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他证明了他需要的结论：“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
闹了半天，中国人还是东亚病夫。要说不丑陋也难了。
6
漫画的艺术手法，最大特点就是夸张，“隐善扬恶”。但漫画的夸张，又不能过于离谱，让人认不出给漫画化了的对象来。想侮辱一个男人像个女人，可以画他穿上女人的衣服，可以画他对着镜子涂脂抹粉，但总要给他保留些最基本的男性特征。或者是脸上的胡须，或者是身躯的特征。同样，要把中国人漫画成一个妖魔，也得给中国人保留些人类的基本特征，比如，有人类的喜怒哀乐等等，但这些喜怒哀乐又是与正常人有区别的，是特别丑陋的，这样，才有可信性，才会形成说服力。不然，漫画出来的就不是人，而是真正的妖了。
柏杨先生说杨振宁、李政道两位科学家具有良好的品质，仿佛很以中国人为荣一样。当然，他们确实比同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李远哲好多了。他们是纯粹的智慧型学者，值得人们尊重。但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人里面，不是只有他们这两位生活在美国的学者的品质才是好的。柏杨先生举这两个例子，其实看中的，是他们都生活在美国。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后，随即轰动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一时间，掀起中国报告文学的热潮。这部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意义巨大，它的出现，使报告文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人们透过这部作品，了解了陈景润的故事，人们热烈地谈论着陈景润的遭遇，相互交流着看法。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没有不知道陈景润的。
那时候两岸交流不畅，柏杨先生可能没有机会直接读大陆的报刊。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后来和来自大陆的文化界人士是有交往的，如果柏杨先生想求证自己的观点，了解大陆科研工作者的品质，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精神，他只需要随便问问，就一定会有人告诉他关于陈景润的故事。
柏杨先生显然不想求证什么，任何发生在大陆的良好品质的例子，都不符合他文章的需要。他举证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例子，就是为了暗示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品质都是好的，都有第一流的头脑。而在大陆工作的科学家，好品质没有了，头脑也不行了。他需要的就是这个心理暗示。所以，柏杨先生隐去生活在大陆的、大量品质优良的老百姓和学者，他需要的只是画漫画，而不是反映真实。
柏杨先生说，在“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除了富贵级的人物，大多数中国人对柏杨先生的这个指控是无话可说的，尤其是大陆同胞，更是无话可说，认为柏杨先生真是天生一副好眼光的。
当时中国妇女解放，以争取妇女经济独立为主要目标。同工同酬，有与男人一样的工作机会。做家庭主妇甚至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寄生虫是可耻的，劳动才光荣。当然，不能认为家庭主妇是寄生虫。家务劳动是繁重的工作。但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当时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妇女走出家门。这样，妇女白天在单位劳累一天后，回到家里免不了就想休息一下，总不能一天24小时都绷得紧紧的。家务劳动自然会干得少了些，通常还需要男人分担。
今天（2004／6／12），《新快报》时尚生活版恰好发表了二篇短文，题目叫《收拾房子，美国人又爱又恨的任务》。文中介绍说：“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有成千上万家庭的环境非常混乱。”“由于工作生活繁忙、消费物品过多……房子变得凌乱不堪‘一团糟’。”记得许多年前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女主角脱下袜子就到处乱扔。厨房里的碗几天不洗。有客人来了，捧起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就塞进抽屉里。当时觉得很有趣，并没有嫌弃之感。可见，对家务劳动的烦恼，其实不只是中国特有的。所以，当柏杨先生说，“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的时候，如果他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最好就别说得那么肯定；如果他是了解情况的话，最好就补上一句话：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家庭的厨房其实也有着同样的烦恼。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重读这一段话，心里难免不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柏杨先生碰到一个大嗓门的白种女人，他是否会媚笑着说：真是爽朗呀，阳光，有活力，敢于冲破世俗的约束，正是美国人充满生机勃勃的体现呢？马季有个相声就是笑广东人嗓门大的。这个相声很精彩，听了让人开怀大笑，那笑声的音量不会小的。
从中国的历史看，广东人受传统礼教的约束比较少，小时候见过几个缠脚老太婆，都是从北方过来的，广东的缠脚女人就没见过。这说明一直以来广东人受的约束较少，比较自由。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也不受西方礼教的约束，这日子过得舒畅。有一点，不知是否应该责怪柏杨先生见识少。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汉语的音调比英语丰富。而在全国各种方言中，广东话的音调又是最丰富的，郭沫若认为如同是歌乐一般动听。所以，广东人的嗓门，与广东人的语言音调的丰富性相关，而不是与广东人的社会修养相关。一个颇有修养的广东老乡，在开怀大笑时，声浪依然还是很大的。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对这一说法实在不能认同，不知道柏杨先生此言的依据是什么。就在他写下这篇著名的文章不久前，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十分讲团结、讲合作、讲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只是近十多年来向西方学习，发明出“末位淘汰法”一类的管理制度出来，才有了窝里斗的味道。如果说政治斗争就是窝里斗，那法国大革命是不是窝里斗呢，巴黎公社是不是窝里斗呢？那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柏杨先生还说：“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
真是令人叫绝。不管这个著名论断是否正确。它是够著名的了。此后，大陆有不少改革家，鹦鹉学舌地在柏杨先生这儿找到了坚实的依据，不断指责中国工人懒惰。难道中国工人要像奴隶一样在鞭子底下没日没夜地干，才叫做正常？反正是柏杨先生说的，错不了，人家可是全国闻名的大作家呢。
