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们在广州的闯关活动
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权被取消，东印度公司就地改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其两千个股东的利息从此靠印度的税收来支付，东印度公司派驻天朝的大班，也就作废了。
天朝的两广总督一听说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大班没了，怕广州的英商无人管理，会更加混乱。所以晓谕原大班，让他通知英国政府，火速派一个更明白事理的，前来接替大班之职，总管贸易事务。英国政府一听，是个机会，决定派遣三个商务监督驻扎中国。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为总监督。
律劳卑一行出发前，英国政府并不希望破坏广州贸易制度。所以给律劳卑下达的训令比较温和：
一、采取和善态度，不要激起中国人的反感。
二、处理英人在华纠纷。
三、不到万不得意，不要借助海陆军队。
但是不知英国外相装傻还是真傻，他给律劳卑下达的其他训令则是直接冒犯广州制度并与前面的训令相冲突，具体内容是：
一、到粤以后，以书函通知两广总督（这一条直接冒犯了广州制度）。
二、设法推广商业于广州以外的任何地方（也冒犯广州制度）。
三、设法与北京政府直接往来（干脆冒犯天朝制度了）。
四、除特别情形外，暂不与中国发生新的关系。如有意外，赶紧报告，等待训令。
五、除特别情形外，勿让兵舰驶入虎门。
按中国某些学者的看法，律劳卑此来，乃是“企图借此通过广东的地方当局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看来，在某些当代中国学者眼里，英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乃是一种居心不良的“企图”了。既是企图，大清拒绝与大英正式外交，便既是大清的必然选择，更是这些学者所期望的选择了。
律劳卑可能也没想到，他“企图”也太高了些。因为英国外相给律劳卑的补充训令本就不易完成，但他本人想得更远：“企图做超越英国政府所要求于他的事情。他公开承认他打算‘做一个名垂青史的人，打开中华帝国的广阔土地，让英国人的毅力和勤奋有用武之地’。”（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这个“二百五”，他也太不了解天朝的脾性了。而且他也不知道，他那英文名字William John Napier被中国人给翻译得暗合了“劳苦卑鄙”的意思，就这小名，还想留给子孙后代呢。他更不知道，他在中国玩了两个月，不但把自己玩没了，还把自己的翻译、著名的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先给玩没了……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到达澳门。中午时刻，他向英侨宣读了英国国王的谕旨和任命书，马礼逊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年薪为1300英镑，副领事官职。马礼逊从17岁起就受常发的头疼病折磨，此时又患上了肝病，但还是带病上任了。而律劳卑呢，此次来中国连老婆孩子都带来了。当然，由于天朝把洋女人视作公害，所以他的老婆与孩子只能呆在澳门。按当时的天朝制度，所有外国人进广州，必需通过十三行行商代为申请，得到广东政府发放的红牌（通行证）才行。但律劳卑不管这个，他认为自己是英国的商务官员，无须执行那些旧例，7月25日，他带着随行人员无牌进入广州，马礼逊带病跟随（8月1日就“牺牲”了，带病工作，算是过劳死吧）。
律劳卑跟天朝官方的第一次交手，就是给两广总督卢坤写信，这信与众不同，它是以与天朝平行的方式写就的。他派遣秘书阿斯迭（J· H ·Astell）带着已经翻译好的信件前往总督府投递，时间是7月26日。问题是按天朝规矩，夷人不得进城。7月份南方火热的天气，阿斯迭在城门口蹲了三个小时，可是进城的官员没一个人敢给他捎进这封信，律劳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可天朝眼里，律劳卑私撞广州、私改禀（恳求书）为信、越过行商给总督递信、写信用汉文、；信封上写有“大英国”字样……，这都是严重的侮辱天朝啊。但鉴于律劳卑不懂天朝规矩，所以总督原谅他。并命令通事与行商前去说服律劳卑按规矩来，如果办不到，通事与行商就有性命危险云云。
可怜的行商与通事两头作难，没有办法，率先与英夷断绝了贸易关系，以示自己不是汉奸，先保住小命再说。卢坤觉得行商们很具有爱国情操，给予表扬，并且晓谕英方，如果再不按规矩来，将断绝中英贸易。同时派三位地方官前去与英方会见，好探明英方此行目的。奈何会见的双方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了两个钟头，双方都想坐上席。所以会谈毫无结果。
律劳卑再生一法，向广州人民发布中文公告，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和双方通商会使“两国相益”云云。他自认为自己说得在理，可广州人民当奴隶惯了，膝盖也跪惯了，哪见过与天朝要求平等的夷啊，所以更加反感他们。一句话，跪着的人看站着的人，咋看咋不顺眼；洞穴中人看洞外之人，咋看咋别扭。律劳卑严重的得不偿失。卢坤终于被律劳卑惹急，他认为，派大班是英国的自由，但只接受朝贡外交则是天朝的的自由，于是他宣布封舱（这也是天朝对付夷人的传统办法了），将英吉利国买卖一概停止，除谕饬各洋商遵照，将夷馆买办、通事及雇役等一概撤出外，同时规定：凡中国人卖食物给英人，一律处以死刑。并警告其他国家的商人，不得以食物供给英人，违者将遭到同样的制裁。
律劳卑一看，决意动武，9月5日，派两只兵船开进虎门，进入珠江，并轰击虎门炮台。9月11日，英舰竟撞入了广州城下，于黄浦抛锚停泊，与清军对峙，但陷入清军包围，进退不得。与此同时，商馆里的英国商人没吃的没喝的，更没法做生意，叫嚷不愿意开战；英商库力基甚至代律劳卑向广东当局认错，请求发给红牌，让律劳卑从广州退回澳门；律劳卑急火攻心，病了，虐疾。命兵舰撤出广州，自己也带随员前往澳门，时间是9月21日。离开广州时他给英国的广州商人写了一封信，遗憾自己这个驻华商务监督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权力，但他欣慰的是，英商们的利益并没受到损失。最后他在信里表示，总督的措施损伤了与中国皇帝同样神圣的英国皇帝的尊严，英国皇帝惩罚总督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9月29日，卢坤宣布开舱贸易，英商们总算不用再赔本了。
10月11日，忧愤交加的律劳卑死于澳门。这一切，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上天的报应了。卢坤得知消息，要求英国派识大体的人前来管理贸易，并且特别强调，派商人来，别派官员来，官员来了“有碍正事”。卢坤不知道，死前的律劳卑，给友人写信，对于他的中国对手们评价如下：中国人“在极度的愚蠢思想和道德堕落中，幻想着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全然不顾国际法的理论和实务”。（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说得对，可俺大清就这德性，气死你！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J·F·Davis）代理商务总监职务，由于没有接到政府训令，德庇时执行“沉默”政策，一句话，不愿意以低下的姿态与天朝官吏打交道，所以尽量不与之接触，广州当局也假装不知道他们的存在。1835年，罗宾生（George Best Robinson）代德庇时为商务监督，继续保持沉默态度。与此同时，英国的商人却不愿意沉默，广州64名英商联名上书英王，对于律劳卑在广州受到的侮辱表示愤慨，认为这种逆来顺守的政策，有损国家威严，并且还会引起对英国威力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