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房间，已经10点多钟了，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也没有睡好，心里充满了这个未卜吉凶的难题，想得很远、很多。我想到了自己几十年坎坷的经历，想到了艰难的创作历程，想到了多舛的遭际。现在，命运之舟将在这颠簸起伏的生活海洋里把我载到一个什么样的码头呢？
果然，次日我便被召到了中宣部。对我来说，这是个极为神秘的地方，须知，这是党中央的一个重要部门！几十年来在这里演绎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而今天准备接待我的这位领导，是我久仰的作家。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一直是我所喜爱的，有许多名章佳句，我至今还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我将和他有怎样的对话？
想不到这位领导竟是那样的平易近人，见了我就像见到一位老朋友似的亲切、自然，而且还和我叙说起乡谊之情。一下子，我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谈话变得十分容易。他简单地告诉我组织上要调我来京工作的原因，谈到了我未来的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勉励我挑起这个重担。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又恳切地谈到了我的惶恐、顾虑和想法，特别强调：“我本是一个长期在边疆工作和生活的业余作者，虽然写了一些作品，但在文坛上没有任何根基，在京城认识不了几个人，来到这样重要的部门，局面怕是难以打开。”他听了之后，很理解地说：“你能够想到这些，很好。我们也都想到了。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这个担子，你还是可以挑起来的，当然要用大力气。其实你说的和文坛上没有多少瓜葛，这倒是你的长处，组织上看中你的，恰恰也就是这一点，不介入团团伙伙，没有框框，不先入为主，工作起来更方便。至于说到创作成就，不能说你比别人高多少，但也不能说差多少，这是不能用尺子量或者用秤称的，起码你创作的路子比较正，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说到这里，他特别强调一句，“考虑到这项工作的难度，我们还请刘白羽同志再次出山，要他分神管管刊物。有白羽同志为你作后盾，有作协党组的全力支持，相信你会完成任务的。”紧接着他又帮助我分析了我来京工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最后，十分亲切地说，“不要推辞了，这是组织的安排。”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这一代人，饱受党多年的教育，对组织的信任，往往变成生活的自觉信条，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常常超过个人得失的选择，因此，我只好接受组织的安排。
过不几天，中宣部的正式任命下达到中国作协，和刘白羽同志一道，我被任命为《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人民日报》还在头版的中央，发布了这个消息（听说连外国传媒也作了报道），足见上边和各界对这件事的重视。
在未正式上任之前，马烽同志还亲自陪我去拜访了刘白羽同志。白羽同志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老革命，是我十分敬重的文坛领导。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和他有一面之缘。
时在1958年春天。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在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工作。因为平时喜欢文学，在业余时间也舞文弄墨，创作一点文学作品，并小有成绩，也有点小名气，故被当地的文化部门所看中而且记录在册。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富拉尔基非常红火，因为全国重点建设的156个企业，这里就有了3个。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达斡尔族同胞聚居的小渔村，一下子变成全国最著名的新兴工业重镇，到处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矗天的烟囱在云霄上绽开黑牡丹，轰鸣的机器声响彻北满大草原，到处是一片钢铁的森林。大建设火红的场景，吸引了全国的文艺家前来采风和体验生活。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刘白羽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在火热的战斗生活召唤下，来到富拉尔基的。宏伟壮丽的图景，激发了老作家的灵感，他很快便创作出来一篇优美的散文—《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报纸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阅，我们这些年轻的建设者，都被作家那火烫的文字深深激动了。就在这时，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通知我去市里参加一个欢迎刘白羽同志的座谈会。参加者都是市里专业文艺工作者和部分业余作者，我能够被邀请，心里感到十分荣幸。
我就是在这次会上见到刘白羽同志的。在会上除了聆听白羽同志关于当前全国文艺形势的报告外，还进行了座谈。当市委书记介绍到我这个来自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业余作者时，白羽同志特别走过来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勉励我要特别珍惜现在的火热的工作岗位，努力搞好业余创作，表示出他对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业余作者的厚爱。
生活的安排经常是出人意料的，想不到经过三十多年岁月的沧桑，我竟然和他走到一起来了。这是生活的巧合，也是我的幸运。
刘白羽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和马烽同志，并让我们在他的小书房里谈话。马烽同志首先向他简单介绍了我。看样子白羽同志已经多少知道我的情况，亲切地说：“从遥远的地方来的，而且来自基层，我表示欢迎！看来还很年轻嘛！”我连忙说：“不年轻了，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又说：“搞文学创作五十多岁正当年。”他当然记不起来三十多年前那次到齐齐哈尔时曾和他紧紧握手的那个毛头小伙子，我也没有提及此事。
谈话很快进入正题：新主编上任后怎样办好《人民文学》杂志？马烽同志首先明确：白羽同志年事已高，请他把关掌舵，具体工作由树榛去做。同时叮嘱我：“要多向白羽同志请示、汇报”。至于办刊方针，一致确认：一如既往，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白羽同志特别强调一句：“《人民文学》一定是人民的文学，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刊物，因此，一定要注意团结全国各族各方面的老中青作家，成为展现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窗口’。”他还形象地比喻，我们发表的作品是主旋律下的星光灿烂。最后商定我们在3月8号和编辑部的同志正式见面。
1990年3月8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马烽同志亲自送刘白羽同志和我去位于中国文联大楼第五层的《人民文学》杂志社就任新职。杂志社除个别人员外，全部按时上班了。大家齐集在会议室内，个个神情肃然，端然就坐。我过去虽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文章，也认识几位编辑朋友，但来到编辑部今天还是第一次。哦，这就是号称“国刊”的所在地，是中国文学最高的“殿堂”！想到这里，心头多少也有些拘谨和紧张，然而又想到这里将是自己长期生活和工作甚至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又兀自强使自己镇定了许多。
马烽同志首先讲话。他在宣读了中宣部的任命后，立即把刘白羽同志和我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办好《人民文学》杂志，以不辜负全国作家的厚望。他的话就像他的作品一样，简单、朴素、明确、实在，毫无虚饰之词，绝不拖泥带水。然后，白羽同志作了认真的发言。显然，他的发言是有准备的，内容高屋建瓴，词语激昂雄阔，说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全面阐述了《人民文学》今后的办刊方针和方向以及编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充分显示了他一贯的热情严肃的大家风范。他的这个发言，后来形成我们上任后所编辑的第一期刊物（1990年7、8期合刊）的编辑部文章：《九十年代的召唤》。文章热情号召作家们在伟大的九十年代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投身到祖国四化建设大业和改革开放的“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生活”洪流中去，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为我中华，为人类，做出新的无可泯灭的贡献，奉上新的鲜活真切的文学”。这篇文章被许多重要报刊（包括《人民日报》）转载，在文坛上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次会上，我也做了简单的发言。我说：“该说的话，马烽同志和白羽同志都讲了，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我在这里仅仅表个态，今后我将在党组的领导下，遵照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依靠和团结编辑部全体同志，办好《人民文学》，不辜负党和同志对我的信任。”
从那时起，我正式走上了《人民文学》主编的岗位，等待我的是无比生疏、困难、坎坷和举步维艰、如履薄冰的日子。
2003年4月5日初稿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