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国家派一支适度的、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来到中国，吓唬吓唬天朝，以建立一种符合“帝国地位”的“正经路线”！（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英美传教士在华主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也译作“中国文库”，旧译作“澳门月报”）也发文，表示声援商人行动，反对沉默路线，主张武力攻击：“中国皇帝狂妄地自认为他和他的子民都是比别国君王子民高人一等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必须对这种妄自尊大行为作坚决的驳斥和打击”，“从这些事实里，我们可以得出好几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辞谦语卑的禀帖取得什么，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编辑裨治文（E·C·Bridgman）附上了自己的观点：“国与国之间是互相负有义务的，而中国，在她与别国的关系上，是公然触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这条法则的。中国这种态度，各国可以而且必须劝谏她，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她的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此后不久，《中国丛报》再次著文表示：“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3页）
查不到资料，不知广东大宪卢坤等是否能听到这些叫嚣，只知他们也反省律劳卑事件的教训，反省的结果，便是把门窗关得更紧了——制订了一个防夷新规八条。具体如下：
一、外夷护兵船不得进入内洋。
二、夷人枪炮及番妇不得运至广州（天朝眼里，番妇与枪炮一样危险）。
三、夷船引水、买办，应由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不得私雇。
四、夷船雇用民人有限额，每夷馆一间，只准用看门人二名，挑水夫四名，夷商一人雇看货夫一名，不许额外多用。
五、夷人在内河驶用船只，应分别裁节，并禁止闲游。在馆居住夷人，只准于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在附近之花地海幢寺游散一次，每次不得过十人。不准在外住歇饮酒等。
六、夷人具禀事件，应一律由洋商转呈，以肃政体。洋商不得妄用书信，自具禀词。
七、夷船之保商，应认派兼用，以杜私弊。
八、夷船在洋私买税货，应责成水师查拿，并咨沿海各省稽查。
风声越来越紧，洋商也越来越不耐烦——1836年2月，英国的曼彻斯特商会向他们的首相迈尔本与外交大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说：“自律劳卑以后，对华贸易已陷入不稳定的、无保护的状态，横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与禁阻。于是不列颠财产每日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我们的人每日都可受到侮辱；我们的君主已经在他所派的代表律劳卑身上受到侮辱；我们的产业可能被瘫痪；我们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万镑的损失。（因此，备忘录提呈人）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展保护（英商）的威力，（我们认为）如果直接与中国最高政府接触，将会比通过广州那批低级官吏之迂回而又腐化的中介更有效得多。”（翦伯赞：《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修订本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有鉴于此，英国外相巴麦尊任命义律（Charles Elliot）担任驻广州商务总监督，取代罗宾生。义律1833年来到中国，来华之前，曾在英国殖民部担任职务，并且充当过英属几内亚的高级殖民官员，算是一个殖民通了。由于任内负责打击阿尔及尔的海盗及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英国政府曾给他一个“奴隶保护人”的头衔。他还是个狂热的卡尔文教徒，非常看不起鸦片贸易。
但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不是鸦片贸易的支持者，他都得忠实地执行政府政策，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事实上，义律仍然质疑这种贸易是否道德，但他首先是一名战士，其次才是道德家。他必需遵守的是命令而不是良心。”（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说得对，不管心里咋想，既做了政府官员，就得讲职业道德。在罗宾生做商务监督的时候，义律担任第二商务监督。任内，他特别不满意罗宾生的沉默政策，写信给外交部，要求政府与中国重开谈判，不行就动武。二百五遇上二百五，巴麦尊这个著名的棍子外相，一看义律的信，就喜欢上了。于是他一改三个驻华商务监督的前例，只派驻一个商务监督，并让义律担任此职。
义律接任之后，并没有马上耍二百五，而是先采取了装孙子的姿态，写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文书采用了禀帖形式。义律这种主动装孙子的姿态，远远区别于律劳卑的那种傻大爷姿态，也区别于德庇时和罗宾生那种跟天朝赌气的沉默姿态，因而受到了邓廷桢的夸奖，夸他“词意恭顺，尚属晓事”。（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同时，天朝17名水手在海上遇难，被英人搭救了，义律认为，看在英人学雷锋做好事的情面上，总督会对他格外施恩的，所以给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中结尾说：“这些彼此间的慈善仁爱活动，谅会加强两国间和平与善良意愿之联系。”他没想到，邓大人不吃他这一壶，看到信中“卿卿我我”的句子更是吓了一跳，让行商转致：“该领事义律此次禀内，并不查照旧章，钦叙天朝字样，混以贵国及彼此和睦等字句，率臆禀呈，非特体制有乖，词意亦殊妄诞。”（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页）嘱行商们，以后洋人再致禀帖，一定详加查阅，不遵体制，内容乖谬者，一律不给他们转呈。
蒋廷黻先生曾说：“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1987年版，第17页）此话不错，义律信里写个彼此仁爱和睦的意思，有个“两国”字眼，以邓廷桢的常识，当然是蕞尔英夷企图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大逆不道了。
1837年，义律对于自己利用各种小聪明争取完成外相训令的目标表示泄气，并于12月2日灰溜溜地离开了广州。关于争取中英平等交往一事，他向巴麦尊汇报说，看来，对天朝不动武，是不可能争取到平等待遇了。他给巴麦尊指出一条路：“由子爵阁下，禀承女王陛下的命令，致北京内阁一函，由一兵舰送往白河口，当可立即从皇帝处得到一项对于这点作让步的命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180页）
1838年，东印度防区舰队司令、海军少将马他仑（Sir Frederick Maitland）奉命率领他的两只军舰到达广州。他得到的训令是：
第一，借以保护英国的利益，并于女王陛下的臣民或有正当理由对中国当局控诉时，加强女王陛下的监督在必要情况下所提出的一切抗议的力量；
第二，帮助监督，维持往来广东各海口的商船水手们的秩序。
军舰一来，义律腰杆子就硬了，马上不经行商，把未写“禀”字的公文递交总督，告知马他仑驾到。邓廷桢认为此禀程序不对，范式也不对，交由行商退回。
天朝官方拒不接待马他仑，但是心里对他有所猜疑。虎门的清兵更是截住一艘商船，查问马他仑及其家眷是否在船上。按马士的说法，船上是否有鸦片倒不是清军所关心的。马他仑得知后，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遂带舰闯虎门，逼问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他解释清楚。关天培迫于英舰压力，派副将到马他仑船上，写下字据：“查其并非官谕，乃系土人妄言，倘后有此等言语，即应查办”，“其得罪贵提督言语，即如得罪本提督一也。
”据《中国丛报》描述，双方是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完成这一外交事件的：关天培的名片与马他仑的名片互换了一下；关天培的副将们面带羞愧地参观了英国的军舰；双方分手时，各自的炮台和军舰互致三响礼炮。在西方人眼里，关天培所为乃是正式的道歉了，而且马他仑对这种道歉相当满意。（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有意思的是，中国方面的著作，很少有学者提及此事（茅海建先生是个例外），更有学者说：中国人民在正义的禁烟运动的推动下，一面搜查鸦片，一面积极参加整顿海防的自卫活动，迫使马他仑不得不退出广州。（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言外之意，马他仑是被中国人民吓走的。这让人感觉到很郁闷，中国人民既然具有如此这般的吓人神功，为什么不在随后的鸦片战争中继续吓人呢？更关键的是，拿什么吓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