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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啸的高空风，从破损的机舱窗口钻进来，冻得人直打寒噤。1950年元月3日上午，邓宝珊身系降落伞，盖着皮大衣，蜷曲着身子似睡似醒，带领沈求找和王焕文，匆匆离开北京，飞赴兰州就任。
距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的日期，还有四天了。在此之前，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邓宝珊陪同傅作义去绥远参加成立典礼。接到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和副书记王世泰的电报，才于元旦上午赶回北京。因战争破坏的陇海路灵宝大桥尚未修复，坐汽车时间已来不及。为了按时去主持省政府成立典礼，便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派出了这架刚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破旧客机。
开国大典后不久，邓宝珊就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国民党起义人员中，被任命为省主席的，全国只有他和湖南的程潜两人，朋友们纷纷来向邓宝珊祝贺。同邓宝珊曾一度在甘肃共事的邵力子，很有感慨地说：
“从前，我三次向蒋介石举荐你这个甘肃人担任甘肃省主席，都没有任命。共产党一建国就起用了你，可谓知人善任！现在看来，当初听从你和冯国瑞的劝告，将我在陕西任职期间收藏的图书，捐赠给你的家乡天水，这步棋是走对了。你回甘肃，以后有机会，我还想旧地重游呢……”
邵力子一番深情的谈吐，引起邓宝珊悠长的回忆——
出生于江南文化古城浙江绍兴，比邓宝珊年长12岁的邵力子，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他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1920年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与周恩来同事。历任国民革命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国公学校长、甘肃、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在谈判未成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挽留，与张治中、章士钊等一起留居北京，后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邓宝珊与邵力子的交情已有17年了。1932年3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4月，就与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从西安相偕到达兰州。此后一年多时问，两人精诚合作，密切配合，整顿省政，核定军粮饷款，减轻百姓负担，努力维持社会治安，恢复秩序，在繁忙紧张的公务活动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33年4月，邵力子赴南京述职，不久，改任陕西省主席。此后数月，由邓宝珊代理甘肃省主席职务。期间，于右任、邵力子虽力荐邓宝珊担任甘肃省主席，但终未得到蒋介石同意。当年7月，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9月，干脆撤销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成立甘肃绥靖公署，任命朱绍良兼任绥署主任，将邓宝珊改任为新编第一军军长。
邓宝珊深知蒋介石对他的疑虑，也深知蒋介石此举的奥妙。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曾提出一个“开发西北”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蒋介石将他的亲信纷纷派往西北五省担任重要官职，力图将辽阔边远的西北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针对蒋介石的图谋，西北地方势力采取相应对策。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联络西北各派，提出“大西北主义”；甘肃地方人士，也喊出了“甘人治甘”的口号。蒋介石此举，一箭双雕：既打击杨虎城，也不让在家乡声望日隆的邓宝珊主政甘肃，羽翼丰满……
邓宝珊思前想后，两相对比，深感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不同，毛泽东与蒋介石之不同。政权刚刚建立，局势还不那么稳定，共产党就对他这个起义将领如此信任，放心地让他回到家乡去担任省政府主席，这得多么宽宏的气度，多么坦荡的胸怀啊！难怪中国的现代史，会由共产党人所改写！
不过，考虑到两次在榆林同彭德怀兵戎相见，而现在彭德怀又要主持西北的工作，邓宝珊对自己担任甘肃省主席的前景，还是有点儿忧心忡忡。因此曾请求毛泽东主席，让他在外地参观学习一段时间后，再去赴任。毛泽东将邓宝珊请到家里，循循善诱地劝道：
“这样吧，邓先生！为了将来工作的便利，是不是请你给彭德怀和习仲勋拟一个电报，我替你向他们发去？彭德怀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就是有点急躁，对人的态度过于严肃……将来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向我反映，或者找周恩来总理。”
