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兵器VS冷兵器
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双方的军事水准，用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就是16世纪对付19世纪，冷兵器对付热兵器。
英国此时拥有陆军14万，连同用于内卫的国民军，共有20万。兵制则是征兵制，并且招募外籍雇佣兵（召外籍兵是欧洲国家的常例。第二次鸦片战争间，英国的军队中招了好多潮洲勇；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雇佣外国人华尔等做军官，华尔等再转雇中国人做他的士兵；后来的八国联军进中国，竟然招募了一个中国军团，此军团作战勇敢，受到联军的一致夸赞）。军官则是经过正规军事学校培训出来的。武器准备方面，英国早已使用上各种滑膛前装火炮，计有加农炮、榴弹炮和臼炮；炮身重量从几百斤、几千斤到万余斤；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燃烧弹和爆炸弹；火炮的有效射程是千米；炮车先进，大大增加了火炮的机动性能；步枪乃前装滑膛式，有效射程三百米左右。至于海军，英国在1827年即把蒸汽机装在了军舰上。蒸汽轮船不受风力与水向的影响，但是蒸汽机庞重，影响火炮在舰船上的装载数量，所以这个时候的英国大小战舰计有五六百艘，一般仍使用帆力（蒸汽轮船只用于巡航、侦察、通讯等），大型战舰有二至三层甲板，分别装有七十至一百二十门大炮，炮弹重约三十二至六十八磅不等。
此时的大清，虽然谈不上是世界的工厂，但却是世界向往的富庶之地。问题是它的军事，被公认为处于婴儿水准！
大清的陆军由八旗与绿营组成。八旗兵制乃是努尔哈赤于1606年建立的，其特点是兵农合一、军政一体。总兵力约18万人。与英国20万的陆军、国民军大约相当。八旗兵入关前英勇善战，入关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慢慢退化，基本上没了战斗力。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先被拉到战场上，发现不行，统治者从此依靠上了绿营兵。
大清的绿营兵由原明朝各省的军队改编而成，因以绿旗为帜，以营为单位，故称绿营。绿营兵一人入伍，全家在籍，世代相袭，以兵为业。问题是这些兵不务正业，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战斗力也不行了，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团勇。至于兵器，虽然十八世纪的欧洲都改用了火器，但发明火药的故乡在十九世纪依然全靠原始的冷兵器：弓矢、矛戟、刀斧等。
既然没有先进武器，那么大清的军事只有遵循人多力量大的思维了，所以大清常备军的数目维持在七八十万且官兵素质极低：军官行伍出身，大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知识；士兵训练偏重于阵式和架式，玩得好的，相当于京剧舞台上的武打小生，会翻跟头会摆架子。至于海军（谈不上海军，水师而已），战争前夕，大清拥有外海战船八百九十余艘，相当于大英战船的两倍。但船只的数量跟战斗力没有关系。旅日华人陈舜臣说：“在拥有坚船巨炮和经过很好训练的英国远征军的面前，中国陆海军简直就是个婴儿。
”（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2月版，第114页）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说：清军“虽然分为陆军和水师，由各省统帅指挥，但实际上没有十足的兵力。花名册上尽是弄虚作假；为了应付点卯，就匆忙地招募市场的苦力；也举行定期军训，但重在观瞻而不讲究实际，注意搞戏剧舞蹈的剑术程式动作。每当发动大战役时，原由互相猜忌的各地指挥官分别统率而互不配合的部队必须置于一个统帅统一指挥之下，而这位统帅常常是对他所领导军队的特点竟是毫无所知的非军人。在实际战斗中，队伍很可能不是开小差就是劫掠农村，结果使本国人而不是使敌人害怕他们。”（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甚至有西方人说：“要是说在三亿中国人中找不出一支好军队，也许是对人类的莫大的污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9页）
1832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派遣商船“阿美士德”（Amhest）号到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主要成员有船长士礼（Captain Rees）、德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又译郭实拉，郭甲利，郭实腊）、东印度公司职员林德赛（H·Hamilton Lindsay，化名胡夏米：Hoo-Hea-mee），公司给他们下达的密令是：要“查明这个帝国北方能逐步地最适应于向英国开放的口岸究竟可以达到多远，中国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利于英国”；要摸清中国对西方商品的“大致需求和可以开出的价格与中国人出口货的价格以及运输方面的问题”。从密令的文字上看，胡夏米们顶多算是商业间谍，更多的是想与中国做生意。从2月份到9月份，他们游遍了中国的沿海地区，甚至经过了朝鲜琉球，最后回到了澳门。
收获是：绘制了详尽的航海图，还查知了中国的国情，最严重的是，看透了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之外，是很可怀疑的。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是一片铁；炮很脏，而且生锈了。箭挂在墙上，却没有弓，据说弓挂在对岸另一个地方……”（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343页）而郭士立在他1832年的一则日记上，对中国吴淞口的军事设防如此评价：“炮台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郭士立甚至扬言：“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53页）从收获上看，他们又是纯粹的军事间谍了。1835年，胡夏米甚至向巴麦尊提出了军事侵略方案。胡在致巴麦尊的信中说：“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具体编配，他建议：
由皇家海军提供：74尊炮主力舰1艘500人；大型巡洋艘1艘300人；小型巡洋舰2艘320人。
由印度海军提供：三等军舰2艘300人；武装轮船2艘200人。
由加尔各答提供：武装轮船1艘100人。
由国内派遣：大型巡洋舰1艘300人；小型巡洋舰2艘320人；陆上部队600人。
共计：各型船只12艘，士兵2940人。
信中，胡夏米强调，中国广州贸易制度是与“人道原则与理性都不相容的”，他说，“这支武装足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这些行动的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威信全部一扫而光”。（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页）
建议用区区三千人来打中国，胡夏米够看不起中国了。之所以看不起，是因为看透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政府不爱自己的人民，人民也不爱政府。大清政府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它的军事指导思想，重在防内而不是防外：用陆军对付国内人民起义；用水师对付海盗和奸商。大清不是英国那样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主政府、宪政政府，统治者与民的关系乃是大盗与家贼的关系，政府防民甚于防寇，宁给友邦勿给家贼，这种思维一直持续到了大清灭亡那一刻。这种情况下，大清对外的战斗力与战斗信念便大打折扣。关键时刻，它会与外来的敌人化敌为友，携手对付它自己的人民，而它的人民，更会像大清政府第一代外资白领鲍鹏那样，面对中英战争，持一种月球人的态度，向英国人表示，希望英国狠揍中国，让中国的皇帝哭哭鼻子才好。大清人民为什么如此不爱自己的政府呢？
东方式的绝对专制和英国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