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罂粟种植业的兴盛挤占了大片农业用地，使得原本就耕地不足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土地显得愈发紧张，导致粮田过少。就现有资料看，清代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从1741年人口总数的1．4341亿人，发展到1901年的4．2644亿，平均每年增加176万人。在晚清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耕地面积增加幅度与人口增长幅度相比较，就显得很小了。据统计，在1685年～1887年的202年时间里，耕地面积增加幅度仅为2，399，177顷，平均每年仅增加耕地12，877顷。耕地增加之缓慢，与人口膨胀之迅速形成了极为明显的人多地少之矛盾，而罂粟种植业兴起后，无疑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耕地又面临着还要分出一些去种罂粟，因此，罂粟种植不仅浪费人力，还要挤占土地，罂粟种植越多，则粮食种植面积就越少。罂粟种植现象的普遍，无疑使近代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如西南产烟素为全国著名，农民因种罂粟“获利最厚”而广种，以致麦地、棉地亦沦为烟地，导致粮田过少，粮食价格昂贵。1924年，云南东部，因广种罂粟，谷物几乎接近饥荒年头的价格，小麦价格相当鸦片的5倍，而且不易买到。民食不仅平年紧张，荒年更米贵胜珠。
由于罂粟种植业的兴盛，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还使许多原来的产粮区变成了缺粮区。如在四川，1906年种植罂粟的地约有7，616，000亩，占当时全省耕地面积的16．4％。在防区制时期（1919年～1935年，即由军阀分防割据——笔者注）每年烟产量为120万～140万担，如果仍以每亩产烟50两计算，其间，全省用以种罂粟的耕地为24，000，000亩一28，000，000亩，为耕地总数10，800余万亩的22％和26％，超过清末。四川以前运销湖南省大米每年约三四万担，但1930年～1932年湘米反而输入四川，1932年达到102，512担。又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耕地为14．1695亿亩，比1913年的13．6亿亩仅增加4．1％，平均每人仅3亩多一点，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由于政治和技术的原因，粮食产量一直徘徊不前。而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加剧了粮食的短缺。以1925年为例，罂粟总面积约为1800万亩，以当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300斤计，因种植罂粟而每年少生产540，000万斤粮食。另如，陕西渭南地区，“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反仰给于渭北”。山西“垣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众”。许多原来的产粮区，反而要依赖其他省，使缺粮的矛盾在正常年份已很突出，遇荒年则更是造成粮食恐慌。
第二，罂粟种植业的兴盛以及由此带来的吸食鸦片成风，使农村劳动力受到极大地削弱和摧残。在近代农村，长时间大规模地种植罂粟，而这种既可以令人上瘾、又可以致命的毒品，必然会对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在国内未种罂粟之前，进口洋烟价格高昂，吸食者主要限于城市。但鸦片战争后，随着烟禁的废弛，国内罂粟种植的增多，农民手中有了烟，自然首先品尝，加之土烟价格便宜，农民常常自种自吸。收获季节，许多农民在田头即架锅煮烟，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农村中吸烟人数迅速增加，并远远超过城镇吸食人数。从资料看，此恶风在晚清时很盛行，咸丰、同治军兴以后，如四川三台县，“吸者日众，始犹富者嗜之，既乃贫者恋之，不但男子困之，更有妇女染之”。进人民国以后，吸食鸦片之风依旧盛行不衰。据林竞1919年3月在甘肃西部的肃州考察时发现，“肃州人口全县计九万余，十人之中，足有七人吸鸦片”，人数之多，让人惊叹。于是，受罂粟种植业的影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着一支数目可观的庞大的鸦片吸食队伍；由于鸦片含有大量毒素，反复使用会导致人上瘾，使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变成“黄槁奄奄，不任操作”的废人，不能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劳动力的价值无法得到真正的体现。处于此种状况下的农村经济要求得到正常的发展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与此同时，近百年大规模罂粟种植业的兴盛，对农村劳动力还造成了很大的转移和浪费，也阻碍了农村副业的全面正常发展。“种植罂粟之功倍于蔬卉”，而且“此物最耗地力”，因此使原本用于正常农作物生产的劳动力在全国许多地方被部分或大部分转移到罂粟种植业上，浪费了大量的人力，也使许多地方农村的副业发展变成了以加工制作鸦片为主这样一种畸形经济发展的态势。
