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处方》获得了首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大奖，1997年《南方周末》推选它为该年度最有影响的十本书之一(也是十本书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但在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中，它却没能入围。这一方面说明了毕淑敏的实力：这毕竟只是她的首部长篇，可证她深厚的创作功底及在长篇写作上不可限量的潜力；一方面也可见出，《红处方》还不是内容形式妙合无间、已达炉火纯青地步、令人无可挑剔的极品。作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生活经历坎坷曲折而学养相对不足的那一代作家的佼佼者，毕淑敏需要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寻找创作的新突破口。所以今年她又自费到北师大进修心理学课程去了。她学得如此痴迷投入，听说她还想读博士呢！让我们把惊喜留待不久的将来吧。
4.毕淑敏面面观
何镇邦
我已写过一些有关毕淑敏的文字，诸如《我所了解的毕淑敏》之类。本来再也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新的看法可以奉献给读者了，但在我主持的这个关于毕淑敏的栏目里，似乎还需要我的一点补白性的东西，于是就有下面一些点点滴滴的补充。
孝女毕淑敏
在我与毕淑敏的交往中，她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她是一个大大的孝女。
无论就传统道德观，还是就现代新的道德观而言，“孝”总是一种好的道德情操，一个人讲孝道，是他道德操守优良的重要表现。因此，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孝”总是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倡导，而在当今的社会中，讲孝道仍然被视为一个人行正品端的重要表现。可以这么说，无论古今，“孝”是个好东西。
毕淑敏讲求孝道，倒不是做给人看的，以便落下一个行正品端的好评价，以便被人们“举孝廉”，谋个一官半职。照我多年的观察，她之孝顺父母，完全出于人性的自然。
比如说，当人们询问她为什么进行文学创作时，她欣然答道：“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开始时，我对此感到有点突然，甚至感到有点造作，后来一想，并经过多时的观察，乃认定此系毕淑敏发自肺腑之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之所以暂别医界而从文，乃是其父所策划鼓动之故。当她从昆仑山上下来，告别十一载军营生活，回到北京一家工厂当医生之后，她感到这个岗位很难发挥她的潜能，达到与男性“同工同酬”的境地，于是她的父亲为她出了尝试文学创作的主意。她听从父训，在业余时间，进修中文大专的课程，听文学讲座，上夜班空闲时写小说，有了《昆仑殇》《送你一条红地毯》等作品于1987年秋日的出现。由此可见，那位从黄海之滨打到西北边陲的老军人，在为女儿设计人生道路时，是动用了他驰骋疆场的谋略的；而作为孝女的毕淑敏，由于对老父亲言听计从，于是在由医学向文学的战略性转移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若干。比如1988年秋，当毕淑敏在鲁迅文学院第四期文学进修班修满课程结业时，适逢我们与北京师大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正在招生，她当然跃跃欲试，而且也报了名，被录取为该班预备班的学员。这时，她已升任厂医务所所长。她准备既坚持工作，又读研究生班。这时，她父亲审时度势，劝她“不能全面出击”，于是她听从父训，暂未到预备班报到，而是在将近半年之后，安排好工作，再经过补考进入这一期的创作研究生班。这一切都说明，她不仅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就是到了将近不惑之年，仍是个听父母话的“好孩子”。
20世纪90年代初，毕淑敏的父亲病逝。此后，她就把照顾好母亲作为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有这么几件事是我耳闻目睹的。毕淑敏在文坛迅速成名之后，不仅稿约多了，参加各种各样笔会的机会也多了。按一般的惯例，在东道主允许和盛情邀请的情况下，与作家一并赴会的应是其爱人或子女，可是毕淑敏却例外，她却常常携其老母一同赴会，为她母亲的晚年生活多创造些欢乐。1995年夏天，福建省东山岛的县委、县政府、县文联委托我邀请北京的一些作家、评论家参观游览位于东南海美丽的蝶岛，毕淑敏也在被邀请之列，经反复联系，东山的东道主同意与会者携家属赴会，但同行家属往返旅费自理。毕淑敏对此非常高兴，便决定携老母同游东山岛和别的地方。我们一行，从北京飞汕头，再到东山岛，然后由东山到我的家乡云霄小住数日，再到漳州、厦门参观，然后由厦门飞武夷山，在武夷山作四日之游后，又飞福州再转机回北京。半月之间，可以说看尽八闽之精华。一路上，我看到，除了一些必须参加的活动外，一到休息时间，毕淑敏必定陪母亲在她们的房间里聊天，绝不出来和大家一起“吹牛”。
这一路，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毕淑敏的孝心，认定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女。
此后的一些生活琐事，也都一一加深了我对毕淑敏作为一个孝女的印象。诸如，每年春节她必回石家庄的干休所陪母亲过年，每年清明节必回石家庄为老父亲扫墓。前年，她的长篇处女作《红处方》的电视改编权卖给了天津电视台，获得一份颇为丰厚的报酬，随后即购置了一辆捷达王。因为她不会驾车，买了车是由她先生驾驶的，而她先生是个忙人，是不可能经常为她当“车夫”的，于是她出门(包括后来到北京师大心理学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是常打的的。我有一次问及买此车何为，她答曰：“为了双休日回石家庄看妈妈方便些。”原来如此，毕淑敏的孝心又一次在平常事、平常语中显现。
书迷毕淑敏
