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七十三八十四
艾煊
生和死，是人生的两极，不是存在就是灭亡。年轻的时候，很少去想这么一个生令人高兴、死令人恐惧的事。
少年时，初上血火交织的战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自愿自觉上战场的，也晓得在战场上随时随刻都会死，但又害怕被一枪打死。刚刚进入社会，年少，生活才开始，人世间的许多事，都还没有经历过，就这么急匆匆地、无影无踪地消逝？自己怜悯自己，感到有点惋惜。但又觉得，几亿人都被放在死刑烤炉上的时候，这么一种个人害怕死的想法，实在太自私、太卑鄙。一个很简单的理性声音在耳边低语：没有个人的死，便没有大众的生。害怕死和应该死，两种感情，两种理性并存。
仗打得多了，身边的死人也看得多了，死是平常事，感觉上也就很平淡了。有时在堑壕或散兵坑里，或者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堑壕、散兵坑，就是趴在无遮拦的田埂或者坟头下边，对面一梭子机枪扫过来，旁边的人连一声呻吟一声喘息都来不及发出，就静悄悄地、永远地消失了。或者正在向将要被夺取的对方阵地跑去，跑到中途，迎面来了一颗子弹，身边的某位同志立刻一声不响地倒下了。似乎有点遗憾，他既没有来得及还击，更没有看到马上就要被夺取到手的胜利。
电影上，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十分美丽的战场镜头：一个人倒下了，立刻围拢来几个人，抱住他的头，呼喊他的名字，要把他唤醒。他果然醒了，然后握紧战友的手，艰难地、断断续续地交代这交代那，最后，再从怀里掏了滴血的纸币，交党费。从从容容地办完了这一切，头一歪，手一放，死了。几个活着的人，围着这位死者，缓缓地脱下帽来，肃立，默默地流泪，或者失声痛哭。这是摄影棚里编造的挂彩和牺牲。战场上，一个人负伤倒下了，第一件事是卫生员赶快替他包扎伤口，第二件事是赶快把他背下战场，抬到急救站去。伤者周围的人，没有人去想到伤者。战斗还在进行，情况很紧急，打敌人是第一要事。别的任何情感，任何要办的事，此时都自然地置诸脑后。在战场上，对伤者最重要的关心，不是围着他讲废话，硬挤出一点关心他的情感，而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他包扎好，把他送下战场。对牺牲者的悼念、流泪，那不是战场上的事，那是战斗结束以后的追忆、思念。在战场上，喊一声为某某报仇，那种慷慨激昂是会有的。
仗打多了，看到死去的朋友多了，心肠也硬了，平静了，没有那么多的伤感。就连自己何时被一颗子弹打死，也漠不关心了。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在我们华东战场，差不多隔一个月就有一次大的战役，双方几十万上百万人对阵，歼敌三千自损八百，一仗打下来，死人几百几千，伤者成千上万，死人那么多，死又是那么频繁，那么容易，那么平平常常。对死的称呼也别致了，死，严肃点叫作牺牲，幽默点叫作报销，和了结一笔账目一样简单，平淡。
打鬼子，打老蒋，两个大仗打完了，下了战场，少年变成了青年，正一步步走向壮年。此时，离开了血火争战，开始了一种新的事业，和平的事业。没有死亡影子的晃动，也根本不去想世界上还有死亡之事。只有一次，到临沂去看烈士陵园，灵堂的釉黑大理石墙壁上，一排排，一行行，刻满了烈士的名字，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位战友的名字，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越往后看，熟悉的名字越多。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有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更多的是在同一个部队，知其名，或者开会时见过面，但私人间并没有什么交往的战友。眼睛模糊了，眼泪刚揩过，又流出来。想看清后边朋友的名字，不愿让眼泪遮住视线，但眼泪不听话，刚揩过，釉黑大理石墙壁上，再出现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一个看过去，不愿有遗漏。看个不停，泪也流个不停。
面对一面面釉黑大理石墙壁，沉睡在心底深处的许许多多几十年前的旧事，快速地拥挤而出。不按时间顺序，没有头绪，不连贯，不完整，事件片片断断，重重叠叠。这些片断故事，和六万多死者中一部分人的名字联在一起，用飞快的速度，在心中信笔写成了一本厚厚的传记集，厚厚的一本历史书。
