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同马鸿逵虽然交情不深，但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在陕西乾县相识。邓宝珊还指挥马鸿逵的骑兵奇袭刘镇华，解过西安之围。在邓宝珊驻军榆林期间，双方防区邻近，邓宝珊派张润民作为联络代表常驻宁夏，相互都有过不少支援。马鸿逵知道邓宝珊跟共产党的交往，一见面就摊开双手，气急败坏地嚷道：
“宝珊兄！怎么办？你是共产党的朋友，可我却成了战犯——共产党宣布的43名战犯，我是倒数第四名。中国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战犯是要杀头的。我想把儿子托你照料，紧急了就去香港避难……”
邓宝珊劝慰他说：“少云兄！事在人为，不必慌张。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嘛，一家子的事情总好商量，为啥要逃往香港？你看从俄国逃出的那些白俄，日子过得多么牺惶！”
马鸿逵诡秘地一笑：“不瞒老兄：我已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托运送羊毛的飞机捎到香港去了。共产党跟我势不两立，我也叫共产党不能占任何便宜！”
“不，少云兄！九九归一，你总是中国人，河州有你的祖坟。跑出去，迟早还得回来啊！”邓宝珊推心置腹地说：“我没有财产向国外转移，也不想跑出去当‘白华’，已决定走和平民主的道路。这样吧：派你最得力的部下马全良，带一个师驻扎五原一带跟我联防，咱们同归绥的董其武加强联系，必要时一起采取行动。”
马鸿逵仔细想了想，觉得邓宝珊的话也有道理，可又怕马全良靠不住，便决定派其长子马敦厚带一个骑兵旅，进驻到了临河、五原一带。不过，到底三心二意，只驻了月余时间，又悄悄撤回了宁夏。
在邓宝珊去宁夏期间，董其武派兵又夺回了包头。邓宝珊回到陕坝没有休息，又去归绥就傅作义在北平的出路问题同董其武进行了磋商。董其武是傅作义的主要将领。继傅作义担任绥远主席，还一直兼任着邓宝珊晋、陕、绥边区的副总司令。两人磋商的结果，董其武对邓宝珊谋求和谈的主张完全赞同。
邓宝珊回到陕坝，当日深夜，接到傅作义从围困的北平发来的一个密电。次日，傅作义的“追云”号座机，专程来陕坝接邓宝珊前往北平。
朔风怒号，浓云密布，漫天纷飞的大雪把河套地区装点成一个白银世界。士兵铲开积雪，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天地静谧无声，邓宝珊默诵着毛泽东那首气势磅礴的得意之作《沁园春·咏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银带般蜿蜒的黄河，在机翼下悄悄向后滑去……
4
解放了！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入城式。
在这万人空巷、举城欢庆的日子里，傅作义却在西郊住宅里，怒气冲冲地对邓宝珊吼道：
“好啊！宝珊兄，你竟将我出——”
出什么呢！傅作义把下面的话强自咽了下去。但邓宝珊一看那扔在地上撕碎的报纸，心里已完全明白。
这是昨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北平出刊的第一张报纸，邓宝珊已经读过了。它上面全文刊登着林彪托他转交傅作义而至今尚未转交的那封公开信。难怪傅作义生气，邓宝珊读后也感到莫名其妙。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了，何必还要放这个多余的马后炮呢？！
但是，现在面对怒不可遏的傅作义，邓宝珊并没有马上解释。他慢慢弯下腰来，从地上捡起撕碎的报纸，背靠沙发足足沉默了十分钟，才抬起头来注视着傅作义憔悴而激愤的面容，缓缓说道：
“宜生兄！你骂吧，怎么骂都行。不过，这件事我并没有做错。如果我当时就把这封信交给你，今天就不会有一个完好的北平。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忍辱才能负重。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何必为眼前的浮名薄利耿耿于怀呢……”
傅作义眼圈一红，长吁一口闷气，再没言语。邓宝珊走后，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便写了封措词激烈而情绪低沉的信，寄给了毛泽东主席。要求共产党给他指定监狱。他当即投案，将他按战犯惩办。
正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读到傅作义的这封信，当即通知在北平主持工作的叶剑英和陶铸，邀请傅作义和邓宝珊来西柏坡一行。傅作义因忧虑过度而身体不适，由女儿冬菊护送陪同。
2月21日接到通知，次日上午邓宝珊就同傅作义父女，乘飞机经石家庄换车前往西柏坡。
冬日晴朗的傍晚，吉普车驶入这个依偎在太行山麓的朴素的小山村。傅作义一行被引进一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院，安排在一座暖和的屋子里。由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陪同吃罢晚饭，刚休息了一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就来看望他们。
“你好啊？傅先生！邓先生！我们热烈欢迎。”
毛泽东迈着轻快的步子，和蔼地微笑着，同初次见面的傅作义和久别重逢的邓宝珊紧紧握手。举止优雅的周恩来，憨厚稳练的朱德，也跟三位客人握手问好。
