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说到做到的，即使是朝廷大员，他也不容许收受陋规。甘肃第一任学政许应骙（因甘肃以前不设学政），来甘肃之前是广东学政，按广东规矩，离任之前必须由官府送一笔路费，名义是“路费”，实际只不过是借这个机会捞一笔钱而已。许应骙在甘肃任满回京时，居然也伸手要一笔钱。当时，学政虽只管科举考试，但不由吏部铨选，而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品较高，派头很大。对这样一个人，左宗棠不因他是朝廷大员而稍有迁就、“通融”，他说：广东是富庶之地，甘肃却十分穷困，没有钱打点。而且，这种陋规本应裁撤，何能因朝廷大员而破坏，因而，他拒绝给许应骙这笔钱。
对于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左宗棠更是深恶痛绝。他指出：“吏事之坏，大都见得利而不思义者，实阶之厉。当官而不能持廉，则属吏得以挟持之，丁书得而蒙蔽之，层累朘削，往往本官所得无多，而属吏丁书取赢之数且数倍过之。日久视为应得之款，名曰陋规。踵事增加，无有纪极。家肥国瘠，职此之由。究竟攘夺之财，每多意外之耗，蠢国者未必即能肥家，而公家经入之数已不可复按矣！兴言及此，良用慨然。”官员不能正躬率属，丁书胥吏就会为害百姓。因此，必须“裁革各项杂项，最为正本清源要图”《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页。所以，左宗棠对查处陋规态度严明。如阶州知州顾超“庸弱无能，一切均唯吏目之言是听”。左宗棠将其革职。巩昌府知府颜士璋，随带门丁放债，对属县索取过当，左宗棠予以警告。颜士璋不听劝告，终于撤任《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175页。丁忧岷州知县花映台，“嗜好甚深，失察门丁，得受赃款”《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783页。，被左宗棠奏劾革职。特别是在《札试办甘省茶务章程》中，在以票代引条中做出了“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查出立毙杖下”的规定《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43页。
3．左宗棠以身作则，正躬率属，为整饬甘肃吏治树立了榜样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上司掌握着下属的升降荣辱大权。因此，势必造成一切唯上命是听的习气。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最高地方长官，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官场习气。左宗棠对此是认识得比较清楚的，他引用长沙一个滑吏的话说：“吾辈所工者，揣摸风气耳。使上司所尚者，果是廉干一路，吾亦何乐而为贪庸乎。”所以，左宗棠认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除贪鄙、吸烟及全无知觉运动之人断不宜用外，馀皆随材器使，令其率意导民，亦可渐收转移之效。大抵中人之资，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吾之好恶一端，斯吏之趋向定矣。”《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669~670页。从这个认识出发，他把个人以身作则当作整饬吏治、扭转官场恶习的关键。
（1）崇实黜华，以身作则。左宗棠禁止下级吹捧，主张“崇实黜华”。他由西安移驻兰州之前，就有人替他准备好了“高帽子”，在兰州五泉山给他修建了生祠。左宗棠一到兰州，立即下令撤去。
左宗棠还禁止无聊的官场应酬和虚伪的客套。在驻扎肃州指挥平定阿古柏叛乱期间，他专门下了一道命令：“新疆军务未峻，本大臣爵阁部堂驻节肃州，居处不遑。所有关内外文武及营局各员，断不准擅离职守，来辕进谒，致旷职守。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例禁，已早饬文武摈弃不收。各文武印委均应勤思职业，毋得分外相干，自取咎戾，凛之！”《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54页。这不是自我标榜的空头文字，在行动上，左宗棠也是严禁这些恶习的。早在他驻西安时，有个姓王的县令写信问候他，左宗棠批道：“本爵大臣……日接阅各属来禀，于所陈地方利弊及贼情地势，无不随时批答。唯一切称颂贺候套禀，概置不览，且拉杂烧之。该署……地方事宜岂无应行禀白者？乃仅以书启套话上渎，徒烦省览，何耶？原禀掷还！”《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29页。这个吹牛拍马的官员碰了个大钉子。还有一个官员在给左宗棠呈谢禀时，用了骈体文，大约是显示文彩吧，左宗棠对这种腐儒酸调十分生气，说：“谢禀用骈语，殊可不必！此即所谓官气懒残，所谓为他人拾涕者也，于实事何益？”《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61页。由此可见，左宗棠是坚决反对华而不实、“于实事何益”的官场俗套和虚浮风气的。认真阅读一下他这一时期的批札，小到对属下的奖许、批评以及对具体事务的详细指导、安排，大到战略战术的商讨、施政原则的确定、人事变动的咨询，都是条理清楚，态度鲜明，内容充实，无一句空话虚言。他的书信，虽然也有人际交往，官场应酬的内容，但更多的都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信件。文如其人，从这些遗留的文件中可以想见他当日忙碌的情景。怪不得他自己说他“每一打仗，须发皆白”，经常“食少事多”，“脾泄体虚”。高效率的工作付出了高强度的劳累。
（2）淡泊明志，廉洁自守。左宗棠从不肯接受馈赠。胡光墉（帮左宗棠办洋务的一个道员）从上海送给他一批礼物，左宗棠碍于二人交情只领受了一点食物，并回赠了一些甘肃土产。对胡光墉送给他的金座珊瑚顶、大参等贵重物品，一律退回。陕西布政使王恩沂大概深知左宗棠平时不收任何陋规，在左宗棠离陕甘总督任后，得知他缺钱用，王恩沂就托人带给他一笔款，说是自己代收甘肃捐输（捐官及“报效”的各种款项），上交后剩下的一点零头，送给左公，以表敬意。左宗棠表示：他“无营于外，心亦安焉。入世三十年，渐违素愿，而无负于官私，始终犹可安也。近时于别敬，概不敢收。至好、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非唯介节自将，人己亦无二致，亦俸外不收果实，义有攸宜。至甘捐尾款，储为甘陇不时之需，以公济公，于是为合。弟已去任，不能指为可取之数。若因一时匮乏，遽议及之，将人知己知之谓何？断有不可！”《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0页。这时，左宗棠已不是西北行政长官，所以说得比较婉转，但表明了他反对收受一切陋规、“例赠”、“别敬”的坚决态度。他作为掌握一方行政、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严格做到“俸外不收果实”，对人对己“亦无二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3）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左宗棠手握西北地区军政大权，但为了纠正官场恶习，他坚持不走“后门”，不用私人。他家有个看门人叫何三，为人老实勤恳。左宗棠的夫人周氏出面说情，让何三挂名兵籍，领一份粮饷。但左宗棠认为，兵士的粮饷，决不能发给家人，没有答应。周夫人去世后，左宗棠给何三折算了四年的兵勇粮饷，自己掏腰包，给何三银子二百二十两。左宗棠的两个女婿，一个在四川当道员，一个在湖北当道员，曾要求到岳丈身边谋事，均遭到拒绝。同乡中，不少人不远万里，从湖南到甘肃找他谋个差事。在那个时代，一人做官，鸡犬升天，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左宗棠对这些人分批打发回乡，临行时，每人给路费六两至十六两不等。仅在肃州行营时，就打发了好几批，他自己拿出路费四千多两，虽然“受累不浅”，但不肯动用公款。
相反，一旦官员有罪，无论私亲密友，他绝不徇私情。有个叫贺升运的人，是左宗棠亲家的儿子，因“禁种鸦片官员失察”一案，贺受牵连，主察官考虑到贺与左有“世谊、年谊、姻谊”的密切关系，想通融了事，左宗棠却不徇私情，从严律亲，指出贺是“咎有应得，岂可以私废公！”结果同其他官员一样受到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