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分析是：“愚公移山”和《昆仑殇》形象结构上毫无二致，但时代因素和艺术个性特征不同。《昆仑殇》的时代因素是“文革”的路线错误。主人公的伟大精神中又带有愚蠢，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置人的生命于不顾。但不能不承认，精神仍然是伟大的。路线错了，但人的精神、勇气是不可否定的。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忠诚、勇敢、纪律和牺牲精神。整个故事结构与“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的框架多么相似，同时作品也渗透了作家的个性特征。真实情境的描写反映了作家的现实主义追求，思想上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此种情况下的“拉练”这件事情，谴责吗？下不了手，感情上通不过；赞扬吗？也有保留，因为事情明明是错的。这里透露出作者的实事求是之心和对战士的火热的感情。毕淑敏第一部作品的可贵之点不止于此，也许是她的那种对复杂情境的艺术驾驭能力。这部作品似乎是从雪山那里奔走来的，带着那纯净的透明和冰清玉洁的美。我想，她和那些已经成名的同学一样是“有权”旷课的，但是她依然带着微笑坐在教室里。
毕淑敏，从苍莽的昆仑山流出来的一股清泉。
她的硕士论文是研究苏联著名作家拉斯普京作品的“元语言”。“元语言”是我在课堂上给他们讲的一个创作美学概念。毕淑敏学了就用。她运用这个重要的概念分析了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告别马焦拉》《最后的期限》和《为丽娅借钱》等几部作品。一般地说，我对这些年轻作家们的研究能力持怀疑的态度。他们的智力在描写生活场景时是足够用的，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研究理论和分析作品的能力就不敢恭维了。他们中多数缺乏理论思维。但是当毕淑敏把她的硕士论文摆在我的书桌上的时候，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她竟然能把拉斯普京笔下的形象分析得那么头头是道，用流行的术语来说，“既有深度，又有力度”。那笔墨真有点“力透纸背”的味道了。所以答辩中答辩委员会开会时，没有人挑她论文的毛病，一直在挖空心思寻找一些高一级的形容词来充分评价她的论文。我那时明白了，对于毕淑敏来说，只要她愿意，她可以干成任何事情。她曾经是最好的兵，她曾经是最受欢迎的医生。她的创作力正在喷发出来，她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作家。
毕淑敏，一把一磨就利的剑。
她后来写了影响很大的“新体验”小说《预约死亡》，还有其他一些到处获奖的小说，充满人性、人情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让人感到亲切、温暖、明丽和康健，使人觉得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和美好。她亲自到临终关怀医院去体验生活，她和那些快要离开人世的老人住在同一屋子里，品尝死亡的滋味。她想得出就做得到，把恐惧危险置之度外。她到处发表散文，如诗般美丽，如歌般动听，如节日里升起的焰火，五彩缤纷，让人看了不能不心花怒放。可写的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什么家庭的“三角”关系（丈夫、妻子和孩子），什么女人的涂脂抹粉之类，并没有什么“重大题材”。然而她的本事就在于她的特殊的艺术感受力，能够从平凡中见出光彩，从普通中见出诗情画意，从枯燥中见出情趣，从渺小中见出伟大，从白中见出黑，从黑中见出红，从真中见出假，从假中见出真。我和我的妻子一起津津有味地看根据她的长篇小说《红处方》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一集也不落。我们感叹社会的变化，议论人生的险恶，同时称赞作家的责任感和同情心。我们后来才读她送来的《红处方》，我们觉得小说比电视剧好。本来我可以给她打个电话向她祝贺。但想到她此刻正在构思新的小说或者是忙于处理成堆的读者来信，也就觉得不必给她添乱了。
毕淑敏，文学天空中闪闪发光的又是讨人喜欢的一颗星星。
一年前，她又回到北师大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同时构思着鸿篇巨制，毕淑敏，终于还是蜜蜂，她也许要酿出让世人都品尝不够的蜜。我们期待着。
2.一个编辑眼中的毕淑敏
韩敬群
我与毕淑敏的文字之缘，在我有幸责编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处方》之前很多年便已开始。那时，我正在北京某高校继续着已经感觉有些冗长而乏味的学位攻读。凑巧的是，毕淑敏那时也正在师大中文系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读文艺学硕士。
