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月，日本在台湾的最高殖民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发布了《台湾鸦片令》，并规定自本年4月起实施。《台湾鸦片令》是日本殖民者侵占台湾时期所颁行的最重要的鸦片法令之一，共有14条，规定鸦片一律归官方专卖，不准私自进口、生产和买卖鸦片；瘾民经医生核查并领取牌照后，才准予购买官制烟膏吸食；凡从事鸦片买卖、开设烟馆或制卖烟具者，经领取特许证并缴纳税额后才许营业；如烟商将鸦片售予没有领照烟民，则对烟商处以有期徒刑或罚金5000元以下；如开设烟馆私自为无照烟民提供吸烟场所，或制卖烟具者私自向无照烟民出售，均处以轻惩役或罚金2000元以下；凡私自进口或生产鸦片者，均处以重惩役或罚金3000元以下。总之，《台湾鸦片令》反映的是渐禁政策，从法令本身看，对违反禁令者，处罚并不严厉。相反，附则中反而补充规定，法令施行之后，在“未经照例给牌”的情况下，“从前吃惯之人，仍准将烟膏、烟具买备吃用”，“既开烟膏店、烟具店，仍准依旧生理”，“既开烟馆，仍准依旧生理，并不妨买备烟具”。另外，该法令附则中还规定：“本例所定出售烟膏、烟粉并给发特许烟牌等事，不必全岛一律举办。务须察看情形，先施之一处，而后递及他处亦可”。如此禁烟法令实际形同虚设。其真正目的是通过鸦片专卖，来增加税收。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使日本本土进一步实行彻底禁烟而颁布了《鸦片法》。日本殖民当局严禁在台湾的日本人吸食鸦片，对出售鸦片给日本人的台湾人则处以死刑。可见，在禁烟问题上，殖民当局对台湾人与日本人采用的是双重标准，即对本土断然禁止、对台湾鼓励吸食的两面性鸦片政策。
台湾鸦片专卖制度随着当时岛内外形势的演变和吸食者的具体情况，几经变化，不断修正调整。自1897年始到1937年中日战争之前，颁布了许多有关鸦片的律令，各种律令于鸦片的制造、售卖、吸食等方面做出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从而形成严密的专卖体系。1897年3月，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鸦片令举办章程》与《台湾鸦片令施行手续》，作为《台湾鸦片令》的补充，并制定了实施鸦片令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台湾鸦片令举办章程》共有43条，主要内容是关于鸦片制造、出售、吸食等方面的详细规则。章程规定：官制烟膏按品质分为一二三等，制成之后由官方发给特准包办人，再由特准包办人分给各承卖人发售；吸烟者需向地方关厅领取牌照方准买烟膏吸食，牌照也可分为一二三等，每月分别缴纳税额3元、1元50钱和20钱；所有烟膏包办人只能按官价将烟膏发售给官方指定的承卖人，不得擅自发售，也不得开设烟馆；承卖人出售烟膏只限于已领取牌照的烟民，不准滥售；欲开设烟馆者，必须具禀地方官厅、领取牌照后始准营业。《台湾鸦片令实行手续》共有12条，主要是针对烟民或烟膏经营者领取牌照时作出的一些具体规定。总体看来，该项法规相当宽松。从此，台湾总督府依靠《台湾鸦片令》《台湾鸦片举办章程》和《台湾鸦片令施行手续》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垄断了从鸦片原料的输入到烟膏的制作、流通乃至消费的整个过程，把鸦片专卖制度建立在警察治安体系上，成功地靠鸦片专卖制度压榨和统治台湾民众。日本据台之后，对鸦片问题实行的渐禁政策，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为止，这40多年的鸦片渐禁政策，不在消除，重在管制。
1937年以后，因为战时体制的需要，殖民地当局决定改鸦片渐禁政策为鸦片断禁政策（即严禁政策）。1938年，总督府发布《台湾之鸦片取缔法》，规定由日本或英国的大商家承办原装大土的正式输入，存人专卖局仓库或由专卖局封锁，如遇有不合格之货，只可准其付回原处，不得运往别埠。专卖局则雇用专门技师（日本），将大土煮成烟膏入罐、正重十两，由专卖局卖与批发人，批发人只系台湾之绅士于国家有功者或区长乡正等，还须一向未曾受过民刑事之处分方可。批发及零星贩卖之价均由专卖局规定。专卖局所煮之烟膏，逐年加淡其分量，按此办法则吸烟者自然断瘾。从该取缔法可以得知，鸦片断禁政策的特点是：（1）继续实行专卖制度；（2）加大对私制、私吸、私卖等的处罚；（3）给予经营鸦片烟的台湾人以更大的利益。鸦片断禁政策明显具有为战时体制服务性质，并不存在要真的断禁，而是和日军的枪炮相配合，把目标指向对岸的中国内地。
日据台时期采用的鸦片政策，其结果是：第一，渐禁政策并未取得实效。表现为吸食鸦片之风仍然严重，鸦片输入与走私仍然有增无减。据当时日本人的调查，1896年，基隆约有30％一35％的男子吸食鸦片，凤册约有50％的男子和20％～30％的女子吸食鸦片，台南吸烟人口竞约占总人口的60％。由于禁烟令执行不力，吸烟人数并未减少。从1895年11月到1896年4月，根据淡水、安平、打狗三税关的统计，台湾每年仅从这三个税关就进口鸦片238，096斤。再加上大量无法统计的走私鸦片，这样每年实际进入台湾的鸦片数量与日本据台前相比，至少不相上下。第二，鸦片专卖成为重要的治台经验。鸦片专卖制度，使殖民当局获得巨额收入，有力地支援了总督府的财政，为经营台湾注入了大量资金。不仅为治台补足了经费，而且其一整套做法，如对瘾者的调查、登记、吸食特许、原料外埠进口等，也已渐成体系，成为治台经验的一部分，并向中国内地推广。第三，用毒网罩住台湾人民。鸦片专卖，不但剥夺了台湾人民的钱财，还残害了台湾人民的性命，同时，日本人在具体执行鸦片政策的过程中，在思想上也充满了对台湾人民的歧视。第四，使大陆人民深受其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当局以台湾为生产基地，把生产出的熟鸦片，大量运往中国内地。
