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曾国藩主动裁军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明强挺经”所追求的那个“刚”字，其内涵不仅有强大的行动能力，还有完美的执行力。这种执行力的素质至少包含着以下四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执行力首先要以忠实的行动能力为基础。
《美国出版商年鉴》曾经做过一个“有史以来最畅销书”的排行榜。榜上第六名的书叫《致加西亚的信》。这本书讲的是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要与古巴的西班牙反抗军首领加西亚将军取得联系。但是加西亚藏在古巴的崇山峻岭里，根本没有人知道如何与他联系。但是美国总统却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合作关系。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名叫罗文。
罗文是一个普通的美国陆军上校，他在接受了送信的任务后，只是把信小心地贴身收好，甚至没有问一下加西亚将军在什么地方就出发了，因为他知道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加西亚到底在什么地方。
罗文怀揣着自己的使命，历尽千辛万苦，在三个星期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勇气与胆识，终于在古巴的大山里找到了加西亚将军，成功地完成了送信的使命。
这本书字数不多，故事也非常简单，但出版后却一下风行全美，后来被译成各种文字，风行全世界，很多企业把这本书奉为企业内部培训的典范。究其原因，就是罗文身上的那种执行力，那种忠实的行动能力。
一般人做事情，太计较成败得失，太顾虑各种条件与因素。在《致加西亚的信》的开篇，作者哈伯德就举了例子，他说如果有一个老板，他有六个等待任务的手下，他把任何一个叫来让他去查一下百科全书，把一个叫克里吉奥的生平做成一篇摘要，哈伯德打赌说没有一个人会只静静地回答一句：“好的，先生！”他们一定会问：“他是谁？”“他去世了吗？”“哪套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放在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吗？”“为什么不叫乔治去做？”“这事急不急？”“为什么要查克里吉奥呢？”
哈伯德打赌说接到任务的人绝不会毫无怨言地接受任务，因为他们都不是罗文。而罗文身上那种不抛弃、不放弃、不抱怨、不狐疑的忠实的行动能力就是大多数人最为缺乏的一种执行力要素。
曾国藩身上毫无疑问也有这种忠实的行动能力。他一旦认定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他就不会半途而废，任事情再艰难，也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像裁军这件事搞得不好就里外不是人，甚至还有局面失控的危险，一般人做起这种事来，总会前怕狼、后怕虎。而首鼠两端、狐疑不定正是做事情最大的忌讳。
这就要说到“忠实的行动能力”中的那个“忠实”了。一般人以为所谓忠实是对上级、对领导的忠实与忠诚，所以甚至有人认为罗文不问情由，接下一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体现了某种愚忠，而很多企业老板要求员工读此书也只是为了给员工洗脑。企业老板的私心我们不去论，其实罗文身上的那种“忠实”就行动力与执行力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对人的忠实，而是对任务本身的忠实。就是你一旦领取了任务，就要忠实于这份责任，这种忠实才是行动力中最关键的因素。
很多人评论曾国藩，说他忠于清廷多少有愚忠的成份，这也确实如此，但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更多地想到的是对责任的“忠实”，所以他不做则已，一做就百折不挠，直到把自己所要担负的责任兑现，这种能力就叫“忠实的行动能力”。
第二，执行力要有分析、策划的能力。
曾国藩在日记中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治事四法，说：“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曾国藩全集·日记》）“经分”和“纶合”就是分析与综合的意思，“详思”和“约守”就是详细思考与约束职守的意思。这里面，“约守”是一种底线的问题，我们放在后面讨论。前面三条其实都是说执行力要有分析与策划的能力。
这就是他所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的道理所在。不论是“规模远大”还是“综理密微”，都不能缺少“经分”、“纶合”与“详思”的分析能力、策划能力。尤其是“规模远大”处，也就是要有全局观、整体观与战略性的目标，这种眼光与思路的培养对于执行力来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曾国藩要裁撤湘军，并不是突然心血来潮之举，他早在湘军攻克天京前两年就想到了这一点，甚至与弟弟进行过多次讨论，预先做了关键人物的思想工作。更不用说他为裁军秘密筹备了相当数量的裁军经费，这种深谋远虑体现了他强大的策划能力。
当然，曾国藩最强的策划能力还表现他与太平军长达十数年的鏖战上。毛泽东评价曾国藩说：“观其收拾洪扬一役，完美无缺。”（《毛泽东早期文稿》）其实从战术的角度看，曾国藩的军事艺术根本无从谈起，要不然他也不会相信他一亲临战场就要打败仗的宿命论了。但毛泽东这句“完美无缺”的评价放在战略上就一点也不过分了。