握见罢，朱德忙于军务而离开。其余的人，围着一盆烧得正旺的木炭火，在几把老式木椅上坐了下来。周恩来关切地看着脸蛋儿冻得通红、局促不安地坐在身旁的冬菊，笑着说：
“辛苦啦，冬菊同志！”
一声“同志”，使傅作义大为震惊，不禁眼睛一眨，朝女儿投去一个无声的疑问。目光敏锐的周恩来，马上捕捉住了傅作义复杂而微妙的心情，转向傅作义爽朗地笑道：
“傅先生！太原一别，十二年了。你生了个好女儿啊，帮助你为人民建立了功勋。”
面对周恩来诚挚纯真的目光，年轻如昔的笑声，傅作义兴奋里满含酸楚，仿佛一场噩梦初醒。胸中的冰块，骤然化作滔滔春水，许许多多问题，一下子融会贯通。他满面羞愧地说：
“咳，周先生！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可我连自己的女儿也不了解，实在糊涂！……”
“不，关键时刻你并不胡涂。”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你不仅有一个好女儿，还交了个好朋友——邓先生！这次北平问题能够顺利解决，没有邓先生的帮助，你恐怕也不容易下这个决心。对某些问题，我们可能会举措失宜，造成误会，傅先生可不要错怪朋友啊！”
邓宝珊坦率地说：“毛先生！在北平问题上，你过高地估计了我的作用。其实，大家都清楚，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光杆司令，对谁都只能敲敲边鼓。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要打榆林！如果不打，也许我还能早一天走和平道路……”
毛泽东笑笑：“打榆林嘛，这个，主要是彭德怀的决策——第一次是为了围城打援，将集结的胡宗南20万人马调开，打得还是应该……邓先生和傅先生如果还想带部队，我们还可以给你们编两个军嘛！”
邓宝珊摇摇头，看看傅作义。
傅作义说道：“对河套地区我比较熟悉，建国后让我去治理黄河，搞搞水利。对啦，北平问题解决了，现在是不是可以着手解决绥远问题？”
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们已经说过：绥远问题将用比北平更为和缓的‘绥远方式’加以处理，现在可以谈谈协议，正式解决，不必焦急。让蒋先生给董其武主席的八万部队再发几个月饷吧！我还想，把俘虏的傅先生的人员，给你放回去……”
“给我？我怎么处理呢？”傅作义忙问。
毛泽东伸出两手，莞尔一笑：“你可以接见他们，讲讲话，再送到绥远去。到了绥远，他们可以现身说法，看共产党是不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傅作义赞许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深情地看着傅作义和邓宝珊，说：“对于二位在兰州、重庆、三原的宝眷，我们已通知我党在当地的地下组织，予以妥善保护。对傅先生的夫人，我们已派人接取，准备经由香港前往北平。请二位完全放心！”
对待人接物体贴入微的周恩来，傅作义和邓宝珊不能不再次深受感动。面对中共领袖的推诚相待，信任鼓励，傅作义从西柏坡回来后，心情舒畅，与以前判若两人。在邓宝珊陪同诱导下，听戏看花，日与画家齐白石、陈半丁，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尚小云谈画品曲，日子过得相当顺心。
但是，绥远问题的处理远比事先的预计要复杂而困难。当时的绥远，从外地流入很多人员，特务横行，土匪猖獗，局势十分混乱。而且，对走哪一条路，在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三位主要将领之间，还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意见。在北平问题解决之后，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即同以董其武为代表的主和派展开激烈斗争。潘秀仁被迫离开后，将董其武准备和平起义的消息报告给了南京。由李宗仁代总统的南京政府，当即委任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令其率部向绥西撤退，同宁夏的马鸿逵和甘肃、青海的马步芳靠拢。董其武借故拒绝西撤，南京政府便停发了对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使董其武所部官兵的生活陷入困境。
7月，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联合派出的代表团到达归绥，与董其武正在商谈起义事宜，在特务嗾使下部分受愚弄的士兵上街示威游行。曾给刘万春当过马弁的连长李锡庆，用手榴弹炸死了中共代表王士鑫。同时，南京政府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飞赴绥远对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进行分化拉拢。为了阻止绥远起义，他们将被解放军在张家口打败后只身逃出的原察哈尔主席孙兰峰任命为第九兵团司令，徐永昌的老部下刘万春为副司令，企图要董其武交出兵权，将部队归孙兰峰指挥。东山再起的孙兰峰，便收编散兵游勇，以特务头子张庆恩为政治部主任，移驻包头，同归绥的董其武形成对峙局面。
