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的鸦片专卖制度实行了5年，绽开的罂粟花在东北地区随处可见，由此招来国际舆论的谴责与攻击。1938年6月27日，美国《纽约时报》以《罂粟地》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地罂粟花盛开，这表明日本以武力和麻醉药并用侵略中国。这十年内，日本是世界上的主要鸦片配给者。社论还说：“日本是鸦片的兵工厂”，它“一只手撒布罂粟种子，一只手搜集经费”。伪满政府为回避世人的斥责，同时还要巩固鸦片这个巨大的财源，遂在1938年，由总务厅长官星夜直树和总务厅主计处长古海忠之等策划，制定出一个所谓的“十年断禁政策”。根据这个“十年断禁政策”，把种烟地区“化散为整”，指定热河省和兴安西省一部分地区来栽种罂粟，其他各省一律禁止。并规定栽种面积每年递减的原则，到第8个年度以后就不栽种，到第10个年度鸦片瘾者完全戒除。而实际上，伪“满洲国”的“十年断禁政策”，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办法，是骗人的鸦片“断禁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施了14年的贩毒吸毒政策，使鸦片的触角深入到各个角落，使整个社会机体开始腐化；受鸦片毒害最深、危害最大者是中国的百姓。同时也使日本侵略者获得了巨大的财源。笔者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98号）提供的日本鸦片侵华大事记中的资料，计算得出：1933年～1944年12年中，伪满洲国共计种植罂粟86，492顷（一说89，092顷），生产或预计生产鸦片127，160，016两（一说12，828万两），收缴鸦片59，099，335两（一说6570万两），贩卖鸦片纯收入52，173．2万元（一说94，296．8万元）。
四、日本进行的“第三次鸦片战争”
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的鸦片走私，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一切灾难和耻辱的最原始的肇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侵略者于19世纪中叶先后发动了两次罪恶的鸦片战争，中国开始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进入20世纪之初，西方各国列强随着其在华侵略权益的日益巩固，他们多数放弃了鸦片走私这一无耻的侵华手段。但是，作为中国东方近邻的日本，却在此时借着西方列强输入中国鸦片的数量逐年减少的时机，伴随着其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开始了对中国大规模的鸦片走私，企图继承英法等国的罪恶衣钵，毒害中国人民。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两次中日战争，它使中国沦落到亡国的边缘。伴随着这两次侵华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31年～1945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这场新的“鸦片战争”开始于《马关条约》之后的日本占据台湾，结束于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的鸦片侵华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日本对华鸦片侵略的第一个阶段
“九一八”事变前，日对华鸦片输入多经日本浪人、日侨及其在华殖民当局进行，日本政府持默许纵容态度。此时，日本输华鸦片的来源有三个地区：日本国内生产、朝鲜生产以及伊朗、印度与土耳其生产。
19世纪末，日本占领朝鲜，1910年正式吞并之，开始种植罂粟，所产鸦片几乎全部运往中国。从1910年到抗战结束，朝鲜产鸦片走私中国之数约1，000，000公斤。同时，日本也大肆从印度、伊朗与土耳其等毒品产地进口鸦片，部分直接输华，部分先运抵日本经加工改装后走私中国。日本国内鸦片生产主要集中在以大阪和歌山县为中心的地区。从20世纪初开始，罂粟种植面积逐步扩大，30年代达800公顷～1000公顷，年产鸦片10，000公斤，绝大部分走私中国。有资料表明，1916年～1920年，日本国内产量与进口量中扣除公开申报出口和国内医用后，每年有77，340多公斤鸦片和海洛因输入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产鸦片输华之数不下20多万公斤。20世纪初，日本大量地从境外走私进入中国的鸦片，迅速填补了因英美承诺而减少的空额。据统计，1911年中国境外鸦片输入5500公斤，1919年达28，000公斤，经日、德、英、法等国加工后再运到中国，尤以日本为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每年从英国购买毒品约18吨，绝大部分直接或间接输华。日本向中国内地秘密输入的鸦片数量到20年代后半期，每年输入额高达10亿元，其中由日本海军直接经手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六七千万元，以至于日本人认为“对华贸易的妙味在鸦片买卖”！因日本扩大鸦片输华，中国海关20世纪30年代前查获毒品走私数量迅速增加。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披露，1921年全国海关搜获鸦片66吨，为1918年的5倍，吗啡和麻醉品分别比1918年多4倍和53倍。20世纪一十年代后半期，已形成了一个由日本向中国走私鸦片、吗啡等贩毒网络机构。这个机构好像一座金字塔，最底层是居住在中国各地的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等，由他们织成了伸向中国各地的毒品贩卖网；第二层是在大连、青岛、上海、厦门和神户、大阪等地以经营杂货并兼对华贸易的商人；第三层是大日本制药、三和制药、内国制药和星制药等公司，其职能是制造毒品（每年从印度和伊朗等国进口鸦片47，000磅用于自制吗啡，向中国输出）；第四层是从事指挥、监督的台湾总部总督府和关东厅等殖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后藤新平、古贺康造等；居于这个金字塔顶端的则是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等日本陆军。可见，日本在破坏中国20世纪初的禁毒活动中扮演了罪恶的角色。
