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鸦片业是近代中国实际上的合法经济，而不是地下经济。以种植和制作鸦片为主的毒品经济是一个害人经济，其存在和活动应该取缔。然而，自近代以来，当鸦片业形成以后，尽管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颁布了许许多多的禁烟法令，但这些法令只是在局部区域和一定时期内限制了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的生产，并未能从根本上阻止鸦片业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鸦片业在近代中国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合法存在的时间长，被限制或取缔的时间短。表面上被禁止，实际上又默认其存在。正是因为它是作为一种实际上的合法经济，受到政府的承认、默许，甚至保护和鼓励，所以它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5）鸦片业生产的商品——鸦片，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是一种能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鸦片，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本身质量轻、体积小，但又十分有价值，甚至可与黄金等价，又便于储存和携带，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区域，作为商品交换与支付的手段，鸦片具有货币功能。例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25年担任贵州省长的彭汉章为大做鸦片生意，连省府职员的薪水有时也以鸦片替代。此时的川军为达到勒逼农民栽种罂粟之目的，提出“如农民缺乏资金，也可贷款，不过利息较高，将来还本之时，本利要以鸦片折算”。军阀唐继尧在20世纪20年代初率部入桂讨伐驻粤滇军时携带巨量烟土，并以此发军饷。在烟雾弥漫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不仅种植罂粟的现象较为普遍，且鸦片在这里还是特殊商品。如在哈尼族，借贷常以烟土为标准，借1两，一年后须还4两，最高的要还6两。由于烟价每年上涨，所以，有些贫农竟至一辈子也还不清。鸦片曾是佤族惟一的商品生产。几乎每家种罂粟，平均每户收鸦片41．2两，占全年收入的32％。鸦片与佤族人的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如结婚时，男方要向女方送鸦片作为聘礼；民间借贷中，数量最多的不是钞票，而是鸦片；市场交易从盐巴到奴隶买卖，均以鸦片说价。20年代～30年代的布朗族人的头人不仅通过为政府收税从中抽取鸦片吸食，连放债也以鸦片为主，债息竟达50％～200％。
（6）鸦片业还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自1858年清政府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征收鸦片税始，洋药税，在光绪年间一直维持每担征收110两，到宣统三年（1911年）政府大力禁烟，为限制鸦片流通才加至350两。1884年以前的进口税中，鸦片税约占一半左右，最高时占了60％以上，由此可见鸦片税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881年6月李鸿章提出，对土药每百斤共征税厘40两，被清廷认可。土烟税厘亦成为清政府财政税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清廷在20世纪初年征收土药税额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土药税收在清廷的财政方面所占的比重。1900年清土药税额为180万两，1904年为194万两，1905年为685万余两，1907年为900余万两，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该年厘金实收额的50％。鸦片种植税的滥征，开始于民国初年。据统计，1937年的四川省地方预算收入为8630万元，其中税收6000万元，而其中占总税收40％的是烟税。鸦片烟税，曾是军阀割据的一大法宝，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烟税也成为其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一份资料证实，仅在汉口一地征收的鸦片税就十分惊人，每年多达1000万元以上，1931年一次上交财政部的税款就达1400万元。
总之，鸦片业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兴盛与发展，对整个国计民生只能起消极、破坏、瓦解的作用，并给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重大而深刻的负面影响。
鸦片制作业的兴盛发展，在客观上排斥了洋鸦片的侵入，减少了白银外流。据统计，仅19世纪30年代～80年代的60年间，平均每年因鸦片走私进口而外流的白银就在1000万两以上。洋鸦片成了外国列强掠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工具。鸦片业的兴盛发展，使自产鸦片逐渐取代洋鸦片而一统天下。在客观上为抵制和排斥洋鸦片的侵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减少了白银外流。但是，清政府用发展土烟以分洋烟之利的政策，是以损害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消极政策，只能是饮鸩止渴、惹火烧身。把原本属于外源性的毒品经济变成了内源性的毒品经济，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于鸦片，这真是一种莫大的灾难。