面对这难以收拾的残局，毛泽东，周恩来便请傅作义、邓宝珊亲自去处理。8月28日，傅作义和邓宝珊携带着毛泽东的“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件，乘专列铁甲车前往归绥。他们在归绥工作几天之后，9月10日来到包头。孙兰峰碍于傅作义的情面，不好公开反对起义，托病住进医院，避而不见。蒋介石得到傅作义、邓宝珊到达包头的情报，一面吩咐毛人凤指令潜伏在包头的特务赵思武：“傅、邓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即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一面给傅作义发来一个亲笔签名的密电，说什么“前次北平事件，已成过去，希兄痛定思痛，勿再上其圈套，否则追悔莫及”，要傅作义“接电即来重庆，我当派机前往迎接，并准备委以重任”。同时，再次派徐永昌携带黄金1900两，飞赴包头，进行拉拢。
傅作义见到徐永昌，板起面孔将蒋介石训斥了一顿。徐永昌见游说无望，便赖着不走，通过张庆恩，拖住孙兰峰，企图拖延时间，使起义不能如期实现。
如何对付相交多年而又感情不错的徐永昌？傅作义感到左右为难。眼看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日期还有三天，由董其武领头，已有38位将领签署了起义通电，可孙兰峰还在医院里拒不表态。积极拥护起义的官兵，建议傅作义将徐永昌扣押起来，再胁迫孙兰峰签字，然后发表起义通电。傅作义问邓宝珊，邓宝珊坚决反对，自告奋勇来找徐永昌进行商谈。
9月18日晚，邓宝珊邀他的刚从榆林来包头的参谋长俞方皋作陪，请徐永昌和同机从宁夏而来的马鸿宾一起吃饭。
“次辰兄！”邓宝珊边吃边谈：“你我从年轻时相交至今，从来没有红过脸。想不到吧，年过半百之后，会出现今天的局面？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可宜生和我，也不是没有困难……”
徐永昌叹息道：“宝珊兄！我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啊！”
邓宝珊同情地点点头：“这样吧，如果你回去后不好向蒋先生交待，是不是干脆跟我们同去北平？邵力子、张治中、李济深……这些有影响的国民党元老人物，现在云集北平，你为何就不能改弦更张呢？”
徐永昌艰难地摇摇头：“既然这样，你们干你们的吧！我身体这么坏，跟蒋先生又多年，只好听天由命了。”
稳坐一旁、低头不语的马鸿宾，一面细细咀嚼着邓宝珊和徐永昌的这番话语，一面苦苦地想着自己的心事。这位西北回族将领，行事处世的方式，与乃弟马鸿逵不同。他这次搭乘徐永昌的飞机来到包头，名日“看看朋友”，其实是来找邓宝珊商谈他的部队的起义事宜。1947年底他身患眼疾，邓宝珊派张润民去宁夏中宁县看望他时，他就向邓宝珊捎来过想与共产党和解的信息。前天晚上，邓宝珊同他单独进行了一番长谈，用北平和平起义的具体事例，解除了他尚存的疑虑。最后，马鸿宾高兴地说：“邓先生！我听你的。我把宁夏当做一份礼物，请你和傅先生给我转送吧。”现在，听到徐永昌“听天由命”一语，他不禁为自己的出路暗自庆幸。
饭毕，邓宝珊拿出十张上好的狐皮，对徐永昌深情地说：
“次辰兄！这点儿土产，不成个敬意。你身体不好，缝件狐裘吧，塞外高寒，气候多变，你要注意。”
徐永昌低头沉思片刻，黯然神伤地说：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明天我就回广州去。宝珊兄！今日一别，后会无期，你回到北平，就替我向孙岳夫人崔雪琴女士问好吧——”
“不，我们还会见面的！”
邓宝珊紧握住徐永昌的双手，大声说。
徐永昌一声苦笑：“还有件事要请你帮忙，对张庆恩他们不要留难……”
“可以。”邓宝珊毫不含糊地说：“这事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
次日清晨，孙兰峰听到徐永昌即将离开，经傅作义派人劝告，便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邓宝珊找傅作义商量，为了减轻起义的包袱，干脆通知张庆恩等大大小小的特务，凡不愿参加起义的都可以限期自由离去。下午，邓宝珊亲自将徐永昌送上飞机，马鸿宾以及大特务张庆恩等人也同机离开包头。当晚，就发表了绥远和平起义的通电，邓宝珊在包头的部队也一道参加了起义。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那天，邓宝珊偕傅作义等人匆匆赶回北平。
金碧辉煌的怀仁堂，修饰一新。来自全国各族各界的662名代表，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欢聚一堂，掌声雷动，用满腔希望和赤诚，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邓宝珊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并在那个庄严的讲坛上发了言。
接着，他又参加了盛况空前的开国大典。当他面对着天安门广场上欢乐的人海，眺望着广场南侧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注视着徐徐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聆听着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55岁的邓宝珊，不禁眼睛湿润起来，心潮如黄河激浪，涌起千言万语……
注：
①白板：麻将中的一个牌名，意为头脑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