毕淑敏从小就是个书迷。“文革”初期，她在北京外语学院附中读初一。停课闹革命后，闹了一阵没事可干，她就是一位热心光顾校图书馆的读者，哪怕图书馆的管理员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每借阅一部中外文学名著，还书的时候，同时交上一篇批判文章，她还是答应下来。因此，她在人家闹革命时，却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为她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她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期间，在她成名之后，她还是坚持这种广泛阅读文学名著的好习惯，同时也注意读同行的新作。记得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寻找拉斯普京的元语言》，是在她认真阅读了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的全部作品之后认真独立完成的。拉斯普京是“二战”以后苏联的一位颇有威望的作家，但对于不是专门从事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的读者来说，其名字还是陌生的；但毕淑敏发现了他的作品，认真进行钻研，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具有较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件事很使我震惊。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些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拉美文学丛书”中推出了阿根廷著名作家胡里奥·科萨塔尔的长篇小说《跳房子》的中译本，先在阿根廷驻华使馆举行了一个隆重而简朴的首发式，然后又邀请一些专家、作家和中文译者一起在北京有线电视台的“华夏书苑”专栏中举行座谈。毕淑敏被邀请作为作家代表出席这个座谈会。大概在座谈会前一两天毕淑敏才拿到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可她一两天内就读完了，且在座谈会上发表了受到读者和拉美文学专家好评的深刻见解。这也很使我感到震惊。当然，平时在电话里同毕淑敏交谈，也可以听到她对时下一些作品的见解，使我这个吃文学评论饭的人颇受启发，这也可能是我愿意同她电话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位书迷的毕淑敏，她的好学精神还表现在这么一件事上：1998年秋，四十大几的她，在文学创作上颇有些成就的她，居然自费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系举办的一个心理学研究生班，再一次当起学生来了。据我所知，为了坚持参加这个研究生班的学习，她要早出晚归，虽然这一回不用去挤公共汽车，而是打的，但也是够辛苦的了。更重要的是，为了坚持学习，她放下正在进行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放弃不少创作计划。是什么原因促使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为她的文学创作“充电”，抑或仅仅是因为对那位来自香港大学的心理学导师的崇拜？我以为，这都不是答案的全部。有一次，我在电话中问及此事，她答道，对于人的研究可以从医学、文学和心理学三个方面切入，医学是生理的角度，文学是社会的角度，而心理学则是心理的角度，医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她都涉猎过了，虽然还不能说很深，应该说这两方面的探讨还是有些深度的，现在缺的就是心理学方面的探讨。于是，她在各方面作出牺牲参加这个心理学研究生班的学习，并且颇有收获。但她感到，要打通医学、文学与心理学三者之间的阻隔，仅有一年的学习是不够的，她正在筹划着进一步学习心理学的种种计划。看来，她是迷上了心理学了。
挚友毕淑敏
在我的学生中，有少数的几位是可以作为挚友的，其中就有毕淑敏。
毕淑敏为人宽厚、热情，又颇通医术，因此，她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班和研究生班学习期间，人缘极好，不少同学都把她当作医疗顾问和保健医生，本人或家人有什么疾病，都向她进行医疗咨询，她也都一一予以耐心细致的指导。开始时，我也是把她作为医疗顾问的。我当时血压较高，教学工作与写作任务均颇为繁重，多亏小毕为我提供各种咨询，甚至代购血压计和多种降压药品，才得以正常工作。后来，她了解到我的儿子得病在家治疗休养，又帮我联系有关医院住院治疗。这是我们作为朋友交往的开始。后来，我们之间不仅谈文学，也可以谈点社会和其他事情，并且相互之间都可以有所托付。当然，由于住处相距较远，我们之间的交谈大都通过电话。由于有了这种交往，我不仅把她作为我的学生，也慢慢地把她作为我的朋友了。
据我了解，毕淑敏在与她同期的同学中，也有一些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冯敬兰。她们年龄相仿，又都是走读，因此关系比较密切。但她们之间又不是那种密切得不可分的关系，她们各自都很忙，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不来往不交流，但一旦有什么事需要商量，或需要帮忙，又立即可以沟通起来，无须什么铺垫和解释。我以为这才是友谊的至境。她的另一个同学迟子建同她的关系也是如此。迟子建要比她小十来岁，是小妹妹，但她喜欢这位小妹妹；而小迟呢，也敬重她这位老大姐，因此在毕业后的这七八年来，她们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得上是亲密无间。
大约是一两年前吧，听小毕说起这么一件事，她小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失踪了，后来河北某县的一位民警专程来北京了解她这位失踪的小学同学的情况，了解到毕淑敏同这位失踪者关系不错，就找到她，她不仅热情接待了这位民警，而且带他做了很多事。这件事颇使我感动。后来我了解到，毕淑敏同她小学时不少同学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尽可能地给她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可见，小毕不仅是我的挚友，冯敬兰、迟子建的挚友，也是许许多多过去的同学和战友的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