站在釉黑大理石墙壁前，也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今天，他们如果也像我一样活到战争结束，活到和平后，是否也同我一样，还要经受和平时期政治运动的无穷灾难？或者，他会做出什么样轰轰烈烈的辉煌事业，又会有什么样荣誉的光环，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除了在临沂烈士灵堂，经历过一次生与死的激烈思考，很少再去不着边际地想生与死的问题。
和平时期和友人谈论战争，是遥远的轻松，是讲似乎与己无关的他邦他人的故事。各个时期，各种心境下，对战争的观感也各不一样。战争中看战争，那是生与死的较量，受强烈的集体必胜功利的鼓舞，是慷慨的义无反顾，英勇献身。胸腔内自然会有激情、豪情。战争之后回过头来看战争，少了几分情绪化，多了几分理性。把战争看成是人类高度的睿智、聪慧和机警，是灵妙的高级游戏。老年看战争，那是人类应该避免但又难以避免的残酷愚蠢的悲剧。
战争结束，下了战场，再也不去想生与死的严肃和轻松。直到七十多岁以后，似乎又回到了初上战场的少年时代，又想到了生与死。但没有了少年时代初次上战场那种恐惧死的心态，也不是久经沙场麻木地漠然视死的心态。眼前面对的死，变成了可以平平静静地掐指头计算的日常事务。今年七十五了，滞留在这个既残酷丑恶又温馨美好的世界上，还会有几多日月？孔夫子七十三，孟夫子八十四。这是智慧长者生命年龄的极限。达观者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脾气犟的人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邀请也不去。阎王的黑色请柬，恐怕是难以峻拒也难以婉谢的。我是上帝的顺民，只好听从阎王爷的安排。我已超过了大成至圣先师的年纪。我辈凡夫俗子，竟敢大胆越过了孔圣人，理应抱愧，也理应十分满意十分知足了。
人无法做计划，定指标，确定自己在世间的年岁。所以，人总是习惯于只想已经过去了几多年月，不去想还留下有几多年月。养成了这种思维惯性，回忆，便成了人生命本原的特性。就连没有什么事情可资回忆的三岁小孙女，也常用大人的口气回忆说：我小时候，如何如何。在七十五岁以前，我对自己的未来时间还会有多少，是从来不去想，更不去计算的。好像前边总是有无限的、不怕浪费的、花不完也用不尽的时空。神经比较脆弱的人，又很忌讳计算在世界上滞留的时间。
我只有到了七十五岁，才开始计算，阎王案头的那本会计簿上，还给我留下了几多年月？时间有限，时间紧迫，想做的事，有兴趣要做的事，需要赶快做完。没有开快车的雄心，但也不愿因循等待。
剩余的时间还有多少？虽然查不到保密的阎王簿子，但也完全可以理性地计日而待。少则一两年，三五年，多则十年八年。再多，就是奢望。对于未来更久的岁月，更长的年龄，不是期待，而是犯愁。一愁不能做事不能写东西，人生无价值无意义，活不如死。二愁体衰多病，成了家庭和社会的赘瘤。
外孙上中学，孙女上小学，也许可以看到；上大学肯定是等不及了。提着箱包，送他们第一天走上工作岗位，这更是决不会发生的梦中奇迹。
一个人死了，社会生活依旧像江水一样，浩浩荡荡地东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即使是那些擎天托地的巨人死了，蓝天依旧白云悠悠，河面依旧碧水澹荡。
一个人只能在有限的几十年间，做一些自己努力可能做的事。正当的愿望太高了，也容易落空。享受的欲望过强了，心便生贪。阎王也不允许。他在你生命会计簿上，用红笔添一个醒目的贪字，难保你不会发生意外的短命变故。
我们那些亲身参加过两次三次大战的同时代朋友，都有同一时代的共同性格，共同的道德观。站在正义战争一边，反对不义战争的那一群人，是很少考虑享受，更多考虑责任和义务的。深夜扪心自问，我这一生，对社会，对人民，对家庭，应该尽的义务，都尽量做到了，即使马上死去，心里也会是平静的。
该尽的义务都尽了，允许享受的也享受过了。无悔无憾。还会活下来几多年月，已经不重要了。但人是恋生的。我还愿望多活几天。有一个要求不高的必要前提：活着，必须能够做点事，能够写点东西。没有这个前提，还是早点死去清爽。我现在身体无大的毛病，但腿膝软弱无力，难以登高。眼睛也不行，视力严重衰退，看书看报要用放大镜。路遇对面来的熟人，不理会他的点头招呼，有时被误责为傲慢。处此境遇，总想抓紧时间，尽力多跑跑，多写点。某一天眼瞎腿瘫，再也不能吸收一点新东西，即使心脏还在跳动，那时的世界，对我来说，已毫无留恋的价值了。
彻底去除了所有的行政事务，脱去了各色各式华丽的衣衫，返还初到人间的那一霎，舒舒服服光裸着身子，没有任何名义和职位。在社会上，我算是一个什么人？我，是以我的自然年龄来定位的。和许许多多同龄人一样，最高最荣誉的头衔是某老。
