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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就如同一个社会人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能分开。没有十全十美的入，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化。
在欧洲旧大陆看来，美国文化是粗俗的、野蛮的，完全没有欧洲文化的优美感和高贵感。但在美国人自己看来，他们的文化却是更有活力，也更具创造性。谁更正确呢？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都是正确的。他们只是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去认识同一枚硬币罢了。一个看到了正面，一个看到了反面。这无所谓对或者错，人的优点和缺点，本来就是统一的整体。没有缺点，就没有优点；有了优点，就一定要有缺点。人的本质，就是这样。
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他那本著名的《分成两半的子爵》里，很有意思地表现了这种辩证法思维。小说主人公梅达尔多子爵，因伤被分成两半以后。有一半是专干坏事的，另一半则是专做好事。专干坏事的那半个子爵，邪恶得令人恐惧。而专做好事的那半个子爵，又道德到像个偏执狂一样，令人几乎接受不了。直到两半重新合二为一，梅达尔多子爵才回复了正常状态，于是，有好也有坏，也有了爱情。
卡尔维诺区分善与恶的标准，是不构成为关于善恶的科学标准的。他描述的邪恶的子爵，品质并不全归于邪恶，正如他描述的好的子爵，其品质也不全归于好品质一样。当然，卡尔维诺是无需要对善恶的概念作科学区分。他只是在写小说，行文能出效果就行了。只要读者认为，极端的邪恶与极端的道德，都同样不近人情。只要读者产生这样的感慨，他的文学任务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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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尔维诺塑造的梅达尔多子爵这个形象，英国作家佛斯特有个专门的术语，称为“扁平”人物，这种“扁平”人物，是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的。所以，佛斯特又称这种“扁平”人物为漫画人物。
佛斯特认为，用这种漫画式手法塑造艺术人物有一个好处，就是易于辨认。
“如果一个作家想要将他的力量集中使用一击中的，扁平人物即可派上用场。”同时，漫画式的扁平人物性格固定，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读者读过之后就把人物牢牢记忆在脑海里了。就如《大卫·科波菲尔》里面的米考伯太太一样，永远是那一句说话：“我永远不会舍弃米考伯先生。”尽管我们可能不记得《分成两半的子爵》里面的具体情节怎么样了，不记得那个邪恶的子爵是否又做过些好事，或那个善良的子爵是否又干过些坏事，但对那个被分成两半的、黑白分明的梅达尔多子爵的形象，我们是永不会忘记的。
柏杨先生是个杂文家，但也写小说。不知他是否读过佛斯特那本篇幅不大的经典小说评论。如果他不曾读过的话，那是大可不必再读了。倒不是因为柏杨先生现在已经是成名人物，更重要的是，柏杨先生对使用漫画手法来塑造扁平人物的艺术，深得要领，比佛斯特本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记得二十年前初读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那感觉是极度震撼、极度的惊怵。中国文化原来是这样丑陋，中国人原来是这样丑陋，做中国人实在太没劲，做中国人太可恨，真想把自己的皮肤给漂白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好崇拜柏杨先生，觉得他敢于说真话，有眼光，直要拿《丑陋的中国人》来作照妖镜，照出自己丑陋的面目。
但卡尔维诺区分善的梅达尔多子爵和恶的梅达尔多子爵的标准，不构成关于善恶的科学标准。柏杨先生对中国人的评论，也不构成评价中国文化的科学标准。
《丑陋的中国人》只是一本文学作品，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希望一本文学书具有科学的客观性，以图强国富民，是不切实际的期盼。柏杨先生不过是用漫画式的创作手法创造了一个扁平的中国人形象。他完成了他的文学家的任务，艺术手法是高明的，但不构成对中国人的正确认知。
3
高中生上语文课，学习怎样写文章的技巧，语文老师一定会耳提面命地教训说，写文章首先要有个主题。主题是文章的“灵魂”，是文章的“统帅”。没有主题，写什么鸟文章？而且，主题还一定要新颖，一定要说出别人没说过的话来。拾人牙慧，是写作的禁忌。
所以，每一个老老实实地学习写作的高中生，都会老老实实地在写文章前，整理自己的思想，提炼自己的主张，千方百计把自己要发表的意见，形成新颖有力的主题。不然，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不让老师打屁股才怪。
