：“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此世人之恒情。”就是说人人都想做人上人，都想有高起点，有好位置，所以眼高手低，这几乎是所有人的通病。对于这种毛病，曾国藩又认为尤其是知识分子最为突出。他说：“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即余昔年亦失之高亢，近日稍就平实。”（《曾国藩全集·家书》）就是说当年自己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毛病也很突出，这些年在实践中才总算慢慢地改正了过来。
所以，曾国藩曾经在家训中教育他那几个心高气傲的弟弟说：“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曾国藩全集·家书》）
脚踏实地好理解，“克勤小物”是什么意思呢？
曾国藩有一篇读书笔记，题目就叫《克勤小物》。曾国藩在这篇笔记里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栋，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这所累也。”（《曾国藩全集·文集》）这也就是“层台起于垒土，抱木生于毫末”的意思。接着，他分别举了周文王和周公旦治国的例子，又举了诸葛亮和杜如晦为政的例子，又举了陶侃和朱熹治学的例子，无非要说明，这些成就大事业的人虽然志向远大、眼光很高，但他们无一不是从小事做起，一件件小事做好了，做顺了，大事业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这在治国、为政、治学，甚至生活的各个方面，莫不如是。反过来，曾国藩又评价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崇尚清谈之风，就是一种眼高手低，说他们“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就是说，有一类眼高手低的知识分子最易坏事，就是因为他们只会说大话，终究高不成，也低不就。
说到这种“高不成，先低就”的处世智慧，其实我们还可以从至圣先师孔子的身上看到更生动的验证。
孔子17岁时，父母都不在了。有一次，鲁国执政季氏发了一个通告，邀请鲁国所有的士族子弟来家里参加宴会。士，在春秋时期，是贵族中最后一个等级。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属于士，所以孔子也应该属于士。所以，17岁的孔子一个人就去赴宴了。可还没进季氏的庭院，就被人拦住了。季氏的家臣阳货拦住孔子说：“你又不是士，你来干什么？”
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阳货这话对孔子来说简直就是巨大的侮辱，因为他这话要么是根本不承认孔子的“士”的身份，要么就是不承认孔子是叔梁纥的儿子。这对士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可是年轻的孔子却并没有去争这个名，而是默默地转身走开了。他走到哪里去了呢？他离开了父母之邦鲁国，走到他祖先居住的地方——宋国去了。孔子在宋国苦学礼乐，渐渐名声大震。三年后，他携新婚妻子再次回到鲁国后不久，孔子的儿子降生了。这时候，鲁国国君鲁昭公听说孔子生了儿子，立刻派人送了一条大鲤鱼来表示祝贺。所以，孔子就给儿子取名叫孔鲤，字伯鱼，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
你看，孔子三年前离开的时候，连“士”的名分都不被人承认，连季氏一个小小的家臣都可以随随便便地侮辱他，但他三年后再回来的时候，连国君也要对他表示尊重。
孔子三年前离鲁去卫，不争一时之名，默默地打造自己、修炼自己，不就是一种“高不成，先低就”、“名不正，事先顺”、“先有为，再有位”的人生智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