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正是曾国藩坚决不反的“铁石心肠”让这种创造历史奇迹的可能化为一片乌有。这一来，我们就更有必要来探求这个终极的疑问——既然万事俱备，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就是坚决不反呢？
我所理解的答案，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信仰！
是什么成就了“中兴名臣”、“一代大儒”的曾国藩？
是什么成就了能一手开辟洋务运动、使中国开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跨进的曾国藩？
是什么造就了拥有当时最强人才团队“神州第一幕府”的曾国藩？
是什么造就了能写出“千古第一家训”、被后人视为儒家教育正宗的曾国藩？
我以为所有的答案都在这两个字上：信仰！
曾国藩当年以一届书生领军，起兵之时就在出征檄文里说过，他是为“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文正公文集·讨粤匪檄》）的理由而出兵的。也就是为了拯救传统儒家文化，而非拯救那个腐朽的满清朝廷而出兵的。当然曾国藩身上确实充满古代儒生愚忠、愚孝的伦理思想，他不反清廷也确实有这种愚忠、愚孝的思想在起作用。但从更大的历史背景上看，他这种愚忠的最终指向不是指向封建君王，而是指向对儒家文化的忠诚，对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信仰的忠诚。
所以他克己修身，《求阙斋日记》一写数十年，一生把不断自省与不断学习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习惯。他从来不跟别人攀比，他只跟自己较劲儿，只要做得比昨天的自己好，只要做得比前一刻的自己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所以他自号“涤生”，每日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曾国藩全集·日记》）而自勉；所以他虽然起步很低，甚至初时“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挫”（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但最终却超越了那个时代中所有比他聪明的同伴，走到了人生境界的最高处。所以他虽然没有小聪明，但却有大智慧，把儒家所提倡的“修身”理念，用一生实践几乎做到了完美。
他之所以在为官为政、带兵打仗的同时，还写下无数家书、无数家训名篇名句，是因为在儒家文化那里，“齐家”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在他这样标准的儒生看来，要想成为顶天立地的“士大夫”，要想成为民族文化的脊梁，不仅要做好自己，更要带好整个家族。因为所谓“国家”，在中国人看来，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家国是同构的，所以唯有“齐家”才能“治国”，家尚不齐，国又焉治？所以曾国藩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还挤出大量心血来完善家庭教育，又把这种家庭教育智慧引申到社会教育层面，他是要用这种智慧不仅来齐家，更要来救国。所以他在生前就刊行了他的《曾国藩家书》，所以他的家训不仅教育了家人，还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这就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称其为“教育家”的原因所在，这也是他的家训可以被称为“千古第一家训”的原因所在。
因为有信仰的感召，一大批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才会走到他的身边来，构成了“天下英才，尽在曾幕”的“神州第一幕府”的传奇。
当时天下像曾国藩这样出山办团练的共有四十几处，可只有曾国藩把团练办成了举世闻名的湘军，而且只有他的湘军里汇集了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精英。湘军带兵将领大半是书生带兵，而非武将带兵，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一帮原来只知道“之乎者也”的儒生却能汇聚他的身边领兵作战，最终的动力只能源于他们之间某种共同的信仰感召与精神力量。
当时地方督抚皆有自己的幕府，可唯有曾国藩的幕府汇集了那个时代最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像中国近代化学之父徐寿和他同为化学家的儿子徐建寅，像中国近代大数学家与教育家华蘅芳，像中国近代大数学家与物理学家李善兰，像中国近代医学家、翻译学家赵元益，像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大教育家容闳，这些时代的精英都汇聚在曾国藩的幕府，为他开创安庆内军械所，为他开创江南制造局，为他开创江南制造局所属翻译局殚精竭虑，贡献智慧与生命。
尤其是容闳，特别有说服力。他作为中国近代最早获得西方学士学位的留学生，抱着一腔救国之志，远涉重洋，重回故土，但现实却让他失望透顶。他先是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抱丝毫的希望，后来他所寄予厚望的新生力量太平天国又让他失望透顶，再后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投奔曾国藩，一遇之下，即视为平生知己。正是容闳等人的帮助与支持下，曾国藩的洋务运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同样，也正是曾国藩的支持下，容闳的救国理想才得以实现，后来在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坚决支持下，容闳选派留学生计划终于得以施行，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纵观容闳的一生，他在实施救国理想的过程中，起初对清廷不抱希望，后来投身曾国藩幕府，后任清廷四品官职，后来又在曾国藩死后多年加入了反清的阵营，成为了清政府的通缉犯，可以说他加入晚清政府也多少是因为曾国藩个人魅力的感召，所以他在他的那部名著《西学东渐记》里深情地回忆说：