鸦片业的发展，占用和吸纳了大量社会资金，冷落了近代民族工业。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社会资金大为紧缺的情况下，受鸦片暴利之影响，使所剩无几的社会资金又大部流向鸦片业，最终导致许多地区的近代工业因缺少资金而发展受阻或停滞不前，已经发展起来的近代企业，又因资金投入不足，而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制约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
鸦片业的兴盛发展，由此带来的吸食鸦片成风，使劳动力受到重大破坏和损失。吸食鸦片的人，从19世纪50年代的约300万人，到20世纪30年代的8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8％。在这如此广大的吸食鸦片的人群里，除去老人、病人和妇女之外，占吸毒人数最多的还是青壮年，他们都是社会的主要劳动力。我们从中国禁烟委员会编印的《民国二十年统计汇报》提供的《民国二十年各地戒烟所戒烟人年龄统计表》中提供的情况可以看出，1931年山东671名入所戒烟者中，以20岁～50岁者居多，计为全体的90．76％。这个年龄段正是人生中创业的黄金时期，吸食鸦片影响其自身生活暂且不说，单是对生产力、劳动力的破坏已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代表团在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议”上提供的有关资料说，仅1906年，因吸食鸦片造成的劳动力损失达4．5亿两白银。一年如此，100多年的近代中国，因为吸食鸦片造成的劳动力损失，究竟是多少，这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
（三）鸦片贸易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围绕着鸦片所进行的一切贸易活动，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商业活动之一。不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鸦片贸易在近代中国的商业活动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就经济运行看，同粮食、盐等重要商品一样，鸦片也是近代中国国内市场流通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大约在16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的葡萄牙首开了将鸦片直接输入到中国的先例，后来，以英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都参与了对华的鸦片贸易，英国、日本和美国等都是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输出国。于是，自16世纪前半期由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的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贸易活动，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同时也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近百年的耻辱。鸦片贸易是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项可耻的、肮脏的、充满血腥味的、不正当的贸易。这项罪恶的贸易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伴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国关闭几百年的封建大门被强行打开，外国侵略者不仅向中国大量的输入商品、资本，掠夺中国的资源，控制中国的市场，而且还向中国输入大量的鸦片，以获取高额利润，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以鸦片类毒品危害中国的200多年时间里（从1729年雍正皇帝首次颁布禁烟令算起），自始至终参与鸦片贸易和走私的或者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或者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是毒害中国人民的最主要的祸首之一。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影响和教唆下，中国人加入到了自己种植、加工和制造鸦片的行列里，并且使土产鸦片成为近代中国国内市场流通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鸦片制作业也成为近代中国惟一发展兴盛的行业。
鸦片贸易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鸦片贸易引发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鸦片贸易开展以后，白银迅速外流，1797年广州就发生了“银荒”。嘉庆四年清廷虽下令禁止白银出口，但纹银外流仍然有增无减，逐年递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元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白银外流更加厉害，“银荒”现象也从海滨省份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自道光三年至十四年的11年间，共有5200余万元的白银流向英国。二十年中走漏的白银，最低估计价值在1亿元以上，等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按平均数量来看，每年流出白银均约500余万元，等于当时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1／10。近代中国围绕鸦片出现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金融恐慌，财政枯竭。这一经济变化导致了清王朝的政治变化，也使近代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道路。
