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我很亲近的老人，早已去世多年了。他是大时代中一个悲剧性的“小人物”，虽没有力挽狂澜、叱咤风云的壮举，但也曾为革命做出一些特殊的奉献，然而最后却潦倒一生，带着终生遗憾，寂寞地故去，成为革命洪流中一个被泯灭的浪花。
这个人就是我的岳父郭子刚。
老人生于上个世纪的第一年。他的家庭曾经是我们家乡邳县（今邳州市）郭庙的一个望族。邳县古称邳国，有2000余年的历史，原分上邳和下邳，上邳为古黄河决口所沉没，仅存下邳。张良为黄石公脱靴的杞桥，关羽屯兵的土山，吕布贪花的白门楼，都在这里，至今尚有遗存。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亘东西，为苏北重镇，到处河流纵横，土地丰饶，乃鱼米之乡。郭庙原为邳县巨富之一的郭氏家庙所在地，其家宅为兵燹所毁，部分家人乃迁居于此，以家庙为基，重建家园，日久年远，子孙繁衍，形成一个硕大的村落。郭子刚家系郭氏最富有的一支。因继承祖业，乡下有良田数百亩，城镇上还有殷实的店铺，呼奴唤婢，算得上“有钱人家”。
郭子刚是郭门长子长孙，自幼天资聪颖，被家族视为掌上明珠。先送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后来，又进了洋学堂，学得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被乡亲誉为“洋秀才”。根据其家长的意见，希望他将来能够走仕途之道，扶摇直上，以光郭氏门楣。谁知他成人之后，却受同乡宋绮云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宋绮云亦是邳州的一家名门之后。早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决心献身于祖国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成为最早入党的共产党员。他不仅参加了建党初期的革命活动，而且很早便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北伐战争时期叶挺将军所领导的“铁军”中的一员干将。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回到家乡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在邳州燃起了燎原的革命烈火。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在邳州大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年轻人的心，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成为苏北和邳县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郭子刚与宋绮云有着姑表兄弟关系，他称宋绮云为表兄，宋家住在杲堂子，与家居郭庙的郭子刚相距不到5公里，二人年纪很小时就相依为伴，长大后，仍过从甚密。耳濡目染，因此，宋绮云对郭子刚思想的影响当然就更加直接、更加深切了。
宋绮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早就强烈地感染了年轻的郭子刚那颗富有正义感的心，再加上目睹当权者的丧权辱国、政治腐败，眼见家乡父老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当然就无法遵奉祖命，安静地坐在书桌旁读书求道而后再踏入仕途。他决心和表兄走同一条道路，追求同一个目标。于是，在那腥风血雨、处处都是白色恐怖的年代，在宋绮云的身边就有了一个忠实的追随者和得力的助手。
郭子刚是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和长辈寄予希望的“远大”的前程，和宋绮云一起干起了“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营生”的。在此过程中，郭子刚的父辈和亲友并没有甘心情愿地放纵他的“任性”，也曾多次规劝他“别误入歧途”，要“改邪归正”，并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促进他“迷途知返”。他们甚至给他娶了一个美丽贤淑、能诗会文的“大家闺秀”做妻子，试图让他躺在玫瑰色的温柔乡里，忘却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已经有了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目标的郭子刚，却痴迷地“一头撞在南墙上”，“十二条牛也拉不回来”。他像“吃了迷魂药一样”，甘心情愿跟着宋绮云一同出生入死，背叛富裕的家庭，“为穷人打天下”—这是半个多世纪后，他的老伴—也是我的岳母对自己丈夫当年行为的评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和宋绮云一起，过着一夕数惊、险象环生的“游击”生活，多少次死里逃生，多少次血染黄沙。高堂老母依闾而望，新婚妻子拥衾而待，他却远走高飞，不留半点踪迹。偶尔有一点声息，但也稍纵即逝，不见个影儿，一家人整天为他担惊受怕，惴惴不安。老母亲甚至在房间里摆下香案，时刻为他烧香念佛，祷告上苍，以保佑儿子平安无事，早日归来。
对于这一切，郭子刚都心知肚明，自然也总是“念兹在兹”，但是，比起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就无法儿女情长了。
郭子刚的命运随着宋绮云所从事的事业的起伏而变化着。
不久，这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奉党组织之命辗转来到古城西安，很快便得到了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的赏识而成为他的秘书，同时受杨将军之托，主办西北行署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郭子刚也自然随着他的上级加表兄一道来到了这里，并且担任了《西北文化日报》的营业部主任，遵宋绮云之命挑起报社出版发行工作的大梁。因为有了公开的职业，他们的身份也便公开了，为工作方便，他们一同在古城一个偏僻的街道里建立了“公馆”—有了自己的家，同时酝酿与家人团聚。
日理万机的宋绮云无暇迎接蛰居故乡的妻子儿女前来西安，他只好麻烦自己的好友郭子刚了。他说：“子刚，咱们既然有了窝了，就把家里人接过来吧！我难以走开，这事只好有劳你的大驾了！”
郭子刚欣然答曰：“我责无旁贷！请放心，保证完璧归赵！”
郭子刚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邳县，从火车站下车去宋家居住的杲堂子，必须经过自己的家门郭庙。但是，他忍受了对老母爱妻刻骨的悬念，虽过家门而未入，首先找到了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
徐林侠也是邳县人，原名徐丽芳，虽是大家闺秀，但性格倔强、刚烈，少女时为反抗家庭包办婚姻，竟切断自己的一个手指，以表达争取婚姻自由的决心。及长，又坚定地背叛了剥削阶级的家庭，改名徐林侠，投身革命，成为一名早期入党的中共党员，在战斗生涯中因和宋绮云志趣相投，从而成了相依为命的战友和夫妻。后来，因受命从事一项特殊的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由邳州押解到徐州，最后囚禁在苏州监狱。由于在审讯中她宁死都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查无实证，加上她又在监狱里生产下一对孪生姐妹，故被当局“从轻发落”，仅判处了数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她拖着一对牙牙学语的孩子，回到了老家邳县。当时的邳县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们都远走他乡或转入地下。徐林侠不敢贸然寻找组织和同志，只好蛰居故里，等候丈夫的音信……
