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之前，艾煊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文联党组副书记），十二级高干。反右之后，降为十五级；但比我这个二十级的仍要高得多，更何况他在创作上已有所成就——当时创作组内有资格写长篇的绝无而仅有，只他一人。所以开始与他接触时，我是抱着一种“仰视”心态的。可是几次接触下来，只觉得他和蔼、坦诚、平易近人，自己的戒心也就不翼而飞。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他近三年中在太湖洞庭西山的生活。他讲，盛夏三伏，要从湖边把一百多斤重的两桶水挑到山上，这要比平地上挑同样的重量吃力十几倍，可是有一句当地的谚语说得好：“一担水上山，一担果下山。”果农的劳动是很艰苦的。可是在西山，果农除了要干这样繁重的劳动之外，还有许多心灵手巧的技术活。于是他的谈锋又转到双手能快得“鸡啄米一样”的采茶姑娘，他非常欣赏农民用“鸡啄米”这样形象的语言，贴切地形容出采茶能手的麻利与迅捷；他还用钦佩的语言讲起炒茶状元的神奇技艺，能将“碧螺春”烙成干而不焦、脆而不碎、青而不腥、细而不断的超级精品。他还带着浓重的感情色彩谈起茶汛时西山岛上的清香得“吓煞人”的沁人心脾的空气。新焙茶叶的清香与朦胧的月色、轻柔的夜雾融溶，弥漫笼罩着整个村庄。这些富有感染力诱惑力的语言，不久就变成了美文《碧螺春汛》，先是在《雨花》上发表，很快又被《人民日报》转载了。我感到这样的散文是可以同时用视觉、听觉和味觉一起去阅读的。其他如《绣娘》和《鸟》等等的题材，我都听他亲口讲述过。有的在发表之前，有的是在发表之后。因为我读了他的文章之后，很喜欢问他：这些人物的“原型”是怎么个样子，以满足我对“从生活到创作”的课题的需求。每谈到焙炒新茶或果树嫁接之类的高级技术活时，我总问他，你会吗？他总是谦逊地笑着说，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跟农民学，我也学会了。
肯将生命也“搭”进去的人
在上世纪60年代初，艾煊虽因写散文而走红，可是领导上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写长篇。而他的长篇小说的题材是反映战争生活的，因此他昔日的战斗生活也成了我关注的焦点。艾煊的斗争生活阅历是非常丰富的。先是作为一位民运工作者，后是作为新华社前线战地记者，他都干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在前线，他总是处在与“尖刀班”并肩冲锋的位置。他认为可以到战斗中去“现场采访”，可以去现场目击，却不去把握这样的良机，仅靠事后向“拼死的血战者”提几个问题，写出自己的报道，是非常“可悲可耻”的。可他又决不以这种战斗的经历作为抬高自己的政治资本，每当讲起过去的阅历，他总是多讲指战员的英勇与可贵品质，不大涉及自己。我只听别人谈起，在战争的岁月里，他总是带着一个收发报员，携着一台手摇发电机，辗转在前线的战壕中，当他写成战地通讯后，就立即发至新华总社。但是有两次机会，我听他非常酣畅地谈过他的战地记者的经历。一次是诗人徐迟途经南京，那时徐迟正准备写《长江组歌》，组歌的第三部是《雄师》和《飞渡》，就是写百万雄师渡长江。徐迟曾访问许多亲历者，但他还想找一位既是亲历，却又是文艺工作者的同志谈谈，这样艾煊就成了他要访问的最合适的对象了。时间是1962年夏天，地点是南京福昌饭店。艾煊说，徐迟是你同乡，你也去。那天我旁听了一个晚上。我才知道，艾煊虽不在渡江第一船上，但至少也是在最先的一批船只中的一艘上。他的许多绘声绘色地讲述，以后被诗人诗化后，融入了《雄师》和《飞渡》的诗章之中。另一次是看电影《战上海》，里面有一个情节与艾煊的一篇通讯中的情节是相仿的。当我问及他时，他才说起1949年5月27日解放大上海。可是在5月25日，他已跟着某部的两个连队，突入上海市。四周都是敌人，而他们就像一枚钉子一样，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这两段生活，虽与《红缨枪》（出版时书名《大江风雷》）无直接关系，但可以想象，艾煊的“深入生活”决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他是肯将自己的生命也“搭”进去的人。在《红缨枪》中他是反映一个环境极端复杂的年代，又构成了非常特别的犬牙交错的形势。他用了“虾慌蟹乱”这四个字。当时朋友们都笑他，你怎么用得这么“怪”，可是讨论下来不得不佩服他用词用得特别“准”。这部长篇的“写作周期”特别长，也写得特别苦。前后花去了艾煊十一年青壮年时代的宝贵光阴。他从1954年就开始构思酝酿，也已开始动笔，反右斗争后停顿了好久。1960年“二进宫”后，他分配到的任务就是继续完成这部长篇。1962年印成油印本三大本，到处征求意见。左折腾右折腾，然后再对照各种清规戒律，可走的路大概也是很狭窄的。等到196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马上要进入“虾慌蟹乱”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了。因此，这部花了十一年才得以与读者见面的书，却未得到预期的反响。这对一位作家来说，可以名之曰“寂寞”。其实，从1964年的“两个批示”一出台，艾煊想“寂寞”也已经不可得了。那年头，指责文艺界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于是为了证明这个估价的绝对正确，文艺界就需要大规模地自我贬低。在省文联与省作协内部就有人开始对艾煊的散文进行贬低，其理由是像艾煊这样的老革命，不去反映当前的火热的战争生活，却去写那么“纤巧”的题材，是革命意志逐渐衰退的表现。