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生于元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正史记载其乃高皇后马氏所出,是为太祖嫡长子。当时虽仍处乱世,但其父早已是一方诸侯,并凭藉其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很快完成了建国大业,使他在十三岁尚未成年时,便已贵为太子。既没有经受戎马倥偬、生活磨难,亦未身陷宫闱惊变,他的一生似乎完全是在风平浪静中度过的。
朱标出生在攻占太平府的军旅之中,长子的出世,给酣战中的朱元璋带来了莫大的欣喜。得报后,元璋兴奋地在当地的一座山上刻石曰:“到此山者,不患无嗣。”兴奋之馀,也对儿子抱以极大的希望。稍长,便让其拜宋濂等名儒为师,接受教育。一三六七年,太祖自称吴王,并立其为世子。同年,令朱标赴临濠祭拜祖墓,希望藉机训练他将来为人君的本领,临行前,元璋教导说:“古代像商高宗、周成王,都知道小民的疾苦,所以在位勤俭,成为守成的好君主。你生长富贵,习于安乐。现在外出,沿途浏览,可以知道鞍马勤劳,要好好观察百姓的生业以知衣食艰难,体察民情的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到老家后,要认真访求父老,以知我创业的不易。”
翌年,即一三六八年,大明王朝建立,朱标亦被立为太子,从而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五年的储君生涯。为了训练出理想的继承人,能干的守成之君,朱元璋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建国后,广聘名儒,在宫中特设大本堂,贮藏各种古今图书,让诸名儒轮班为太子和诸王讲课,并挑选才俊青年伴读。在教学中,太子的一言一行,都被要求按礼法行事。太祖自己也时常赐宴赋诗,商榷古今。他曾特地对教育太子和诸王等人的儒臣说:“我的孩子们将来是要治国管事的,……教育的方法,要紧的是正心,心一正万事就办得了,心不正,诸欲交攻,大大的要不得。你要用实学教导,用不着学一般文士,光是记诵辞章,一无好处。”故此,除了让太子诵习儒家经典,又专门选了一批德行高雅的端人正士,作太子宾客和太子谕德,让他们把“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和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向太子讲授。太祖还常常以自己的经历训导太子,要他明白创业的不易,守成的艰辛。同时,为了避免前代经常出现的东宫官僚自成体系,与朝廷大臣闹意见,甚至宫廷对立的弊端,太祖就命李善长、徐达等朝廷重臣兼任东宫官僚。
朱元璋朱标尽管生于安乐,但并无纨绔之习,应该说,他没有辜负乃父的寄托。他生性聪颖、忠厚,颇能领会,而且还尽心受教,对宋濂等人言必称师父。长大后,温文儒雅,慈仁殷勤,颇具儒者风范。史籍中多称他:“为人友爱”、“孝友仁慈,出于至性”。方孝孺曾称颂他:“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婴孩。”“懿文光典册,善美过昭明。”虽不无溢美,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
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朱标二十二岁,朱元璋见他年纪已长,遂令今后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有意让太子“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并告诫说:“我所以要你每日和群臣见面,听断和批阅各衙门报告,学习办事,要记住几个原则:一是仁,能仁才不会失于疏暴;一是明,能明才不会惑于奸佞;一是勤,只有勤勤恳恳,才不会溺于安逸;一是断,有决断,便不致牵于文法。我从作皇帝以来,从没偷过懒,一切事务,惟恐处理得有毫发不当,有负上天付托。天不亮就起床,到半夜才得安息,这是你天天看见的。你能够学我,照着办,才能保得住天下。”
从此,朱标开始学习并协助其父处理日常政务。在这过程中,他每每希望实行“宽通平易之政”,但终多因与太祖意趣不合而难行其道,作为储君,他的任务只能是学习和协助,最终的权柄无疑都操之于太祖之手。
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朱标受命巡视陕西,一方面想让他看看西安是否适合作为都城。当时,朱元璋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又推荐以西安为都,认为“举天下莫关中若也”。
另一方面,时秦王朱樉以多过失,被召回京师,也要他趁机调查一下秦王的言行。朱标巡视归来后,献陕西地图,又替秦王说了一些好话,朱元璋才放朱樉回西安。但不料,他本人归来后不久就开始生病,最终于次年四月撒手尘寰。
作为一代未及享国的储君,正史中对他的记载,大致不过如此。而且,就是这点内容,也基本都是围绕着太祖而予以记录的,几乎看不到他独立的生活经历。若仅仅立足于以上正史所载,我们除了感叹他一生的平淡无奇和年寿不永外,实在很难说他有什麽不幸,相反,似乎还可能艳羡他生于富贵,天生就位极人臣。