电报发出后只隔了两天，就收到彭德怀和习仲勋热情洋溢的复电，欢迎邓宝珊去甘肃工作。邓宝珊的顾虑才有所消减。
今天，齐燕铭代表周总理到机场送行时还一再叮咛，要邓宝珊在甘肃和张德生、王世泰密切配合，大胆工作，有困难随时向中央反映。现在，飞机沐浴着高空冬日的阳光，一路不停，越过太行山、吕梁山这片熟悉的黄土地带向西飞行。邓宝珊的心态就像这架飞机，虽然饱经风霜有点困倦，却飞得那么自如而平稳。
元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邓宝珊一起就职的，还有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三位副主席。
元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邓宝珊和张德生去参加成立典礼，出席第一次委员会议，并代表甘肃省政府报告工作。会议期间，邓宝珊跟初次见面的彭德怀和久别重逢的习仲勋进行了多次交谈。邓宝珊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军政委员会机关新城大楼会议室东侧，由一个过道连接起来的两间休息室内。看见一个负责西北的领导人物，办公、会客、用餐、就寝，居然都在这个简陋的斗室之中，先自有几分敬重。待谈到当年的两次榆林之战，谈到今后的工作，听彭德怀掷地有声而肝胆照人的一番言语，更使邓宝珊不胜慨叹。
“……不打不相识嘛，邓先生！第一次打榆林的意图你自然明白，那是为了围城打援。为什么要活捉你？是为了请你去组建西北民主联军。没料你的部队那么顽强，结果给双方都造成了重大牺牲。”彭德怀诚挚地注视着邓宝珊说：“至于第二次打榆林嘛，那是我指挥上的一次错误。当时只是想到党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邓先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打，自然难免，现在可是血肉相连。我的脾气急躁，对部下严厉，有时还顶撞领导。打沙家店时，就因为不同意中央的作战方案，惹得毛主席很不高兴。今后我们要在西北一起共事，对我的缺点错误，请你多多批评！”
邓宝珊“哦”了一声，细细端详着这位名震中外的解放军副总司令，一股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默视片刻，才深有感触地说：
“彭总！今天能听到你这番话，我实在高兴。只恨，当初在榆林没有能够同你取得联系……”
彭德怀紧紧握住邓宝珊的双手，意味深长地劝慰道：
“邓先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要紧的是现在。现在我们在一起共事，也难免会有冲突发生，更需要相互谅解，相互宽容啊！”
自从跟彭德怀亲自接触后，邓宝珊对共产党的认识，似乎又深了一层。在西安期间，被特务杀害的杨虎城的灵柩运到西安，邓宝珊参加了杨虎城将军的追悼大会和遗体安葬仪式，并在《群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达了对老友的深切怀念。从西安回来后，他不仅对工作更加负责认真，对理论政策的学习也抓得更紧。
当时，兰州解放才半年多时问，满目疮痍，到处还是战争的痕迹。商品匮乏，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难重重。全省的情况，更比兰州严重，山区、草原时有土匪出没，历史遗留的复杂的民族关系，又呈现出紧张局面。
不过，毕竟是新中国的早晨，革命战争荡涤了污泥浊水，苍蝇蚊子还来不及繁衍滋生。阳光明朗，空气清新，年轻的公仆充满理想。党政还没有完全合一，省主席和省委书记彼此也很尊重。作为民主人士的邓宝珊，敢于负责，也有责可负，能够为家乡的革命和建设，掬其拳拳之忱。剿匪反霸、减租减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他下乡视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一双布鞋，几乎踏遍了辽阔的陇原大地。
在此期间，给邓宝珊感受最深的是天兰铁路的建成通车。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政府就动议修筑由西安通往兰州的铁路，但此时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只能将这一计划束之高阁。民国前期，修修停停，只将铁路修到宝鸡。1939年后，日军侵占山西直逼潼关，民国政府才动工修建宝天铁路。采用包商承建形式，以工代赈，征召陇南各县农民修建，官商勾结贪污抽剥之后对民工的待遇极低。历时六年，于1945年底才勉强建成。1946年5月，天兰铁路虽已破土动工，但国民党忙于内战，资金无源，工程时续时断。拖到1949年8月天水解放，仅完成工程总量的百分之三点六。1950年劳动节刚过，天兰铁路开工修建，原计划用三年时间建成通车。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王世泰主动提出要提前通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献礼。1952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主席得到天兰线即将全线通车的喜讯，十分高兴，挥笔题词：
“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9月29日上午，通车典礼在天水火车站隆重举行。火车头前装有毛泽东巨幅头像的3622号列车从北道埠开出，于9月30日下午3时在一片欢呼声中抵达兰州。目睹这一盛况，邓宝珊十分兴奋，不仅为自己的家乡通了火车，更为共产党既会打仗又会建设而由衷地高兴。由此，邓宝珊倾心尽力投身工作为桑梓，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地。