那么，什么是柏杨先生文章的主题呢？
柏杨先生表白说，他演讲的主题“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他要批判中国人，要鞭笞中国文化。因为，对中国的贫穷落后，如果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责怪的话，首先就是责怪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点文化传统。
“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柏杨先生把中国的一切问题，把中国人的一切问题，全归咎于中国文化。这应该是明智的选择。广义地说，文化是社会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文化随人类自身的成长而产生，反过来，又对人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国人的行为特征，自然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所以，从中国人的一些不良习惯入手，批判和鞭笞中国文化，是不会犯常识性错误的。
但如果柏杨先生的文章就只是这一个主题的话，就了无新意了。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开始，批了将近一百年。还能批出些什么新意来？如果再往上数，数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当然，秦始皇用的是暴力批判，够坚决的了。而从武批到文批，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应该是没有停止过的。
文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的和表达的不一样。往好里说，是有艺术性；往坏里说，就是口是心非。如果单凭柏杨先生一句我要批判中国文化，就让他的图书广为流传，从而获得相应的商业利益的话，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批判中国文化可以成为旗号，但不能成为卖点。对此，市场触角灵敏的出版商，应该最有心得体会。
柏杨先生的卖点在哪里？
4
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不可能不为剧中两个青年人炽热的爱情所感动。当罗密欧初见朱丽叶第一眼，他由衷地从心里发出了赞美：
“啊！火炬远不及她的明亮；
她皎然悬在暮天的颊上，
像黑奴耳边璀璨的珠环；
她是天上明珠降落人间！”
有哪一个青年人不这样期盼自己的梦中情人？而当罗密欧挖开坟墓，最后一眼望着朱丽叶美丽而安静的面容时，深情地哀叹道：“眼睛，瞧你的最后一眼吧！手臂，作你最后一次的拥抱吧！”对这最后的时刻，谁又不为之落泪呢？
莎士比亚把他的这出戏剧命名为《Remeo and Juliet》，直白地告诉了观众这是一出爱情剧。但实际上，爱情只是这出戏的旗号，戏的真正主题，是它反封建的倾向。莎士比亚在剧中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归咎于陈旧的封建意识，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向中世纪衰朽而野蛮的伦理观念，指向现实的封建势力。这一主题，与他宣称的并不一样，不是直白地坦露出来，而是艺术地表现出来的。
这就是艺术家的文章与学生的文章的区别了。艺术家的文章不仅有主题，而且还有艺术地表现他的主题的技巧。达到“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俱无”的境界，几乎每部小说都是一个爱情故事，但《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只有一部。只有主题而没有表现主题的艺术，文章就如同是白开水一样了。
柏杨先生说他自己“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从他这番表白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杨先生是既有生活积累，又有创作积累的。即使不及莎士比亚伟大，也是有相当高明的表现主题的艺术技巧的。他知道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也知道怎样艺术地去表达自己要说的话。
比如他说：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
“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
“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
“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入，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