应该说，七十岁以后，是我一生中心境最自由，情绪最轻松的年月。五年中写了几百篇千字短文。冬天夏天难以适应外界的气候变化，关在室内做电脑游戏。电脑，似乎是个枯燥的东西，任何美妙的文章，都只是0和1两个数码符号的堆积，不需运笔写字，没有藏于文库的手稿；但电脑又是奥妙神奇、趣味无穷的玩具，电脑促进人思绪敏捷。我在五个冬夏闭门不出的时间里，敲出了三个中篇，一个小长篇。这几年，是我一生中在文学创作上自我感觉最见功力，最心手相应，最出活的年月。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近黄昏。
2.个“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我所了解的艾煊
范伯群
这个题目太吓人？
“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是很不名誉的人，是屡受左翼文坛批判的“第三种人”。那么你为何在艾煊头上扣上这顶帽子呢？其实，在这里不过仅是一种“借用”。借用来形容当代的一批人，倒并非想为艾煊所“独占”。我有这种想法是在1978年。其时刚粉碎“四人帮”，江苏省作家协会开始恢复活动。第一次会员大会是在南京杨公井的江苏饭店内举行。艾煊是主持这次会议的“头儿”。陆文夫、高晓声、方之、叶至诚、梅汝凯、陈椿年……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作协会员，虽不是戴了二十二年才摘帽的人，但在“文革”中也多少受到各种冲击。再一想，还有不少不能出席的会员，有的是属“非自然死亡”而长眠于地下，真是死的死，伤的伤，不死不伤也被扒掉了三层皮。在会上大家很动感情，说着说着就痛哭流涕了，还当即表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不死还是搞文学。我当时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大家也是聪明人，其中也不乏学一样会一样的人，现在路子宽得很，何必大家一起表忠心，再回到文学这条船上来？再说文学的道路是崎岖的、坎坷的，今后究竟怎样还有许多未知数。我很敬佩大家对文学的忠诚，但也觉得太没“出息”：为什么非要吊死在文学这一株树上？于是我产生了腹诽：“一群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尽管我自己也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但我觉得艾煊也是这群人中很有突出个性的一个！
艾煊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从1960年认识艾煊，至今也有三十多个年头了。但是在没有认识他之前，他的名字曾给我一个很深的“第一印象”，这很深的印痕是1957年烙在我心中的。那是个“阿Q捉白虱”的年代。“阿Q”唯恐自己捉到的白虱比“王胡”的小，不能在王胡面前咬个很响的“嘎嘣脆”，满足不了他的“求胜欲”，因此是很尽心尽力地“深挖细找”的。江苏也终于挖出一个“探求者”反党小集团，这是很值得“庆幸”的，某大报为此头版头条发了社论。罪状是创作组的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方之等七八个青年作家要办一个名为《探求者》的同人刊物——当然是反党的铁证。社论在点了他们的名之后，又加上了一句话：“后来又拉进了艾煊。”
1960年，江苏省作家协会重组创作组。除了新调来的作家之外，名单中有艾煊和陆文夫。其中还要调一个搞理论的人，于是就把我从南通调到省作家协会。我与艾煊、陆文夫的相识，就是凭这一机缘。从此，他们创作组开会，我总是参加的，以便从理论角度说明创作规律。于是我得以接近这些作家，他们本身就成了我体验生活的对象。当时大家都在自己定点的生活基地中挂职体验生活，只有艾煊因写长篇小说而留在作协机关里。因此，我向他请教的机会也就特别多。熟悉之后，我就悄悄地问他：“你是领导，又是老大哥，怎么给这些下级小老弟拉进去的？”他淡然一笑：“我当时头上有一顶官帽，可我最怕做官。先是在《新华日报》有官位，我不想干。讨了个差使，宁可去做《新华日报》驻北京记者，好从事写作。后来又调到文艺界工作，做省文联党组副书记。我正好趁此向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方之他们学习和探讨创作问题，诚心诚意向他们取经。谈不上拉进去不拉进去。后来批判我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我是甘做他们的学生，怎么去做精神领袖呢？”他对我说起此话时显得非常恳切。现在想来，艾煊为了文学，为了从事创作，痴迷得连官也不想做。不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是什么呢？
他与文学的“啼笑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