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严格教子，端正家风。左宗棠对子弟要求严格，不肯因此而败坏官场之风。他有四子，无一留在身边。左宗棠率军驻扎在肃州，他的二儿、三儿曾去看望他，孩子们返回，左只发给他们路费，并再三叮嘱，沿途只许营防就便照护，不准地方州县长官以任何理由设宴招待。光绪五年（1879），他的第四个儿子带着五六个人来甘肃看望他。左宗棠给他们规定，“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以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并要求儿子三、八日作诗文，“不准在外应酬”《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26页。历史上，这类事例也时有所见，但考其实质，大多是官员们为表明个人清廉的沽名钓誉的手段，而左宗棠的着眼点在于扭转败坏的官场作风。他的“廉介”是一贯的，对己如此，对下级也是如此。从这一点看，他不失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封建政治家。《清史稿》中评论说：“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宗棠出治军，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曾国藩见其所居幕狭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廉洁若此。”《清吏稿·列传·左宗棠传》，第12035页。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也称赞他是“一个清廉的人，‘一介不取、一尘不染’，布衣蔬食，度他淡泊的生活；所以虽经费支绌万分，时闹饥荒，而仍能号召朋僚部属，收群策群力，一心一德之效。文襄公在西北的成就，是这一种吾国向来所贵重的士大夫的素养在起作用”。
（三）甘肃吏治人才的改良与吏治环境的好转
历来国家与事业的兴盛，主要靠发挥人才的群体作用。如何发挥人才的群体作用，这又是一门领导艺术。左宗棠以厨丁做菜做比喻，说做菜的原料相同，
但不同的厨师做出的菜，味道大不一样，说明作为上司，关键是会不会使用人才。他又把使用人才比做配中药，“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比之。草皆药也，能尝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泡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说明人才处处有，关键在如何妙用。关于这一点，《左文襄公在西北》的作者秦翰才有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议论，他说：
“从来担当大事的人，罗致人才，大抵都有一个标准，或许说几个条件。当然，只是相对的，绝不是绝对的。这一点关系很大，所说‘物以类聚’，引用了某一种人才，就有某一种人源源而来，于是可以帮助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成功或失败，同时也常就养成一时期或一地方的风气。曹操喜欢用跅弛之才，不问品行卑污，因有魏晋两代浪漫之风。范仲淹喜欢引进气节之士，有宋一代忠义之气，也就这样作成。清代同治中兴和光绪以后的衰败，湘淮军领袖和他引用的人才，握着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曾国藩部下人才济济，然大家知道他的用人标准，只有六个字：‘少大言，有条理’。曾国藩的事业也可以说就在少大言，有条理中成功的。李鸿章用人，驳杂不纯，后来许多事业的失败，本是可以早望见的；而北洋军阀的养成，也可以说李鸿章要负相当的责任。文襄公喜欢用怎样的人呢？从他平日议论中，吾们可以把‘廉干’两字，作为文襄公用人的标准。”《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61页。
秦翰才这段议论是否全都精当，值得商榷。但他关于持一种用人标准可以引出一类人才，形成一大人才群体和促成一种风尚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左宗棠就是以“廉干”为标准，在甘肃引用和培养了一批吏才，促进了甘肃吏治民风的改变和好转的。下面就从地方各级官吏和省级官吏两个方面来作些说明。
先看道府州县各级地方官员中的“廉干”之吏。左宗棠在甘肃十余年中，使用的地方官员，州县一级有政声的有代理平凉知县王启春，试种稻谷，受到左的赞许《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8页。巴燕戎格通判龙昆，“朴廉自爱，番民畏服”。新任徽县知县李裕泽，“守洁才优，民心爱戴”。敦煌知县何桂，“廉隅自励，志在有为”。试用知县汪榘“才长心细，立志不苟”。《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98页。署宁州知州杨大年、署正宁知县黄绍薪，这两人“于奉檄禁种罂粟，改种草棉一条，尤不惮烦劳。时巡乡野，亲为劝导。并远购棉种，栽莳成秧，分布民间，因时树艺，又购觅纺车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已有成效”《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28页。左宗棠表奏朝廷予以嘉奖。阶州知州洪惟善“自权阶篆以来，捕匪安良，尽心民事，实牧令中出色之员”。白马州通判罗倅“实心任事，早已知之，应仍留任，期收实效”《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78页。