当时天下局势大坏，清政府军事濒危，所有人面对强大的太平军只知道拆东墙补西墙，结果墙墙连倒，清军败成一团。在纷乱的世局中，只有曾国藩经过缜密的分析，策划并确定了沿长江中下游一线步步为营，逐渐压缩太平军生存空间的战略主张。其中，湖北武昌、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江苏南京是四个必须争夺的战略据点，攻占战略据点为湘军作战主要任务，不管太平军如何围魏救赵、声东击西也绝不动摇。这一战略思路的确立可以说从根本上决定了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态势，太平军虽然不乏能征惯战的点将，但缺少曾国藩这样的战略大师，所以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这种战略策划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才称他书生带兵，这一仗却打得是“完美无缺”。
其实曾国藩的长处正在于此。他既有良好的行动习惯，又有良好的思维习惯。
他善于相人，乃至世间纷纷传他是晚清相面大师，其实他只是善于观察与分析。他深谋远虑，甚至晚清官场说他是老谋深算的政坛老手，其实他只是有全局观，看得远，并长于谋划，也就是策划能力。所以中国近代史上我们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那场洋务运动不是由别人开启，而是由曾国藩来开辟就容易理解了。
他一方面敢于实践，不怕试错，所以奕、李鸿章等人只知道“建船不如买船快”，但曾国藩却知道“买船不如建船稳”，建船就是再麻烦、再有错，它的行动意义却要远超过简单地买船。另一方面，他之所以敢如此实践，招揽科学家建安庆内军械所，委托容闳建江南制造局，虽然眼前之利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但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提出搞洋务运动的初衷与出发点却是为了国家与民族“徐图自强”的长远规划。这一点我们至今深受其惠，这也是曾国藩能担起这一历史重任的关键所在。
第三，执行力要有措施与细节上的操控能力。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综理密微”之处，他的家训中还有一句名言，相比较“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更易理解，他说：“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曾国藩全集·家书》）这话就很直白了，“大处着眼”是“经分”、“纶合”，是“规模远大”，是有全局观与分析、策划的能力。而“小处下手”则讲的是措施与细节上的操控能力。
事实上，若缺乏了措施与细节上的操控能力，所谓的“大处着眼”，所谓的“规模远大”，终究是一场空。所以，管理学上一直流行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曾国藩的裁军，看似谈笑间指挥若定，其实是危险处举重若轻。一方面朝廷对他深以为忌，另一方面自己兄弟心有不甘，群情激愤，稍有不慎，小则哗变，大则揭竿而起，不是没有可能，甚至可能性极大。曾国藩要不提裁军还好，还可以缓释各方面的矛盾，一提裁军，简单就把屁股挪到了火山口上。这其中，一招错就会满盘输，所以他对行动细节是非常讲究的。
他裁军先从身边人裁起，最先裁的是自己亲弟弟曾国荃的部队，曾老九虽然心气不服，毕竟还是受大哥教育多年。曾国藩为了收服曾国荃之心，又为他大过生日，又为他写诗，弄得曾国荃唯有用一场痛哭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搞定了曾国荃，就搞定了吉字营，搞定了最难搞的吉字营，其他部队就容易得多。
另外，曾国藩为保证裁军的顺利进行，还秘密筹备了大量裁军经费，这个细节的努力非常关键，否则他的裁军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完成。
还有一个细节，更能说明曾国藩的行动智慧，他在上表朝廷裁撤湘军的同时提出要“裁湘留淮”，这可是他裁军过程非常关键的一步。也就是裁掉他曾国藩麾下的湘军，保留李鸿章麾下的淮军。
我们都知道，晚清史上有“淮自湘出”一说，我们也讲过李鸿章办淮军的历程，可以说没有曾国藩的扶持与帮助，就没有李鸿章的淮军。况且李鸿章是曾国藩最为得意的弟子，更是他政治上的接班人，保留了淮军，虽然曾国藩自剪羽翼，但绝不至于受制于人，而湘军即使全体解散，也因此不会有后顾之忧。另外，慈禧也正想扶持李鸿章以削弱曾国藩的影响，所以这个建议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
最后，李鸿章在裁军大潮下象征性地裁了几千老弱病残就顺利过关了。这样一来，虽然湘军被裁，但曾国藩还是安稳地做他的两江总督，虽然淮军略裁，李鸿章还是唯老师曾国藩马首是瞻，而朝廷对这两位地方诸侯也放下了猜疑，整个局势就这样安稳了下来。
所以统观曾国藩的裁军过程，从两年前的长远谋划，到数月间雷厉风行的实施，从全局的安排，到细节的精当，他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举重若轻，指挥若定。这就是真正的执行力，忠实的行动能力、全局的策划能力、细节的操控能力，缺一不可。
第四，执行力还要有行动的原则与底线，曾国藩称之为“约守”。