三、伪“满洲国”的烟政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阶段的开始。由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绝对不抵抗政策，因此，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及众多同胞遭到日寇的践踏与蹂躏。接着，在日本的一手策划与扶植下，以前清废帝溥仪为首的汉奸傀儡政权“满洲国”于。1932年3月宣告成立。从此，辽阔的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侵占东北及建立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侵略者认识到武力镇压很难在短时期内征服东北人民，必须采取与武力征伐相配合的精神麻醉战略，企图使东北人民伤其意志，丧失民族精神，失去反抗力。于是在1932年2月关东军侵略热河前，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副参谋长岗村宁次等即着手研究并确定了“满洲国”的鸦片政策，并从神户招税务署长难波经一主管满洲鸦片事务。随后立即废除中国政府颁布的各项禁烟禁毒令，在东北大开烟禁，实行鸦片专卖制度。难波经一到任后就去天津收买鸦片50万两，从伪“满洲国”收购鸦片20万两，从伊朗进口鸦片200万两，共计270万两，作为鸦片专卖的基础。1932年6月4日，关东军参谋长致函陆军次长称：“满洲国的财政现遇到很大困难，难以实现当初建国时所估计的收入6400万元的估计数，因需维持和平与秩序，此总数内除海关收入2000万元与鸦片收入1000万元之外，满洲之预计全年支出则需9300万元。除非前两项收入迅速增加”。可见，关东军已把鸦片收入视为两大财源之一，要求迅速增加。1932年9月16日伪满洲国政府公布《暂行鸦片收买法》，决定组建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为推行鸦片专卖制度做准备。9月17日，伪满洲国规定《鸦片收买法施行规则》，共8条，主要实行鸦片收买人制度。11月3日，又公布专卖总署的官职设想。专卖总署为管理鸦片统制的主要机关，设于长春，共有900人，其中40人是日本人。下设分署10处。11月30日公布了《鸦片法》。该法共22条，规定年满25岁之鸦片瘾民，由政府认可后可以吸食；鸦片种植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鸦片制造由政府统一进行；鸦片买卖也必须由政府指定认可。对于违背上述规定者，处7年以下徒刑或7000元以下罚金，且规定自1933年1月11日起施行。《鸦片法》的颁布，标志着日伪在东北实施鸦片专卖制度的开始。伪“满洲国”的鸦片专卖内容主要是：由“政府”划定许可种植罂粟区域，按定价收买生产出来的鸦片，然后分配给持有特许证的大鸦片批发商，再由这些批发商分售给持有特许证的零售商。零售商卖给的对象名义上限于登记的吸户，实际上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为保证鸦片统制的实行，在日军的指挥下，伪满当局建立鸦片缉私制度。1932年12月20日伪满公布《鸦片缉私法》共13条，自施行《鸦片法》之日施行。规定在鸦片专卖总署内设取缔科，各省的鸦片专卖署内设缉私科，他们与警察合作查缉罂粟的私种、鸦片的走私等。同时还发布《查获私土奖励规则》，共5条。详细规定了政府控制罂粟种植、鸦片的收购、制造和销售，从而对鸦片实行了严格的统制。这就是日伪在东北建立的一整套的鸦片垄断制度。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后，伪满政府立即决定将热河作为主要的鸦片产地，实行鸦片种植与贩卖许可证制，全部鸦片由官方收买。从此，热河省成为伪满统治时期最主要的鸦片种植基地。同年4月，伪满政府又设立了鸦片专卖特别会计，编制特别会计预算。同时还颁布了专卖管制，由专卖公署负责鸦片生产与贩卖事宜，直属财政部，下设总务、收纳、贩卖、制造、缉私等科，各地方设立专卖支署，具体负责鸦片专卖业务，并在奉天等地设立鸦片烟膏制造厂。这样，鸦片专卖体系正式确立。
“专卖制度下的鸦片政策，虽然采取了种植许可制，但是，这仅仅是管理上的事情。实际上对于种植面积根本没有什么限制，而是多多益善。专卖署的收买量逐年增加，由开始时的250万两增加到600万两。鸦片专卖利润也逐年增加，从3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另外，“随着鸦片种植面积的扩大，生产量也在增加。如果把鸦片偷种和走私加上，其数量则是相当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