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元旦刚刚过去不久，当时，我正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持工作。有一天中午接近12点钟了，我正在准备下班回家吃饭，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省委办公厅打来找我的，内容是：请您在今天中午12点半，准时到达省委常委会议室门前等候，省委领导找您谈话。
为什么省委领导非要选择这个时间找我谈话呢？那可是下班后的午休时间呀！有什么重要事情？对我是吉是凶？我有些忐忑起来。但是，不管我如何揣测，领导的话还是要听的。于是，便向车队要了车，准时来到了指定的地方。
此时恰好是12时半。一位和我熟悉的省委书记的秘书走过来和我打了招呼，他说：“省委正在开常委会，马上就要散会了，您先在旁边的接待室稍候片刻。”显然，他知道我是应约而来的。
不一会儿，会散了，常委们纷纷从室内鱼贯而出。省委的一位主管我们工作的领导走进接待室，我忙站了起来，他向我笑了笑，然后示意我坐下。还没等我说话，他先张口了，说：“今天请你来，有件要紧的事要跟你说，中宣部给省委来了电话，要调你去北京的一个文艺部门工作。最近，中央有个精神，需要抽调一批地方的同志去中央国家充实有关部门，不得讲价钱。老实说，根据省作协的情况，我们是不想放你的，但是，中央的精神必须服从，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刚才常委会研究了，你回去准备一下吧，估计调令很快就要下来了。”
谈话很简单，随后，他便站起身来，和我握手告辞。”
回家之后，和家人说起此事，小女儿拍手赞成，说：“这太好了！你调到北京，我们全家可以在京城团聚了。”她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我的另外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都留在北京工作，小女儿虽然在哈尔滨上大学，但心里也是向往北京的。但妻子却持反对态度。她说：“人们常说，京官难做，何况又去文艺界，那可是是非之地，你两眼一抹黑，一点根基都没有，单枪匹马，能对付得了？不像在哈尔滨，地面小人也熟，还能干点事。就这样，你不是有好多事情也感到棘手难办想打退堂鼓吗？”
她的话不无道理。我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业余作者，在工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而且获得了工程师的头衔。因参加祖国的边疆建设，被火热的生活感染，写了一些反映工业建设方面的文学作品，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和社会的承认，从而也引起领导的注意，于是，便调我来黑龙江省文联工作。我因惮于文艺界的情况复杂，事难做，人难处，故迟迟未能奉命，直到省委主要领导发话了，我才不得不在1983年弃工从文，从边远的富拉尔基来到省城去文联报到。原来我只想当一名专业作家，用比较充裕的时间，扎扎实实写几本像样的作品。但谁知调来后不久，便因为工作需要进入文联的领导班子，省作协和文联分立后，省委又安排我到省作协主持工作。虽然初始工作很艰难，但由于得到省委领导的信任，得到作家同行的帮助，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工作还算顺手，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省作协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先后被推选出席了省和全国的党代会，成为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此期间，虽然也有个别宵小之徒从中捣乱，工作受到一定的损失，但其因失道寡助，手段拙劣，终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不过，却对我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同时，也确实说明文艺界的复杂与工作的难度。因此，我对在这样的部门工作有点想“急流勇退”了。妻子是理解我的“心事”的，故有此话。
可是，现在是中央宣传部来的命令，话又说得那么实，我作为一个党员，怎么好不遵从？于是，我又去见了省委主要领导，表明我的心意。这位领导属于知识型，人情味很足，平日对我比较关心，拿我当朋友相待，我经常是他的座上客，还可以说点心里话。他听了我的表白之后，率真地说：“从个人关系和省里的工作需要来说，我并不想让你走，可是上命难违啊！我看还是服从分配吧！首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得到更好的锻炼，说不定会有点作为的。”末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人家还说要重用你呢！”
说话之间春节到了，串门的老朋友比平时多了许多，他们都关心地问起我工作调动的事，同时，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我这件人生大事，品头论足，备述利害关系，要我慎重选择。我总是随口对他们说：“事儿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呢，等着瞧吧！”因为根据我们工作生活的惯例，调动工作有一套繁杂的手续，要通过好多关口，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事。当年，我由富拉尔基的工厂调到省作协时，是省委主要领导“交办”的，还拖了一年多呢！
谁知春节刚过，大年初三忽然接到中国作协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在初五以前务必来到北京，中宣部和作协领导要和我谈话，同时告诉我说：届时由一位办公厅副主任前去接站，直接去作协招待所。我感到惊诧了：事情怎么来得这么快？我是个组织观念比较强的人，对组织的话向来是照办不误的。随即让办公室的同志代我买了车票，带着过年未尽的遗憾，不情愿地但却是准时来到北京。可惜与接站的副主任未碰上面，我自己便根据电话指示，住进了作协的八里庄招待所（即现在的“鲁院”学员宿舍）。
招待所的同志似乎已经知道我要住到这里，一进门便把我领进洒扫过的房间，同时对我说：“马烽同志也刚来不久，就住在隔壁，现在上班去了。”马烽同志我是认识的，在“长影”改稿时，在随作家代表团访问广东时，我们都有愉快的接触和交谈，使我很受教益，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我一直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文品，并且很高兴地知道他不久前被中央任命为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不知为什么，一听马烽同志住在这里，当时心里便有某种踏实的感觉。我站在窗口翘望着，等待着马烽同志下班回来。
我是在吃罢晚饭之后才正式去敲响马烽同志的房门的。
马烽同志一如过去那样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对我的造访，显然很高兴，说：“好，这么快就到了。”我说：“我是奉命赶来的。”简单地寒暄几句后，他便直奔主题，说：“作协准备调你来北京工作，岗位就是做《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我一听，愣了。做《人民文学》主编？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呀。我的脑海里迅速闪过一长串文学界那些与这个杂志有关联的鼎鼎大名的泰斗式的人物，他们的名字，照亮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我是何等作家，敢跻身于他们的行列？于是，我连忙向马烽同志说：“这可不行！我哪里有资格担当这样的重任？”当即说出了我的心情和顾虑。
听完我的话，马烽同志笑了，然后说：“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也不要太自谦了！组织上是在充分了解你的情况之后，才做出这个决定的。”他历数了我在创作上和工作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看得出他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的。而且他还说：“在文学战线上，你也是‘一路诸侯’嘛，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何况中央还安排刘白羽同志和你共任‘双主编’，你心里还没有底？”
听了这话，我眼睛不由一亮。我和刘白羽同志本人虽不熟悉，但他的声望和文学造诣我是知道的，是当今文坛顶尖人物之一，“背靠大树好乘凉”，心里顿觉踏实好多。说到这里，马烽同志又把话题叉开了。他说：“其实，我也不想调到北京来工作，在山西，我已退居二线，清闲自在，优哉游哉，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含饴弄孙，正好颐养天年。可是，我又是共产党员，还得听从组织分配，你也是一样。如果组织上让你到西藏工作，你不是也得去吗？”一个老同志这样推心置腹地和你谈话，你还能说什么？但我仍然恳切地对他说：“请组织上再重新考虑一下，选择更加合适的人选。”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只是说：“我今天的话还不是最后决定，中宣部的领导还要亲自和你谈话，有什么想法，去和他们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