第三，吸食烟毒所需的巨额钱财在仅维持生计的小农经济中是农家以至广大农村的重大经济负担。在近百年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下，多数家庭维持基本的生活已经勉强，如果遇上天歉减产，还难免饥苦之虞。广大农民以难以想象的节俭方式维持生计，以尽量减少开支与消耗。这样的家庭环境，根本就没有承受吸食烟毒巨额开支的能力。除少数富裕户外，绝大多数的家庭往往被烟毒拖累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绝境。仅1935年12月5日，天津《益世报》就在同版登载了两则嗜毒者可悲下场的消息：《保卫团班长饮弹自戕》和《嗜毒下场卖妻鬻子投环自尽》，其中第一条报道了河北完县保卫团第一队第二班班长王冠英，因染有“白面”嗜好，入不敷出，债台高垒，将该班团丁11月份薪金借用，月终发饷时筹款无方，遂于11月30日饮弹自戕。由于求生的本能，嗜毒到家破人亡的虽大有人在，但更多的结果是家庭经济的不堪重负。
从史景村的富户吸毒人数稍低于中户与贫民，而赵家村、月平村却是富户中吸毒人数最多。如此看来，富户中的吸毒比例应在各村中居于首位，最起码不低于其他两种农户。如果逆向考虑的话，应该是只有富户才吸得起烟毒，承担不起却又染上毒瘾的中户与贫民，其结果多半是陷于经济困顿的旋涡。由表中可见，因吸毒而消耗的费用每村每年均在1万元以上，差不多要耗掉全村收入的20％～45％。受毒品影响，经济困难者每村有22家～28家，经济破产者有19家～30家之多。
吸食烟毒，不但是家庭的灾难，也是社会的不幸。积少成多，每年吸食烟毒要耗掉社会的一大笔财富。1927年，仅济南一地便消耗鸦片4．8万两，值洋168万元，销售“白丸”、“快上快”、“金丹”等毒品8600万粒，值洋220万元。两项合洋388万元。河北曲周，1935年吸食毒品者不下万余人，每人每日以二角计，平均每年亦消耗70余万元。烟毒严重的地方，往往由繁荣而至萧条，即便从前未曾兴旺，被毒品侵蚀后也会变得更加衰败。1934年的邯郸城北苏曹镇，“三年前尚称富裕之地，今已窘乏，原因尽为鸦片‘白面’所致”。
对于烟毒与农村经济破产的关系，有人曾做过这样一段精辟的分析：
居住在荒僻农村的人们，无论他们生活怎样豪奢丰美，每日生活程度能超过1元的实为“绝无仅有”，而上了毒品瘾的人们，每日必需1元一7元之谱，无论怎样生活美满的家庭，每年支出超过一千元的“寥寥无几”，而上了毒品瘾的人们，每年每人必需一千元至两千元之多，在生产技术笨拙、生产方法顽旧的中国农村，在战争连年、田园荒芜的中国今日，以农田有限的收入，填毒品无限的沟壑，农村的富户哪能不债台高筑，荡家破产，中产人家哪能不生活艰苦，典庄卖田，而贫苦农家哪能不卖妻鬻子，啼饥号寒，哪能不沦为流氓匪棍，去扰乱农村治安呢，所以毒品蔓延是农村经济破产的重因，是农村道德堕落的要素，是中华民族衰微的病菌。
总之，罂粟种植业的兴盛发展和吸食鸦片的泛滥，造成了农村普遍的经济危机，成为近代以来农业生产明显衰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鸦片烟毒对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种类繁多，产品精美，历史悠久，技术和工艺水平居世界的先进行列。明末清初，经长期战乱，刚刚发展起来的一些手工业基地受到严重破坏。康熙中期以后，封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各手工业部门与明末比较，也有进步和发展。清代，手工业部门不仅涉及面广，例如有冶铁、炼铜、采煤、制瓷、榨油、碾米、造纸、印刷、造船、纺织等等，而且产量和技术都比前代有所提高，并且有了专业化的细致的分工。比如纺织生产工具的制造上就出现了专业化的现象。早在明末，苏州市场上出卖的织机就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六种之多。清代，松江地方有一句俗谚，“金泽锭子谢家车”，意思是金泽所生产的铁质纺锭和同县谢家所制造的纺车特别有名。这些都可以看出纺织生产工具制造上专业化发展的情况。另外，在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生产过程的某些环节，也有逐渐分离的现象。如棉纺织业中就出现了轧花、纺纱、织布、印染等专业化的现象，丝织业中有缫丝、织染等。有的地方某些专业中又有更细的分工。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分类，分成为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其流通值为3．5亿银两。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瓷器、木材，不少于4．5亿两，以当时人口3亿计，人均商品流通值为银1．5两。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饮料、纺织品和其他土特产，传统手工业高度发达。
然而，自近代以来，作为历代中国国民经济两大支柱产业之一的手工业，却逐渐呈现出衰落的景象。究其原因，虽与近代中国的国势衰微、殖民主义的长期入侵、外国资本的冲击和本国民族资本的注入，不无直接关系。但鸦片烟毒的长期泛滥，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亦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一方面因鸦片的毒副作用，在千千万万吸食鸦片烟的人群中，广大的手工业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鸦片的毒害，使中国的劳动力大军遭受很大的伤害和打击；另一方面，由于鸦片烟毒的泛滥，导致了中国自产鸦片的兴盛，出现了近代中国百业凋敝，惟有烟毒业“一枝独秀”的奇特现象，而烟毒业本身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畸形行业，其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自然会产生多重影响。