又有一种说法，如果用书写《红缨枪》的时间与精力去写现实的阶级斗争题材，其收获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有这样热闹的“呼声”，当然也不会令作家寂寞了。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给艾煊的大字报中，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艾煊——江苏的肖洛霍夫》。在今天看来，这是大大抬高了艾煊的身价。于是艾煊似乎又对文学无所留恋了，他积极要求下放，他很想回到1957年下放时的那种境界中去。这次他的目标不是到太湖洞庭西山，而是想到宜兴山区去，到茗岭竹海去终老一生。说到下放，我在当时南京街头常常目击这样的场面：一支红旗招展的队伍，以一纸挥手的画像和一个特大喜字为前导，紧跟着的是锣鼓队，发出单调的咚锵声，殿后的是一家人，他们身上戴着的大红花说明了他们就是下放的主角。一对夫妻带着几个孩子，大人痛哭流涕，孩子见大人号啕，也就呼爹唤娘，路上的旁观者也会为之饮泣。我不禁问自己：这是办喜事还是办丧事？其实这是当年的天大的怪事。艾煊全家下放到大华山去的那天早晨，我是去送行的，走进他家，东西已经搬得空空的了，很像是“扫地出门”的样子。他当时大概没有戴大红花的资格，送行的是几个亲戚吧？我并不认识。同行的是他的年迈的父母，他的夫人古平，还有女儿垦拓、犁野和儿子早阳、竹茗。竹茗当时还是抱在手里的奶娃。但艾煊与我握别时并无悲哀的神色，他走得很坦然，大有“解放”的意味。我懂得这位因下放到洞庭西山去而获得散文丰收的汉子，不妨再到大华山去走一遭。他简直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气概。
命运是喜欢捉弄人的，在大华山中活得很自在的艾煊又被调到当时省革命委员会的一个什么创作组中去。这个创作组好像没有创作出什么作品来，只是“排排坐”地坐着一批作家。再接下去就是要恢复被砸烂的作家协会了。曾几何时，红卫兵还在省文联的大门上贴上很粗俗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可是现在这些被视为“鱼虾龟鳖”的人们又要进行他们看来是“蠢蠢欲动”的勾当。现在的问题是由谁出来牵头，这“牵头”大概也算是一个官吧？大概也得有个官衔的吧？领导上算来算去，觉得还是艾煊出来把这支被打得落荒而走的散兵游勇招募回来，这个组织工作还得一个有点威信的人出来，得由一个大家信得过的人出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一个最怕做官的人，一个视做官为畏途的人。
1978年，为恢复省作家协会举办活动，也就是我文章开头提到的会员大会，我也应召到会。在江苏饭店的甬道上，我遇到久别的艾煊。他老远就和我打招呼，大声对我说：“好啦，我想通啦，我得出来干。”他过去一向希望搞专业创作，不愿做领导工作，这一次的心情可不同。眼看江苏文学队伍几聚几散的惨痛教训，很愿意为重建和团聚作家队伍，做点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他“违心”做了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担任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任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为大伙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现在想来这就叫作“间接”死抱住文学不放。我看他的治会良方就是“无为而治”。江苏老作家的焕发青春，青年作家的迅速茁壮，与他抱定的要创造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这样一个主导思想是很有关系的。
不写灵魂不得安宁
他一边领导着江苏省作协的工作，一边自己还是去“死”抱住文学不放，他的创作也进入了丰收期。他的《山雨欲来》《乡关何处》两部长篇赢得好评，《钟山风雨》（拍摄时改名《风雨下钟山》）电影文学剧本又得了文化部的“优秀创作奖”和首届“解放军文艺奖”，这些都说明了他的“死抱”的实绩。作为一位南京作家，作为一位“解放南京”伟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深深感到应有艺术的雄心去挥毫描绘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的辉煌的一页。但他完全能掂量出反映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艰巨性。相对而言，他熟悉我方，而对敌方则较为生疏，特别是众多历史人物的性格气质和音容笑貌，需要有亲睹其人、如闻其声的了解，因此，这新的题材就意味着新的开拓。这里有史料的新的积聚，生活面的大的拓宽，历史人物动态的细致的掌握，历史事件内幕的追根究源的发掘，国内国际背景材料的渊博的知识。于是艾煊“泡”在图书馆里查阅浩瀚的资料，南下北上向亲识其人、亲历其事的知情人进行采访，同时又到西柏坡、北京、南京、奉化等地实地勘察。他翻阅了几十种报刊编成了五万多字的1948年11月—1949年5月的大事记，使眼花缭乱的复杂的斗争在他的头脑中变成条分缕析、眉清目爽的历史必然。在有了充分的艺术准备之后艾煊开始写作历史文献故事片《钟山风雨》。他对历史文献加故事的写法有自己独特的考虑：我不想用大家习惯的虚构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方法，而是想采用“还原历史”，近似回忆录式的“再现历史”的方法。虽然这样做能否为人所接受，我没有把握。但我相信这段历史、这段生活本身，就是真善美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