第二，鸦片贸易的发展兴盛，使中国社会的财富最大限度地被用于鸦片的消费，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和非正常损失。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计算后得出，从1727年～1800年英国大约向中国输出鸦片71，740箱，1800年到1917年英国对华鸦片输出大约为7，023，110箱。这些鸦片中仅以7，023，110箱计算，英国就从近代中国掠走66．1亿银元，如果再加上1800年以前的71，740箱和葡萄牙、美国以及1917年后以日本为首的国家走私入口的鸦片和其他毒品大约为186万箱，可以粗略的估计，以英国、日本为首的列强在220年中向中国输入的鸦片可达近900万～1000万箱，从中国掠夺的财富近百亿元。此外，笔者根据苏智良教授在《中国毒品史》一书中提供的“中国近代罂粟种植面积和土烟生产状况示意图”，计算出近代中国自产鸦片大约为2500万担左右（每担按百斤计）。从上面这些粗略的估计，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用于鸦片消费的社会财富达到300亿元左右。试想，如果这些财富用于发展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那将是另外一种情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不就在于此吗？
第三，鸦片贸易对社会财富的劫夺，严重阻碍着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鸦片贸易的发展，烟毒的商品化，刺激了某些城市和地区的畸形繁荣，如百色、宜昌、汉口等烟土集散地，烟商云集，花天酒地，挥金如土，旅馆、酒楼、戏院、茶园、妓院大量增加，一派繁荣。但是这种繁荣都是以鸦片买卖为基础的，具有强烈的消费性和寄生性，一旦离开烟土贸易，这种繁荣便很快衰落。如地扼湘黔要冲的贵州铜仁，1915年至1922年是烟土的集散中心，商贾云集，货担塞路，赌场、茶肆、烟馆、酒楼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1922年后“黔土”不再以铜仁为集散地，于是铜仁的繁荣很快便烟消云散了。由于鸦片价高利厚，鸦片贸易大量侵吞生产资本，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鸦片贸易中的高额利润，不仅被军阀视为生财之道，也使大批商人蜂拥而上，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无商不土”的状况，各行业商人大多兼营烟土。因此，大量社会财富被吸引到鸦片贸易中来，造成鸦片商业资本日益膨胀，而相应地，生产资本则日益委缩。大量资本只停留在鸦片的投机买卖上，在流通领域里滚雪球，必然抑制正常的商业发展。如陕南的药材贸易一向繁荣，鸦片开禁后，价高利厚，商人争相经营，药材经营便迅速衰落；再如涪陵的榨菜、桐油，鄂西的苎麻，都是传统的地方名产，在烟土贸易兴盛时全都衰落了。许多城市在烟毒肆虐时期，都出现过百业萧条，惟有烟毒业“一枝独秀”的状况。
第四，鸦片烟毒贸易，侵占了大量社会游资，阻碍了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正常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末清初，尽管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像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那样“一帆风顺”，而是既受到中国封建势力的压制，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迫害。但它毕竟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摆摆地走到了近代。它的成长与发展是很艰难的，但对中国社会经济则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畸形的社会夹缝里寻求到自己生存的空间。而它的发展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样，离不开资本的积累，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中国近代社会这段历史时期中的积累。但是由于国内鸦片贸易的存在及其泛滥，很大程度上侵占了大量的社会游资，从而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巨大障碍。郑观应曾经指出：“鸦片经营利润丰厚，若将其利润转化为轮船、铁路、水利或其他产业的投资，则对经济必在裨益。”这一观点，抽象地看的确有合理性，鉴于吸食鸦片人数众多，鸦片经营的确能够吸收烟民的零散资金，并汇聚成可观的数额。如果真的将此转化为工商业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化害为利之举。马克思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只要取消鸦片，中国可以在它对英美贸易大致出超800万英镑这个数字的范围内逐渐地吸收更多的英美商品。”但是，晚清时期，社会缺乏相应的条件促使经营鸦片的利润转化为近代工商业的投资基金。首先，以鸦片作为汇聚资金的手段，有效的办法是实现国家垄断专卖。但晚清实行鸦片弛禁政策以后，除设卡征收鸦片运销厘金外，基本上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以致从罂粟种植、鸦片生产和运销，到烟馆经营、烟民吸食等各个环节都处于自由状态，鸦片的经营异常零散，故利润虽然丰厚，但经营者过多，分散积累，难以积聚成巨额资本。其次，经营鸦片的利润很高，如果再逃过税厘，则“获利更厚于私盐十倍”。当时，几乎没有其他行业可以获得高于鸦片经营的利润。兴办企业的利润率一般只有8％一10％，尚不及农贸、典当、购买土地等传统投资的利税率。而且在晚清的大部分时期，公共舆论对于创办近代商业、开发矿山和修筑铁路均持抵制态度，担心这些举措会带来外国对中国经济控制的增加。晚清政府也从未对这些新兴的产业采取扶持和保护的措施。因此，鸦片经营者不愿将其资金投入到新兴产业中去。凡此种种，均构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巨大障碍。
三、烟毒祸害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