自乾隆初年起，鸦片吸食如同一股强大的山洪暴发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于是，在中国几千年里养育的传统手工业队伍中，近代又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行业——鸦片业。并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农业和手工业部门中的“一枝独秀”。从时间上看，鸦片业产生的萌芽时期应在雍正、乾隆期间，粗具规模并较成熟的形成时期应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
近代中国鸦片业的形成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教唆、推动和影响下，被迫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鸦片业能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温床。晚清腐败的政府，对罂粟种植和鸦片制作由默许、承认到放任自流，导致了鸦片业的出现和兴盛。近代中国鸦片业的兴盛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9世纪40年代一60年代的鸦片业发展的准备和提高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的鸦片业在近代中国兴盛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20世纪初～30年代中期的鸦片业在近代中国兴盛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中期的鸦片业在“日伪区”和部分国统区继续发展时期。
近代中国鸦片业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社会生活的动荡和转型时期。因此，这一行业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
（1）鸦片业是近代中国百业萧条情况下的一个新兴发展的手工行业。近代中国处在内忧外患、国势衰微之中，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大量的商品输出，传统手工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除了历史悠久的制瓷业所受影响较小外，其他所有的手工业部门，如纺织、冶铁、铁器制造、榨油、制糖、染料、火石、皂荚等行业都衰落了。与此同时，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民族工业，也是举步维艰、发展缓慢。只有鸦片业是近代中国惟一兴盛发展的手工行业，成为百业萧条下的一枝独秀。从鸦片制作的本身来看，近代中国的鸦片业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农民家庭的鸦片制作，这种加工大都由农人自己栽种罂粟，而后取浆熬膏，加工的多为生鸦片或质量不高、数量有限的熟鸦片。二是专门建立的熬制烟膏的手工作坊、挑膏店或烟膏店，进行专门化生产。如广州最早出现了一些制作鸦片烟膏的手工作坊，据说有一家手工作坊，因熬烟的水井奇妙，后来清官里的太后也非此作坊的烟膏不吸。又如上海的烟膏店，主要分为广州帮和潮州帮，最著名的“广诚发”、“广诚昌”、“广福和”、“广维新”和“赵南来”等数十家均属广州帮，潮州帮也有“林恒丰”等数十家。三是将生鸦片加工并出售的烟馆。这种烟馆遍布全国各地，其熬制加工方法各异。
（2）鸦片业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一个畸形的行业。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业本身就是一个既属于自然经济的产物，又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影响的行业。前面我们提到的进行鸦片制作的三种形式，均属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在鸦片战争以后，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影响，中国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使得鸦片制作业的原料生产者——一部分农民开始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原料的供给者，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附庸。从而使鸦片业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既依附于自然经济，又依附于商品经济；既是民族手工业，又有资本主义经济烙印的一种畸形的行业。
（3）鸦片业带动了与吸食鸦片相关的手工器具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方法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一整套程序和一整套包括烟灯、烟枪、烟盘、烟签、烟膏盒、烟灰缸在内的工具。所以，随着鸦片业的兴盛发展，不仅吸食鸦片的人数在直线上升，而且与吸鸦片相关的器具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大。于是，与制作各种吸烟工具有关的玉石业、木器业、竹器业、铁器业、铜器业、琉璃业、玻璃业等手工行业随之大发展。出现了一个需求旺盛、市场广阔、门类齐全、分布广泛、以鸦片制作业为中心及其相关配套的烟具器皿制作业，它们在手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