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月黑、风高。而我们这一行人，除领队是红色娘子军党代表以外，全部是女将，来自芬兰，一路叽叽喳喳不停。
吐鲁番火车站。晚上风沙不再烫人，但却有大风欲起之势。刚刚探头望火车，就“请”进一粒沙子，在眼中作祟。于是泪流满面，14岁的罗拉诧异地问：“你怎么哭了？”
“嗨，小姑娘，我有什么好哭的？是眼睛进沙子了。”
她小心翼翼地扒开我的眼皮，看了半天也未发现敌情。而我只好继续揉，揉着揉着，眼前便模糊了—我戴着隐形眼镜，一定是让我揉出去了。我顾不上再揉，开始满地搜索，却什么也看不清。罗拉也热心地拿出她的眼镜四下环顾—她也是个近视眼。尽管戴着眼镜，她仍得跪在地上，几乎将脸贴着地，屁股翘得老高。这时几位刚刚转完弯的老太太和领队回来了，惊讶地问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听完，地上自然又增加了几个爬来爬去的人。从此，只要有人踏上台阶，便会遭受当头棒喝：“别动！”最后的结果是全团老少及党代表伏地做搜寻状。
我感动不已。于是我满怀感激地说：“算了算了不找了。”忽觉眼角仍有异物，用手一摸，是软软的镜片。于是大家哄堂大笑，而罗拉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还是我的眼镜好。”
这类事，大概不止在我身上发生过。听司机讲，有一个意大利团，已经到了机场，而地陪、全陪也致完欢送辞了，一位女士突然跳起来大叫：“我的牙，我的牙忘在饭店的冰箱里了。”
还有一次是法国团还是别的什么团，也是早晨起来要赶飞机，而一位老先生怎么也找不到他的隐形眼镜了，翻箱倒柜，才突然记起：晚上他睡前将镜片放在杯子里浸泡，夜里口渴，便将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那镜片，定是在肚中享受早餐呢。
1995年12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