府道一级的有平庆泾固道魏光焘，“频年操防护运之暇，修筑城堡，平治道路，搭架桥梁，开浚河流，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俱兴”《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41页。甘州府知府龙锡庆“洁己爱民”，为左宗棠所看重；甘凉道铁珊散布羊种，繁殖很快，为左宗棠所称道。《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35页。凉州府知府刘思洵更是有名的廉吏，等等。光绪五年，左宗棠在给杨昌浚的一封信中，比较集中评价了一番甘肃有政声的地方要员。他说：“魏道（光焘）安详练达，一时之选，弟知其能。龙守锡庆（现署宁夏道），差堪与比。陶子方（陶模）之治秦州，石本清之治阶州，程履丰之治静宁州，王镇镛之治狄道，皆有声迹。周子岩（崇傅）之廉谨（署镇迪道），杨大年之明干（署肃州），巩秦阶之潭道（继洵），志在有为，皆不易得者。”这么多廉干之吏补充到甘肃官场，左宗棠不禁有“时局多艰，安得四方豪俊翩然至此，俾馀生真见太平”之慨。《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450页。其欣慰之情，可想而知。翻检左宗棠的奏稿及信札，他在甘肃期间，各道府州县差不多都有不合格的主官被劾撤任降职，经此整顿，全省各地方道府州县都简选了合格的“亲民之官”。其中不乏有才干有政声的循吏廉吏、爱民好官，甘肃各地吏治因而大有起色。以上所列良吏，仅为其中一部分。
再看省一级的骨干官吏，有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署理陕甘总督杨昌浚；甘肃布政使、帮办陕甘军务刘典；总理行营营务刘锦棠；提督张曜；总兵王德榜；甘肃布政使崇保等，这些人都是有德行有才干的治世人才和左宗棠的股肱良佐。前述这些人中，刘锦棠、刘典、张曜、陶模、刘思洵等都是有名的廉吏。刘思洵一到任就向陋规开刀，立志不苟。刘锦棠则对西征各军所上缴的财物一介不取，并注意保持晚节，虽任新疆巡抚多年，但仍身后萧条，遗箧中只剩几篇奏疏稿件。转自《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17页。他们与左宗棠或以道义相激赏，或以廉干相砥砺，共同促成了甘肃吏治的好转，也养成了甘肃一时一地的廉正风气。
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左宗棠在给朝廷的一封奏折中总结道：
“窃惟甘肃一省，荒瘠著名，兵燹之馀，凋支力尤甚，筮仕者久已视为畏途。臣度陇之初，府厅州县佐杂候补者，每班寥寥数员，或竟缺乏，不备任使。其实缺署事各员，缺稍优者，或由夤缘钻刺而得，恃有庇护，靡所不为；其苦瘠者，则视同敝屣，弃之如遗，求去惟恐不速。于此而空言遴选贤能，整饬吏事，实恐无从着手。乃裁革陋规，以正其本；崇尚节俭，以养其廉；酌发廉俸，加给津贴，以恤其私；薄予到任盘川，免其挈债之官，以轻其累；又于军营保举人员宽加甄录，以博其选；即保有省分、才堪器使者，亦间由差遣得力，委权地方篆务，以观其能。于是仕风一振，而留省候补及投效随营人员日渐加多，堪资选择矣。”《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782~783页。
由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左宗棠在甘肃整饬吏治的实况和甘肃吏治人才成长的情况。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因为他感觉到，“陇中吏事，虽渐觉改观，而骰皮玩泄，积习已深，非切实整理，难期丕变。所望风纪之司鼓舞振兴，乃有成效可睹”《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184页。这说明他已认识到要彻底改变甘肃吏治，振作政风，还必须作长久不懈的努力。尽管如此，甘肃吏治较前大有好转，甘肃廉政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其后的甘肃按察使陶模书信中说：左宗棠俭约的作风，确实曾矫正了以往官场“淫靡习气”《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2页。，这应当是可信的。
大乱之后需要大稳定和大发展，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都只能依赖一支既廉洁又勤政的吏治队伍加以实现。左宗棠整饬甘肃吏治的努力，基本上为甘肃的开发与发展创造了这一条件，这是难能可贵的。左宗棠注重廉政建设的思想和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我国封建政治史上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应加以总结与借鉴。他重视廉政建设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地经济的开发，尤其是他重视边疆地区的廉政建设，更有巩固边省、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