为增强民族团结，壮大统一战线，他多次召集民主人士、起义将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进行座谈。1953年9月，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时，他又冒着绵绵秋雨，经长途颠簸，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高寒的甘南草原，去参加自治州成立庆典。与19年前奉命去甘南办理“番案”时不同，一进入甘南草原，邓宝珊的心境就如同草原的蓝天明朗澄净。这次成立的藏族自治州，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平方公里，比欧洲的荷兰、比利时、丹麦诸国还大。它下辖七个县：夏河、碌曲、玛曲、卓尼、临潭、迭部、舟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甘肃、青海、四川三省的结合部，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纽带，举世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就在这里。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这里的民族矛盾一直十分紧张，不时发生流血冲突，甚至酿成震撼全省的重大事变。当年，邓宝珊奉命去办理过的那件“番案”，就是诸多案件之一。由于措施稳妥，处置得当，廉洁公正，那次事件平息后，邓宝珊在甘南藏族同胞的心目中，留下了十分崇高的印象。这次，作为省政府主席率团前来参加自治州成立庆典，格外受到欢迎。
十月初的甘南草原，秋高马肥，风甜草香。从各地赶来参加庆典的牧民，在草原上骤然飘来一座帐篷的城市。自治州成立庆祝大会之后，进行物资交流、赛马大会、藏戏演出，更有那场面宏大、热烈非凡的锅庄舞、热巴舞。年已花甲的邓宝珊，置身在这歌舞的海洋里，注视着一张张笑脸，仿佛年轻了十岁！他同秘书随便走进一家牧民的帐篷，接过一位老人敬献的哈达，问寒问暖，拉起了家常。端起老人递来的桦木碗，抓了一把青稞糌粑面，加入酥油茶，学习老人的动作，伸出三个指头捏和成团，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来……
参加庆典之后，邓宝珊不仅去拉卜楞寺会见了嘉木祥·洛桑久美·图丹却尼玛等上层人士，而且不顾路途泥泞难走，视察了临潭和卓尼等地。
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使土地改革顺利进行，土改之前，邓宝珊就向各地一些田产较多的亲友捎书带信、宣传政策，帮助他们解除疑虑，谆谆劝告他们听从当地政府安排。土改之中，他的家庭成分虽被划为小土地出租，但他还是将自己花园旁边的15亩菜地和果园主动交公。
为了保持水土，兴修水利，抗御干旱，邓宝珊多次去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定西、会宁等县视察。在被流水切割得一道道深深的黄土沟壑间，他同随行人员一起推车爬坡。当他爬上会宁县北部最干旱的硝沟坪，目睹到那里群众生活的惊人贫困时，不禁发出了悲怆的慨叹：
“啊！不到这里，就不了解甘肃”！
但是，作为一省之长，作为共产党的诤友，邓宝珊不是只知道埋头苦干，对涉及人民利益和党的政策原则的事，他始终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
那还是1950年秋天，门卫报告，有个天水口音的白胡子道士，专程从华山前来求见。这是谁呢？邓宝珊一时还想不起来，既然是位乡亲，便吩咐请进客厅。
“宝珊！认不出来了呢？”那道士见邓宝珊目光迟疑的走进来，起身相迎。“那年在河南兵败被俘，丢了军饷，没脸见你，便上了华山……”
邓宝珊连忙双手扶住那老道士，惊喜交集地喊道：
“啊！崔哥——你还活着啊！驻马店失散后，我多次派人打探你的下落……为啥不给人送个信儿？走，上书房去说话。”
说着，挽起那银须齐胸的老道士的手，朝书房走去。
这道士就是邓宝珊小时候在当铺做学徒时的账房先生崔三哥。后投身邓宝珊部队，做了管理军饷的司务官。1926年在河南惨败后九死一生逃回，自觉无颜去见邓宝珊，就隐姓埋名上华山做了道士。道长羽化时将衣钵传授于他，十多年前升为镇岳宫住持。镇岳宫有庙产若干亩，一直租给乡民耕种。现在搞减租，累计历年所收租子，应退还的粮食数目竟有数百石！可因多年庙会挥霍，加之国民党军盘踞华山时吃用，没有粮食退还。但作为庙中住持，被当地政府按地主一般对待，限期逼索，不退还即以违抗论处。崔三哥无奈，只好星夜逃下华山，千里迢迢求告邓宝珊救助。
邓宝珊听完事情的原委，若无其事地笑道：
“崔哥！别慌，在我这里住几个月再说。凭你这一表仙风道骨，谁也不会将你怎样……”
崔道摇摇头：“宝珊！我明白你的心意。那年万达轩老师来游华山，说你做行署主任时，他在兰州你家里住了半年哩！可我如不及时回去，道徒们就要受累啊！”
邓宝珊笑而不答，在园中安排了一个清静的住室，每日素餐鲜果，让崔道观鱼看花，好好将息。崔道心神不宁，每隔三五天便找邓宝珊催问。邓宝珊一拖再拖，拖了半月多时间，才为崔道饯行。
“崔哥！你既然非走不可，我派人送你回去。这点钱，给你作盘费。这几斤宁夏出的枸杞子，送你做调补之用。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陕西省政府对下边干部过‘左’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容许信仰自由。回去后要教育道徒奉公守法，保护好华山的庙观古迹。以后有时间，我来华山看望你……”
邓宝珊不仅对共产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有深刻的理解，能够模范地贯彻运用，对土改政策也同样能够严格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