台湾那一块弹丸之地，自然形成不了泱泱大国的心胸。谁会期望台湾人表现出泱泱大国的心胸？不当小偷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可见，柏杨先生说他谈的不是个人，不是政治，是一种艺术的表白。不能信以为真。他这本书，固然不是谈他个人，也不是谈台湾政治。他谈的是大陆的政治，骂的是大陆广大为自己获得解放而欢天喜地的劳动人民群众嘛。一个终生在地里劳作的农民，能有些什么高贵气质，那不是显摆吗？
“十年浩劫使许多入都成了禽兽。”这句话，就更是经典。大陆媒体最爱引用了。瞧着大陆媒体那副德行，有时也真是让人觉得不争气。给人卖了还殷勤地帮人家数钱呢。柏杨先生这一经典结论，不是明摆着骂我们大陆同胞，全都是禽兽养的嘛。
真是高明的艺术，达到诗的高度了。
5
柏杨先生的论证逻辑，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坚定有力的。一点也看不出，文章出自一位年纪已经达到六十五岁的老人家之手。思维还是那样清晰，火力还是那样猛烈，没有一点衰弱的感觉。这也许得益于柏杨先生对美国的了解，文章是充满自信的，因为，他知道，他用的逻辑，正是美国人攻击中国时，最爱使用的逻辑。
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实行与美国一样的政治制度。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中国要想过这样的日子，就要实行与美国一样的制度。但若中国人多个心眼问，沙特也很富裕，为什么不介绍我们去学沙特的制度呢？美国人一定会循循善诱地说，你中国有沙特那样多的石油吗？它会提醒中国人，沙特的财富主要来自它的石油，但你中国的人均油量有多少呢？所以，如果中国希望能与美国一样的繁荣，还是要学美国的制度。但美国人是不会提它自己的财富来源的。比如，独特有利的地理环境，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横财，大量有才华的外国移民，更不用说黑奴和华工在美国完成它的原始积累时，所付出的作为成本的代价了。美国就是这样利用它的强大建立起它的逻辑联系。美国的繁荣，来自它私有的“民主”政治制度。这判断是否真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是它对外宣传的信念。
当然，柏杨先生不是超级大国，没有那种强行建立一种逻辑联系的蛮横的力量。他只能用艺术的手法来建立这种强盗逻辑。他没有直接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也不需要这样做，政治制度不过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攻击大陆社会文化，自然也就达到攻击大陆政治制度的目的了。
但中华文化毕竟是灿烂的文明，要直接攻击，一笔抹杀，很不容易。于是，柏杨先生就来一个迂回包抄，深入敌后，旁敲侧击。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人是好的，社会文化就是好的。人是坏的，社会文化就是坏的。如果能证明中国人是丑陋的人，那么，中国文化也就是丑陋的文化，这样中国的政治制度自然也是丑陋的政治制度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师手笔，一竹竿下来，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全给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去，美国七支航母舰队和它的原子弹，加起来也没有这样强大的威力吧。
但要说人，也是优点和缺点共存。毛泽东有毛泽东的优点缺点，华盛顿有华盛顿的优点缺点。拿毛泽东和华盛顿比较。你不能得出毛泽东是恶魔，华盛顿是天使的结论；也不可能得出毛泽东是天使，华盛顿是恶魔的结论。拿一个条件相近的普通人与另一个普通人作比较，情况也是一样的，不容易得出明确结论。要不然，姑娘家挑男朋友，为什么左挑右选总是下不了决心呢？因为结论不好下，决定作不了嘛。
柏杨先生毕竟是一个艺术家，知道怎样利用艺术的逻辑去避开这种学术难题。他不采用这种难弄的横向比较的方式来判断中国人的优劣，而是用自己同自己比的方法。或者说，是用恶的梅达尔多子爵和善的梅达尔多子爵作黑白分明的比较，用被分成一半的梅达尔多子爵与正常人作不对等的比较。
柏杨先生先首先装模作样地肯定中国人都是很聪明的，素质优良的人。他说：“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他举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例子。这两位受人尊敬的、生活在美国的科学家，是有足够的说服力证明中国人品质优良。但他们生活在美国，这一点对柏杨先生很重要。这说明他们的优良品质，是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才焕发出来的。然后，他就一口气下来猛烈数落中国人的各种丑陋表现。什么嗓门大、内斗、懒惰等等，几乎不需要用一口清水来润润他叫累了的喉咙。而这些中国人，都是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