其实，柏杨先生在这里是跑了题的。如果他还是名高中生，语文教师很可能是要抽他的屁股的。他既然认为勤劳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唯一重要的美德，怎么可能得出懒惰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个结论呢？他当然可以认为“四人帮”能力非凡，在不到十年的功夫里，就彻底破坏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建立了新的文化传统。但柏杨先生这篇文章的主题并不是要批判“四人帮”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而是要评论中国文化的特征。即使撇开“四人帮”不谈，也不是对中国文化特征的评论，中国文化并不是离不开“四人帮”的。
柏杨先生又说：“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
柏杨先生敢于谈中国文化，至少应该读过《三国演义》。尽管俗语有云“少不看《红楼》，老不看《三国》”。但他不是个一般的老人家，他是个写杂文的、扔匕首的、扔投枪的老人家。总不能连目标也不瞧，就乱扔一气。如果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毛泽东一直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自己也为大跃进的事情认过错。而我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读到曹操剪发的故事，就知道他是个敢于认错的人。
柏杨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还作了比较大的发挥，他最后说：“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
这句话很耳熟，感觉有盗版嫌疑。印象中有某个西方评论家说过，政治家就是那些解决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的人。政客讲空话，讲假话，讲谎话，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吧。而把某些政客的卑鄙行为，说成是全体中国人的卑鄙，让全体中国人去为这部分卑鄙的人承担罪责，他未免是太怜惜那些卑鄙者了。
不知是柏杨先生这本书启发了妖魔化中国的潮流，还是这本书迎合了妖魔化中国的需要。反正这本书一经出版发行，就立即风靡全国了。
7
柏杨先生作为一个小说家，煽情是拿手好戏。演讲开始后不久，他就说了一件“做中国人好羞愧”的故事。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到泰国为越南难民服务，几天后就哭了。因为，难民营里的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着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审问那位替人缝衣服的太太有非法的商业行为。这位女大学生质问说：“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柏杨先生妙笔生花，成功地营造出一个悲悲戚戚的现场气氛。
那大学生是个女人，也许还是天生丽质，她有这样的疑问，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照这样推理，女人是弱者，有些女人被人强奸了，不是怨罪犯的加害，而是怨自己长得太艳，引人犯罪了的。这不是很荒谬吗？但柏杨先生是个大男人，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虐的想法呢？明明是那些泰国士兵违反人权，违反人道。他就不应该认同是受害者自己造孽的自虐观念。他应该鼓励那个女大学生，向泰国政府，或者向国际组织控诉，为难民伸张正义，谴责这种禽兽般虐待难民的残忍行为。
柏杨先生提到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一个专员的谈话，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而柏杨先生则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
柏杨先生的话对不对呢？这就要看怎样理解了。19世纪的中国是惨，两次鸦片战争打败了，甲午战争打败了，国土被人瓜分，民族整体确实很惨。但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惨的，那些洋奴买办就不惨，他们的日子也比绝大多数中国人过得滋润和幸福。而20世纪的中国，是不断的革命。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是够能折腾的，但国家却是在这不断的革命中一天天强大起来了。两次世界大战是胜利者，朝鲜战争成功地遏制了美国入侵中国的企图，也是胜利者。尽管这些胜利，都要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中国不再那样软弱可欺了。要说惨，19世纪的犹太人不惨吗？他们没有祖国。20世纪犹太人的灾难还小吗？他们被大屠杀。19世纪的美国黑人也不见得是生活在天堂里。
柏杨先生不同意中国人和犹太人相比。他说：“我们拿什么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
也许柏杨先生在这样说的时候，是真心实意地说出自己真心感觉的。但若这种一致性出现在中国，他可能就会说这是专制，是打压其余两种不同意见。柏杨先生接下来所提出的“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而他说的那个关于小孩子解决爬树游泳之争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也是很令人赞赏的，同时，也很为那时的中国人所熟悉。少数服从多数也是当时中国的决策方式，对当时的中国，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都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但人民民主，一直被西方污蔑为专制。后来还发明了多数人暴力这一说法。于是，西方的多数人暴力，就被美称为民主，要大加赞扬。而中国的民主，就被污蔑为多数人暴力，要大加谴责。
这是谁的虚伪？
8
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有她的辉煌，也有她的黑暗；有她的缺点，也有她的优点。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社会主义革新，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有必要为了革新传统文化，而进行自我羞辱吗？
《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通篇充满对中国人的偏见。是自卑意识、自虐意识的大杂烩，绝非是对民族文化的、有建设意义的自我反省。也许，柏杨先生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心里并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许，他是刻意地要与中国人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因为，反省传统文化的封建落后性，不应是抱着这样一种自虐的态度，不应是采用这样一种漫画化的手法，更不可能得出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丑陋的人这样一个结论。
柏杨先生这部作品，广为流传，成为对中国人的终结性评论。现在人们有意无意地都会说，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丑陋。于是，朝鲜人疏远我们了，越南人疏远我们了，以他们自己的中华文化传统为耻了。然而，却正是中华文化，为他们开启了文明。但是，我们自己都认为中华文化是丑陋的文化，中国人是丑陋的人。谁还愿意接近这样臭不可闻的东西？
让我们把柏杨先生这本妖魔化中国人的经典作品，扔到垃圾堆里去。
关于丑陋的中国人的传说，是时候终结它了。我们绝不会比别人更丑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