（二）日本对华鸦片侵略的第二个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直接参与对中国的鸦片侵略，并在中国占领区奉行毒化政策，以此作为摧毁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重要武器。由于鸦片专卖的巨额利润，日殖民当局及关东军均加强了对鸦片的控制，并且作为战争的支持手段。驻扎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负责政治事务的第四课即将鸦片作为征服中国的一种特殊武器。20世纪30年代，日本鸦片输入进一步强化。大连、青岛、福州分别成为向东北、山东、安徽、江苏和闽粤等地的毒品偷运中心，因鸦片输华交易额巨大，曾导致了日本许多企业的竞争与矛盾。这一时期，三菱基本上垄断了伊朗输华鸦片贸易，1939年2月底，三菱仅向伪满洲国走私伊朗鸦片就达3000箱；不甘落后的三井，在1938年～1940年11月，共输华鸦片4400箱。日本占领香港后，扩大了鸦片输港，1938年、1939年、1940年一1941年销售量分别达7500、41，600、100，000公斤，另有相当部分被转运到内地。据日本人菊池酉治的统计，中国每年走私进口吗啡及其他麻醉品约40吨，其中大多数是经日本人之手走私到中国的。可见，日本在20世纪前半叶是全球最大的鸦片贩子之一。
整个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都奉行强迫沦陷区人民种植鸦片、设立烟馆、征收鸦片捐税、加工毒品，向沦陷区、抗日根据地、大后方贩运出售毒品，以掠夺中国财富、摧残中国人体质、瓦解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所谓“毒化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其主要手段是：划定罂粟种植区，强迫百姓种植，产品由日本人收购，高价销给各家烟馆；办学校和组织流动讲演团，传播种烟技术；设置大规模的烟毒工厂，提炼毒品，运销各地；利用伪政权公布法令和对鸦片实行专卖；规定以烟毒为社会交际应酬的必备品；对抗拒毒化之人污蔑其为反日思想犯和敌方探员，严刑惩处。在日伪毒化政策下，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各大城市烟馆林立，烟民如潮。各处乡村，罂粟之花处处可见。在山西，1939年的晋北，罂粟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鸦片产量超过10，500两。1940年，大同、阳高等12个县种植罂粟16万亩，鸦片总产量129，355两。在山东，1940年仅中国军队在莒县、蒙阳、临淄等地铲除的鸦片田就达835．95亩，此外还有大量未被铲除者。国际联盟禁烟顾问委员会美国代表斯图尔特·福勒在谴责日本使用麻醉品毒害中国人民之罪行时说：“无论何时，只要日本势力所侵之地，接踵而至者，辄为私贩毒品之现象”。
在这长达50年的侵华史中，日本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向中国输入毒品最多的国家，而且以走私烈性毒品为主；从本土到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把中国构筑成世界最大的毒品王国。这场流毒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危害之惨烈、影响之深远，程度并不在两次鸦片战争之下的侵华战争，可以称之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第三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日本对华鸦片侵略长达半个多世纪，鸦片来源经历了从境外输入为主到境外输入与境内生产并存再到境内生产为主三个时期，侵略的规模和程度伴随占领范围的扩大而不断扩展和加强。第二，日本对华鸦片侵略具有高度的计划性与垄断性，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即控制和垄断鸦片的产供销，作为其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日本的鸦片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摧残了中国百姓的生命健康。吸食鸦片使人体质下降，过早衰老，这些人不仅短命，也养不起老婆传宗接代；使中国财富大量流失。以陕甘宁地区为例，1942年2月鸦片每两值600元（边币），合粮食一石左右。一个烟民日食一两，等于耗费掉一人一年的口粮。若把全边区烟民的总消耗计算一下，为数每月当在百万元以上。这是多么惊人的数目，使中国民众家庭破产，生产难以发展。华北交城平川日军占领区原本是村庄稠密、土地肥沃、民众生活富裕的地区。但在日伪毒化政策下，变成了鬼蜮世界。日军强迫民众种植鸦片，仅一区就达60亩以上，每区每年抽税50万元。日军还向百姓兜售海洛因，仅交城东关一个销售处，每天就销售60余两，年利润200万元以上。无数居民包括不少青年男女吸食鸦片、海洛因等毒品，以致田地村庄荒芜，一片破败景象。日本是破坏中国20世纪前半叶禁毒政策的祸首。第四，日本对华鸦片侵略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早在1918年，针对日本的鸦片侵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发表谈论时指出：日本之贩毒为其整个侵华计划的一部分，“以加重中国的衰弱与腐败”，也是一项“腐蚀一个国家的邪恶计谋”。第五，日本侵华战争是妄想以武力征服和消灭中华民族的一场战争，而鸦片侵略仅是其侵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为其战争服务。第六，日本对华鸦片侵略，成为日本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支持战争的重要手段。据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费用几乎全部来自于其第四课和第二课的贩毒网。
用鸦片侵华是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整体进行侵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政策的制定，它不是偶发的和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种国家行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正如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华鸦片侵略事实进行详细考察之后所说的那样：“日本的鸦片政策是由以首相为总裁，外务大臣、大藏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为副总裁的兴亚院及以后的大东亚省制定和掌握的。是作为国策，由国家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推行的。这是日本作为国家所犯下的最大规模的战争罪行，是不人道的行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仅是一场政治战争、军事战争，也是一场“毒品战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从此，日本成为对华鸦片侵略的最大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