前文提到他的“治事四端”，最后一条“约守”是约束职守的意思，一般以为曾国藩说的是做领导的要对团队成员约束其职守，这样才能使人才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其实这种理解还是很片面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尤其从曾国藩提出“治事四端”的执行力要素来看，没有点中曾国藩提倡“约守”的窍要。
关于“约守”这个词，曾国藩在家训里多次提到，他在教育子女时还把这个词反过来使用过，他教育孩子学习的时候说：“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曾国藩全集·家书》）这是说修身的道理，最重要的是把握最精要的原则，不要贪多务滥，这也是老子知黑守白、知博守约的道理。
修身如此，做事也是如此，“治事四端”的“约守”只是让别人、让手下约束职守吗？曾国藩向来是严于律己又勤于教人的人。他要是要求别人“约守”也一定会从自己做起。你看他说“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前三个都是说的自己做事的经验，最后一条是与前三条并列的，怎么可能只说别人不说自己呢？所以做事时的“约守”既是让别人“约守”，也是让自己“约守”。
那么如何才算是自我的“约守”呢？
举例来说，曾国藩晚年所遭遇的滑铁卢事件就是天津教案。1870年慈禧命曾国藩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限于职责所在，并没有推辞。任命下来后，所有的好友，包括他的儿子曾纪泽都劝父亲别去揽这个烂摊子，说这事绝对是让人身败名裂的事儿。可是曾国藩既然领命，绝不肯退缩，这就是他忠实的行动力了。他临行前买了一口棺材，写下了一句“大将不辞刀头死”，便凛然上路了。后来果不其然，曾国藩一生英名尽毁于此，被人因此骂作汉奸卖国贼，以至晚年郁郁寡欢，最终英年早逝。
就是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那位著名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作为曾国藩的随行翻译也跟他到了天津。在办案期间，容闳提出了选派留学幼童去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的建议。曾国藩一听这主意非常好，立刻表示容闳尽管可以放开手去做，他会全力支持的。
后来天津教案失利，曾国藩在举国责骂声中辞去直隶总督之职，又回到南京当两江总督。他虽然心情不佳，又事务繁杂，但对于当年答应支持容闳的留学生计划却念念不忘。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他的学生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他原来的幕僚江苏巡抚丁日昌对这件功在千秋的事都非常支持。但这对于鼠目寸光的晚清政坛来说，毕竟是前所未有、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官场非议嘲笑之声不绝，都说曾国藩是老糊涂了，前面天津教案的纰漏时犹未远，现在又要搞什么留学生计划，真是越老越糊涂。
曾国藩虽然这时身体与心情俱不佳，但对满朝的讥讽却不以为然，反复上奏陈说留学生计划的利弊得失，最终帮助容闳完成了这桩教育救国的巨大心愿。1872年8月11日，容闳带着首批30个留学幼童从上海出发，踏上了远赴美国留学的道路，容闳因此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可就在五个月前，一手促成了留学生计划的曾国藩却在世人的嘲讽声中落寞地病逝了。
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为人如此，做事也应如此。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反之，有所不为，也当有所必为！
曾国藩认定留学生计划是可以促使中国“徐图自强”的有益之事，虽然曲高和寡不被人理解，虽然刚刚经受天津教案的人生巨大失落，虽然身体每况愈下甚至精力越来越不济，但他还是谨守做事的原则与底线，不受人生起伏与情绪起落的干扰，把正确的事做下去，并做到底。虽然，做到底的那一天他已经不在了，但自有后来人，会把伟大的事业与精神传承下去。这就是曾国藩的“约守”——
守住人生的底线，守住信仰的底线，也就守住了不抛弃、不放弃的做事的底线！
所以曾国藩“挺经”求一个“刚”字，梁启超就此评价说：“曾文正者，……其所遭遇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困而知，勉而行，知行合一，梁启超一语道破曾国藩之行动力与执行力的关键。反之，目标不清、计划不明、用人不当、流程不畅、措施不力、细节失败、没有做人做事的底线与原则，这些就是小到个人，大到团队与组织，缺乏行动力与执行力的关键。
一个顶尖的木匠要打算退休了，他向老板辞职，想回家安度晚年。老板挽留他说，再建最后一所房子吧，建好后就答应让他退休。于是，木匠勉为其难地建他的最后一所房子。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越来越心不在焉了，越来越应付了事了，他用的是杂料，出的是粗活，那房子建得连刚出道的木匠都不如。
粗制滥造的作品终于完成，老板来了，把房子的钥匙交在木匠的手上说：“你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这所房子就是我们送给你的最后的礼物！”
木匠听了这话，呆住了，他看着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作品，心里充满了悔恨。
当你不够忠实，不够主动，不够努力，甚至丧失了做事的原则与底线的时候，你的执行力便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