在焦灼的期盼中，郭子刚意外的到来，不啻喜从天降。时不我待，徐林侠简单地收拾一下衣物，带着一双女儿，便随从郭子刚连夜返回西安。
一对患难夫妻和革命战友得以久别重逢，宋绮云对自己的表弟加同志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喃喃地对郭子刚说：“子刚，如此劳累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未等他说下去，郭子刚连忙接过话来：“你什么也不要说了，咱们是谁跟谁呀！”
简单的对话，表达了无尽的革命情谊。
把徐林侠和孩子们安排停当之后，郭子刚这才重返邳县，把自己年轻美丽的妻子接到身边来。熬过了多少凄风苦雨之夜，度过了多少闺寂衾冷之晨，挨过了多少担惊受怕之日，这个“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之妻”（郭子刚对妻子的昵称），今天终于投入到丈夫温暖的怀抱，她是多么的幸福啊！她紧紧地拥抱着丈夫宽厚的臂膀说：“子刚，我再也不愿和你分开了！”郭子刚也报之以同样的亲昵之情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将白头偕老！”就在第二年，他们的爱情之花结下了丰收之果，他们的独生女儿—也就是我的妻子凤梧（程郭晓岚）在这里出生了。
于是，宋、郭两家，比邻而居，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过了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有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宋绮云和郭子刚的工作也更加起劲和忙碌了。
协助宋绮云办《西北文化日报》是郭子刚一生事业最辉煌的时期。这张报纸名为杨虎城将军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的机关报，实际上却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喉舌。在杨将军的默许下，报社吸纳了大量的共产党人作为报社的骨干，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后，它左右着这里的重要舆论导向。我们党的许多抗日救亡主张，多是通过《西北文化日报》来传达的。宋绮云还以此为根据地，向延安和各地输送并转移了大量的党的重要人员和进步人士，他们以《西北文化日报》记者的身份，合法地到达自己要去的地方。其中有许多人在西安的衣食住行都是郭子刚受宋绮云的委托亲自办理的，比如宋日昌等同志去日本，潘自力同志归国后联络去陕北，周西林等同志去延安，毛泽民等同志去新疆，都是这样成行的。就连著名女作家丁玲从上海去延安，途径西安时，也是郭子刚亲自接待和安排后胜利地抵达目的地的。
在关键时刻，这张报纸还发挥了特殊的功能。
就在1936年12月12日—在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天，西安市的全部报纸都停了刊，噤若寒蝉，不敢言声，唯有《西北文化日报》连发2期特大号外。
第一个号外的内容是：张学良副总司令、杨虎城主任暨西北军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一、为停止内战，已将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醒悟；
二、已通电全国，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
三、已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
四、此后国事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同负起救国责任。
第二个号外，则刊登了张、杨二将军对时局的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些号外由宋绮云亲自执笔印好后，责成发行部主任郭子刚率领全体职工走上街头向民众免费发放。这一天早晨，西安的市民们在睡梦中忽闻枪声大作，不禁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他们看见这些号外时，知道了蒋介石在临潼被捉获的消息，从而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于是，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无不颔首称快。
此后，该报除了继续详细报道了“西安事变”发展的情况外，并及时地直接发表了我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关于事变的许多重要言论和主张。因此，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宋绮云和他主编的《西北文化日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那紧张的、惊险的、兴奋的又是瞬息万变的日日夜夜，郭子刚和报社全体员工一道，在宋绮云的指挥下，不避艰险，不顾疲劳，艰苦奋战。有时一连好几天家里人不见他们的影子，郭子刚年轻的妻子经常是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丈夫的平安归来。郭子刚偶尔抽空回家一趟，但总是匆匆一过，他向惊恐万状的妻子说：“现在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是在为挽救国家危亡战斗的。你别害怕，有绮云在那里掌舵呢，一切都会顺利的！”他对自己的表兄充满了信赖和崇敬。
正因为如此，在关键时刻，他也能挺身而出，为宋绮云分忧解难。这里只举两个较典型的例子。
其一是：由于《西北文化日报》在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西北地区抗日高潮的到来，反动派因而视宋绮云和这张报纸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便想方设法找茬儿来施展他们的阴谋—一次，报社为更好地制造革命舆论，赶印一批进步书籍，不小心被特务发现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气势汹汹地来到报社，要将宋绮云带走进行审问。这显然是一个恶毒的阴谋—宋绮云是报社的主心骨，没有他报纸就无法出版，我党的声音就无法向广大人民传达。当然不能让敌人轻易把他带走。在此紧要关头，郭子刚情急智生，立即挺身而出站了出来。他向那个虎视眈眈的特务小头目说：“印刷这些书籍，是我为了赚取‘外快’自己做主干的，与宋社长无关，要抓就抓我个人好了！”
有人主动出头认这个账，特务们事先根本没想到，现在就没有别的“咒”念了，只好气急败坏地把郭子刚带走。在敌人的看守所里，不管他们如何对他或严刑拷打逼问，或用甜言蜜语诱惑，郭子刚回答的都是原来的那番话，敌人拿他也没“辙”了。后来，宋绮云赶紧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把郭子刚救出，此事便化险为夷了。宋绮云对表弟的勇敢、机智和顾全大局、临危不惧的牺牲精神充满了赞许和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