我们于1991年同年毕业，用封建时代的科举术语，我们该算得上“同年”。我到北京出版社当了编辑，从此谬掌雌黄之柄，空怀述作之心。而毕淑敏则在培元固本之后，开始了向新的创作高峰的攀升。
在这之前，我爱人觅食于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对口负责联系北京市文联，有机会接触京城众多成名已久或正声名鹊起的写家，与他们混了个脸熟。她那儿有齐全的《十月》和《北京文学》，因为她得常看，只是当成了工作，便常失了我们同在校园时的阅读原则。得闲，我会来客串一番“终审”，倒也因而读了不少当代名家的作品，其中印象很深、至今不忘的便有几篇毕淑敏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作品，比如《梦幻小屋和蓝手镯》《不会变形的金刚》。记得当时对她触摸把握儿童微妙心理细腻入微的能力颇为叹服。
有一次文联组织作家到京郊“泥石流”灾区采访，活动结束以后大车载着作家们回到宣传部，天色已晚。我爱人那时托身无处，就住在办公室里。她邀请毕淑敏上去坐坐。夜晚的市委大楼空寂无人，益显森严可畏。窗外的老树上时常栖息着成百上千的老鸦，到曙色微露，便扑棱着翅膀飞去了。两人聊得兴起，聊得投机，那一天晚上，毕淑敏索性就没有回家，也体验了一把单身女性独处大宅深院的孤寂。这之后多年，毕淑敏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不无感慨地忆起此事：真没想到在如此一个喧闹嘈杂的时代，还有这样能持守寂寞的女孩。可惜的是，这位女孩终究未能一径超然脱俗下去，终于也“竿木随身，逢场作戏”，追逐时流“下海”去了。
那一晚上她们一定聊了很多，而我肯定也是她们聊的话题之一。因为不久之后，爱人便将我临毕业时自印的一本旧体诗稿《茗风诗草》赠给了毕淑敏。这当然是她不遗余力吹嘘的结果。除了同窗好友及我敬重的袁行霈先生，毕淑敏是我赠送诗稿的唯一一人。不是我自己高自标置，自珍敝帚，而是此中有隐曲，“不足为外人道也”。听说毕淑敏居然对我这些一方面是稚拙肤浅，一方面又满是遗少陈腐气息的东西赞叹不已。旧时月色，也能入她的法眼吗？
后来我就尝试着给毕淑敏写信，约请她给北京出版社写书。毕淑敏爽快地表示：非常愿意我成为她的责任编辑。但这时，她已凭坚实而充满韧性的努力，一步步奠定了自己的文名。不少出版社已将她视为渔钓的重点，承诺许愿，势在必得。而我当时的优势，正如我曾多次与她说过的，只有扎实而勤恳地工作。作为她的朋友，我当然希望她积年的劳作能获得全面的收获。
毕淑敏最终将她的长篇处女作《红处方》交给了北京出版社。除了各方面的通力协作，她与我们夫妇之间多年的友情许应是她权衡抉择的一个砝码。
说实话，争取到《红处方》这部书稿，我当时的心理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一面不言自明，惧则从何说起？我长期在高校，对文学的鉴赏称得上训练有素，但眼光尽盯着所谓的大师杰作，较之一般读者，口味不免偏于刁钻；因为凡事皆从纸上得来，缺少现实生活的碰触与磨砺，所以，日渐背离了文学真正的生命。劳伦斯说过：大学教授的口味，其实还不如乡巴佬。语虽偏激，正是深中我辈书虫之病。因此，我暗中还有些担心：自己能否顺利畅快地认可接受毕淑敏的这部作品？而阅读《红处方》的过程把我这种忧虑一扫而空。将近四十万字，我一口气不停歇地读完了。那天傍晚竟误了吃晚饭，一直读到八点终篇，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地给毕淑敏去电话表示祝贺。
接下来便是愉快的编辑过程。可说的有如下几点：一是书名，最初准备用《白色和谐》，用的是书中人物庄羽置简方宁于死地的那幅油画的名字；最终定为《红处方》，更为贴近主题，也更具警示人心的启悟作用。二是毕淑敏特别请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编朱虹女士担任装帧设计。朱虹女士生就江南女性的娟秀与文弱，干起工作来，却有一种豁出性命的执着与疯狂。她认真地读了全书，感情被人物的命运裹挟着不能自已，封面上那滴泣血的眼泪以及书中别出心裁附上的那封致读者的信，便出自她吃透全书精神后天才的创意。最后想说的是，毕淑敏在后记中说道，为了写作本书，她“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这绝对不是张大其事，夸大其词。我记得，一天上午临上班前，接到毕淑敏一个电话，说她看到《博览群书》上一则书讯，学习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近代戒毒史略》，问我能否弄到。其实，那本书当时还未出版，不过那天上午，我还是设法找到了学习出版社，找到了有关责编，将书的校样送到了她的家里。这样的效率，着实让毕淑敏也吃了一惊。
关于《红处方》这部作品，评论家们已经说了很多，当然多是赞扬肯定之语，也伴着一些批评的意见。我印象中第一篇评论短文出自京城一位以揭短见长的女批评家，我当时感觉她有些吹毛求疵，不得要领。与毕淑敏交流看法，她倒是一笑置之，非常坦然。后来我在《大家》杂志上看到某位先生宣称《红处方》他只看了四十多页，便无法卒读，不禁疑心此公是否过于性急。我想说的是，就我与毕淑敏的接触来看，对于善意的、旨在建设的批评，她从来都持开放的接纳态度。可惜我们今天的文坛，实在缺少有诚意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