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4年1月初，鲁迅和瞿秋白在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共同研究和领导“左联”的工作，积极提倡文艺大众化运动，在反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斗争中，互相配合和应援。
鲁迅和瞿秋白还一道构思，由瞿秋白执笔写了10多篇杂文，用鲁迅常用的笔名发表。瞿秋白高度评价鲁迅的战斗业绩和杂文，编了一本杂文选集，并撰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总结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和他的杂文的战斗意义。
在与鲁迅共同战斗的日子里，瞿秋白曾3次到鲁迅家避难。
1932年冬，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党的“特科”在******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和盯梢，党的领导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1932年11月1日，党的“特科”联络员，以秘密的联系方式，向瞿秋白发出“警报”：“有危险，速转移！”
瞿秋白接到“警报”后，并未慌乱。他旋即将文稿和党的一些重要文件装到一只小提箱里，然后与夫人杨之华商量，决定到鲁迅家去避一避！
时间紧迫，瞿秋白与杨之华分头出走，约好在鲁迅家会面。
瞿秋白离家后，兜了几个圈子，见无特务盯梢，便急速来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鲁迅家。
鲁迅夫人许广平开门，一见瞿秋白匆匆造访，必有情况，便机警地让他进屋。
瞿秋白在鲁迅家坐稳后，许广平告诉他，鲁迅到北平探望母病去了，很快即归。又说：“你们来，我会安排好的。”然后问杨之华为何没有一起来。
瞿秋白回答说叛徒认得杨之华，为防不测只好分别走。许广平热情地煮了咖啡等待杨之华到来。但等了许久仍不见到来，便焦虑起来。瞿秋白安慰她说：“放心吧，之华与敌人周旋是有经验的。”
然而，当鲁迅由北平返沪后，仍不见杨之华到来，便派人去找，这才在街上相遇，方知杨之华发现有人盯梢后，唯恐把“尾巴”带到鲁迅家，只得消磨兜转。直至夜幕降临，“尾巴”终被甩掉了，才去鲁迅家。
两家人总算顺利地聚到了一起，鲁迅非常地高兴。
瞿秋白与鲁迅精诚相见，开怀畅谈。他们倾心交谈，从文化界复杂斗争的形势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两个围剿”；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到“九一八”事变；从******的不抵抗主义，到中华国土的不断沦丧等，两人观点不谋而合，分外投机。
鲁迅对瞿秋白的生活非常关心，特意将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腾出来，让秋白夫妇居住。
瞿秋白特别喜爱鲁迅的儿子小海婴，托人到一家大公司买了一盒价格昂贵的高级玩具，送给3岁的海婴。这玩具是一种“舶来品”，用铁料制成，可变换组成各种造型，鲁迅称之为“积铁成象”。
瞿秋白在盒盖上详尽地写明了众多零件的名称，共多少种，多少件，写得非常用心。
鲁迅知道秋白夫妇收入微薄，为此深感不安，而瞿秋白意味深长地说：“做个纪念吧！日后孩子大起来，也知道世界上有个何叔叔。”“何”是瞿秋白的化姓。
鲁迅深受感动，遂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维宁系秋白笔名魏凝的谐音。
1932年12月底，新年将近，党组织考虑到鲁迅一家的安全，便派了****到鲁迅家把瞿秋白夫妇接了出去。
1933年初，日寇进犯山海关，平津危机。******非但不抵抗，反而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同时在上海大肆搜捕****领导人。
2月上旬的一天，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接到秘密情报：是晚国民党特务要在紫霞路一带破坏一处机关，经分析，瞿秋白夫妇住处首当其冲。值此紧要关头，党派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即黄玠然，通知瞿秋白夫妇迅速转移。
傍晚，黄文容来到紫霞路，商量去处时，瞿秋白想了想，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瞿秋白随后便说出了去鲁迅家。于是，他们在天黑时分便雇了黄包车，来到四川北路鲁迅寓所。
瞿秋白与鲁迅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马上畅谈起来。
重返鲁迅家，瞿秋白深感时日的珍贵，于是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关于当前斗争的情状，关于“左联”的工作，关于文坛舆论动向与诸般文人的分野等，瞿秋白有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需要写出来发表。他先打好腹稿，再征求鲁迅的意见，进行修润补充或变换素材，然后完稿。因此，不少文章实系这一对战友的联袂杰作。
瞿秋白写作速度惊人。鲁迅家每日午饭后至15时为休息时间。这时秋白便关了房门，静静地伏案而写。等午睡起床，他便拿着刚刚写就的杂文一两篇请鲁迅过目。
瞿秋白工作往往废寝忘食，但由于劳累过度，经常咯血。鲁迅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笑而作答：“老毛病了，不必担虑。”瞿秋白在病中，编译完成了《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一书。
1933年2月16日，英国戏剧家萧伯纳访问中国，先到上海。宋庆龄热情接待了他，并由蔡元培、鲁迅等作陪，在福开森路世界学院特意组织了由上海各界名流参加的欢迎会，请萧伯纳作了讲演与答记者问，轰动了上海舆论界。
鲁迅觉得很有必要编一本关于萧伯纳在上海的书，便与瞿秋白商议，瞿秋白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投入了紧张的合作。由许广平与杨之华负责搜集和剪贴资料，鲁迅与秋白分别写了《序言》和《引言》。
鲁迅写道：这本书“是重要的文献”；瞿秋白称赞萧伯纳是“为光明而奋斗的、世界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编好后，鲁迅与瞿秋白共同用一个笔名“乐雯”署名，并交野草书屋于是年3月出版。这本书是鲁迅和瞿秋白战斗友谊的见证。
1933年6月，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通讯社社长的冯雪峰，调往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中央局决定让瞿秋白到通讯社，主要负责审核专稿与文件，并为党报撰写文章。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瞿秋白住在冯雪峰处，是在王家沙鸣玉坊花店的楼上。江苏省委机关也设于此处。历经月余，时至7月8日前后的一天夜晚，冯雪峰获悉紧急“警报”：
省委机关被敌人发现，牵连到他们的住所，必须尽快转移。
于是，瞿秋白与杨之华匆匆收拾行李，各乘一辆黄包车，半小时之内来到鲁迅家。当夜冯雪峰放心不下，赶至大陆新村探视，见瞿秋白与鲁迅正在倾心交谈，方才释念。后因工作需要，中央决定仍由黄文容护送瞿秋白夫妇往成都南路高文华家住下。高文华是临时中央机关内部交通主任，其家为党的领导同志阅读文件之处。
在8月底9月初的一个深夜，“警报”传来：高文华家进入特务搜索之列，岌岌可危；瞿秋白夫妇必须当夜撤离。这一次，他们商定，仍到鲁迅家。当时已经是凌晨2点左右，夜深人静，他们各叫了一辆黄包车。为了防止路途中有人盘问，高文华还将睡梦中的女儿叫醒，陪杨之华同行。
为了防引人注意，瞿秋白夫妇事先约定分别由鲁迅家的前门和后门进入。
急促的敲门声，将鲁迅与许广平惊醒。先后两次敲门声，惊动了东邻日本人和西邻白俄巡捕。他们打开窗子张望，见外边平安无事，才再次睡下。
鲁迅与许广平对待瞿秋白夫妇一如既往，热情接待，并为秋白夫妻准备了夜餐。待一切做完之后，天已蒙蒙亮了。鲁迅与瞿秋白新一天的战斗生活又开始了。
1935年，当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反动派杀害时，鲁迅十分悲痛。后来，还在病中的鲁迅整理出版瞿秋白的译著《海上述林》，表现了最可珍贵的革命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