然而,如果我们能透过这些记载的表象,进入历史具体情境之中,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他的生活,就不难想见,他相对短暂的一生,其实无时无刻不处于其父朱元璋的阴影笼罩之下。身为几无可能远离历来凄厉残忍的政治斗争漩涡的太子,他生活应不会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更是如此。
朱元璋虽雄才大略,但生性猜忌,权力欲望极强。吴晗曾指出:“全国大大小小的政事,(朱元璋)都要亲自处理。交给别人办,当然可以节省精力、时间,但是第一他不放心,不只怕别人不如他的尽心,也怕别人徇私舞弊;第二更重要的,这样做就慢慢会大权旁落,而他这个人不只是要大权独揽,连小权也要独揽的。”(《朱元璋传》)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太祖不惜大兴党狱,大肆屠戮功臣。
洪武十三年以后,太祖屡兴大狱,特别是胡惟庸和蓝玉两案,株连残杀更多达三万和一万五千馀人,诛杀之惨烈,恐为历史之最。太子是自家人,固与外人不同,但在皇位的争夺上,以往骨肉相残之事并不罕见,于此,朱元璋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以他的为人处事,就是对太子,恐怕也不会全然无所顾虑和防范。特别是洪武十年後,太子对一些政事处理,常常与元璋意见相左,这必然更会促成他的猜忌。据《明史·袁凯传》记载:朱元璋曾在审决刑囚後,让御史袁凯交太子覆审,朱标多所矜减。太祖便问袁凯,谁批决得对?袁不得已对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太祖的这一发问,未始不含有考察一下臣子究竟是对己还是对太子忠心的心机。另一些史籍记载,太祖欲诛朱标老师宋濂,太子为他求情,太祖竟怒言:“等你当了皇帝再赦免他吧!”显然已具有鞭策他要摆正自己位置的意味。而尤为明显的是,太子自巡视陕西归来後,元璋让其审决刑囚,并令吏部尚书詹徽佐之,在审批中,太子欲宽,而詹徽欲重,太祖则明确支持徽,太子就争辩说:“立国应以仁为本。”太祖盛怒,道:“孺子难道欲自己当皇帝,来教导我吗?”顿令太子悸骇不已,不知所措。《明书》(邓元锡撰)和《名山藏》等一些史书认为,正是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懿文的早逝。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之位,历来都是政权斗争的焦点,朱标的太子地位虽未见受到明显的威胁,不过他弟弟众多,被立为太子时,已是十三岁的少年,而太祖不过四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这就预示着,他必须经受不知何日是终点的漫长等待。俗话说,夜长梦多,因此,在对人人觊觎的皇位继承的漫漫等待中,朱标也不大可能完全安之若素,无所用心。事实上,随着同太祖矛盾的加剧,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防备。据《名山藏》记载,朱元璋在征战中,尝为敌兵追击,高皇后马氏背着他逃命。马皇后死後,太子可能是考虑从此失去与其父缓冲的馀地,便将这一事件绘作图像,藏在怀中,以备不测。後来果真发挥了作用。一日太祖又大开杀戒,太子劝谏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元璋不作声。第二天故意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下,叫太子拿起,太子面有难色,元璋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我所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内部整理清楚了,你才能当这个家。”皇太子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怎麽样的皇帝,就有怎麽样的臣民,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他掼,并继续追打,他就有意把图掉在地上,太祖看到图,终因感念马氏的旧情而宽恕了他。此外,朱标虽忠厚仁慈,但并不是没有主见和原则的逆来顺受之辈。
朱棣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然看到,他明明知道太祖喜好严猛之政,但仍始终不改自己凡事宽仁的主张,甚至不顾冒犯龙颜的危险,屡屡据理力争。实际上,他的这一个性,在尚未被要求帮助处理政事以前,就表现出来了。洪武七年,孙贵妃去世,太祖令太子服齐衰杖期,太子以其不合礼法而拒绝执行,气得太祖要用剑击他。後来在众人的劝解下,事态虽得以平息,但父子君臣间的嫌隙还是由此形成了。(傅维鳞《明书·懿文太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