“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
这种可以让容闳以知己视之的个人魅力的背后，一定是某种信仰与精神的力量。
所以，不论是从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实践，还是从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业绩，甚至从他对仁人志士的感召以及对人才力量的组织与建树，都可以看出他人生背后那种巨大的精神追求与坚定的信仰坚守。而这种追求与坚守都是带有着强烈的传统儒家色彩的，所以随着他个人事业的成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也认为是曾国藩挽救了东方儒家传统文化。
这种带有强烈儒家色彩的精神追求与信仰坚守在曾国藩那里最终转换为一个现实的选择，也就是反与不反的选择——是做英雄？还是做圣贤？
曾国藩的答案很明确——倚天照海花无数，霸业雄图非所求。流水高山心自知，圣贤事业方不朽！
所以他根本不会选择做英雄，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早已选择了做圣贤。这个选择早在他读书立志时就已朦胧扎根，早在他写日记修身反省时就已不断强化，早在他写无数家书家训、呕心沥血教育后人时就已不断升华，所以到最后一刻，让曾国藩这样儒家克己修身的模范一举推翻毕生的信仰与追求，在别人看来并非不无可能，但在曾国藩自己，那绝对是荒唐而不可想象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明了那个最初的疑问了，他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一违常理，没有中间地带；语气决绝，绝不首鼠两端。这本身就是精神追求中一种气场与能量的显现。凭着这种对圣贤之道的精神追求与信仰坚守，曾国藩才最终从一个“笨小孩”成就了“一代大儒”，才最终开辟了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的洋务运动，才最终教育出曾家子弟代代皆有英才，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教育财富与精神财富。
所以这也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历史当口讲这个系列的关键所在，一个民族的真正崛起，一个国家的“大国崛起”，一定要伴随着思想、文化的兴盛，一定要有民族共同信仰的回归，只有经济崛起的大国崛起只会是一种可笑的假象与幻象。
其实，在曾国藩的家训里我们讲到了很多教育方法与智慧，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其中的精神与情怀。曾国藩常说“人生需有根柢，方可撑持世间变化”（《曾国藩全集·家书》），这种可以撑持人世间风雨、坎坷、挫折、变化的人生“根柢”，就是那种精神、信仰、理想与情怀。这让人不禁想起流传于湖南曾国藩故里的一个有关曾国藩教子的小故事来，我们权且把这则生动的小故事作为整个评说曾国藩家训系列的结篇：
那时应该是1858年前后，曾国藩因为父亲去世，离开江西战场，回老家为父亲守丧。那一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为沮丧的时期，父亲去世，战局不利，擅自离开战场被天下人耻笑，皇帝夺了他的兵权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毕生心血付诸东流，所以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很不好，在家还常常冲着几个弟弟发脾气。可是有一天，曾国藩却突然来了兴致，带着大儿子曾纪泽去爬山。
原来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双峰有座铜梁大山，山高水险，陡峻异常，乡亲们出行非常不便。曾国藩在家守丧期间，体察民生疾苦，于是自掏官俸一千两白银在铜梁山上修了一条石板路，还在山顶建了一座凉亭，以方便出行的人们歇歇脚。
曾国藩和儿子曾纪泽沿着刚建好的石板路，一路爬到了山顶。到得山顶凉亭，曾国藩面对群山，随口吟出一副对联：
“稍停歇，到此已登峰造极。
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
曾国藩转头对儿子说：“你看，此处观景甚好！想百姓们多是挑着重担上得山来，于此处歇下重担，让清爽的山风吹吹汗，听清脆之鸟鸣时时悦耳，再远眺一山更比一山高，想是任何人都能悟得出些世间的世情与道理。”
听了这话，年方弱冠的曾纪泽突然兴奋地对父亲说：“我知道了，前面一山更比一山高，父亲是要告诉我，人生学无止境，虽可暂歇，却不能止步！”
曾国藩看着儿子赞许地点点头，曾纪泽在心中却又不由地想：父亲一生勤俭，平常省吃俭用，如今却慷慨解囊，掏出千两白银为乡亲修此山路与凉亭，这不就是心怀苍生的义举、比山还高的胸怀吗？
山风徐徐吹来，天地为之开怀。一对父子在登峰造极处远眺群山，他们的目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与情怀，或许可以延展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