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错误的“中心论”思维
“中心”这个词，原意是表示跟四周“边缘”的距离的几何知识，认真地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了。
“中心”与“边缘”相对，有“中心”就会有“边缘”，有了“边缘”，当然也就会有“中心”。
“中心”是唯一的，“边缘”却由无数组成。圆的中心是一个点，圆周是圆的边缘，有无数个点。所以，“中心”是特殊的，“边缘”是一般的。
比喻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法，两种不同的事物，因为彼此间有了相似点，就可以通过这一点而使两事物等同。我们说姑娘像朵花，就是把少女的青春美丽和鲜花的娇艳迷人等同起来。于是，“中心”这个词也就这样被借用来比喻最重要的事物。通常，人们为了突出自己的重要性，或者是为了承认别人的重要性，都会用“中心”这个词来作比喻。
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他的学生陶行知先生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所以，杜威在中国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杜威认为，教育的社会目的是培养出适合社会生活需要的人，主张按儿童的需要、兴趣、能力及经验来设计课程。他的教育理论就被人们称为“儿童中心论”，以和传统的“学科中心论”相区别，突出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
与此相仿，我们今天是处于各式各样的许许多多的“中心论”中。为了突出经济的作用，我们有“经济中心论”；在道德观念上，我们有“利益中心论”；此外还有“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市场中心论”、“美貌中心论”、“环境中心论”、“自我中心论”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比喻的思维，不是科学的思维。比喻的功能，更多的是情感，有启发性，却不一定正确，而且常常不正确。当我们说一位姑娘像鲜花一样，这是很美丽的，但并不正确。因为，姑娘也可能是有智慧、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人的智慧，人的思想，不同样也是美丽的吗？但花朵并不会思想。
历史已经证明，“中心论”思维常常是导致错误的思维方式，不但是错误，而且还是野蛮的思维方式，是野蛮地维护着错误的思维。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理论对教育有启发性，但已经被他自己和他的继承者们的教育实验证明是失败了的，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就受到批判了。而最典型和最野蛮的“中心论”思维，奠过于是“人类中心论”。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是上帝为人类创造出来的。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所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为了维护这个“中心论”，伽利略被审判了，布鲁诺被活活烧死了。
今天，我们人类依然不是普通的生物，到目前为止，人类也依然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智慧生物。人类对世界的重要性没有改变，甚至更重要了，但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所以，“中心论”思维，大抵只是感情的或现实的需要，而不是真理的需要。
二“中心论”思维的形成
人的“中心论”的思维定式，不是先天的，而是在后天随人的成长自然地形成，并因自然成为习惯，因习惯成为本能。
弗洛伊德认为，人从在母体的子宫开始到走向坟墓，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里，过去的经验不是像水般流去就没了踪影，而是会对现时的人格发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过去决定了人的现在。而在人所有的过去经验中，婴儿时期与儿童早期的经验最为重要。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初始环境，儿童的人格特征，和他所受到的家庭影响密切相关。一个在家里受到充分关爱的儿童，长大后就会成为人格健全、能爱，也能接受爱、独立而又有责任心的人。一个正常的社会，大都是由这样的人组成。因此，给予儿童需要的爱，尊重他的需要，关心他的需要，只是合乎人性的行为，并不是特别难做到。
因此，社会上大部分儿童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饿了有人喂食，哭了有人呵护，很自然地就误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中心论”思维的最早来源。家庭关爱儿童是正确的，但儿童因此以为自己是家庭的中心，这当然就是不正确的。孩子对家庭固然重要，但孩子实在地，并不是他们自以为的那样是家庭的中心。特别是对多子女家庭来说，他们更不会成为中心。有些家庭，以工作为中心；有一些家庭，以家庭整体为中心；而中国传统家庭，以长辈为中心。中国的传统教育，其实是要花费一部分气力来帮助儿童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许多家庭里父母与子女的冲突，往往也是因为小孩的“中心论”思维也他们非中心的家庭现实的矛盾而产生。
中国人传统的“中心论”思维，也和秦始皇有莫大关系。西周时，中国的政治是实行分封制的。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功臣、王族，建立封国。封国的国君称为诸侯，周王称为天子。名义上，天子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诸侯只要服从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见天子交纳贡赋就可以了。当然，在天子有需要时，也得带兵随同天子作战，这与现代的邦联国家相似。但此外，各诸侯国君是政治权力的实际中心，掌握着政治实权、财权、兵权，周天子实际是干涉不了诸侯国的内部事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诸侯国的土地分为郡县，废掉分封制，任命郡守县令等地方长官，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把周天子的名义上的政治中心实质化，使国家只有一含权力中心，把整个天下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秦朝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郡县制却一直实行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是“中心论”思维的社会成因。
三“中心论”思维的危害
有中心就会有边缘，中心和边缘的性质相对立。如果中心表示重要，那边缘就表示不重要。但是，只有圆心而没有圆周，这个圆还能存在吗？所以，对圆来说，圆周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圆心的重要性，或者说，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只是它们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因此，说在一个圆里，圆心比圆周更重要的话没有意义，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中心论”思维的实质在于片面地突出了某一样东西是重要的，而在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就把别的同样重要的东西贬低成为不重要的，“中心论”思维的危害性也就在于此。
记得小学语文课有个术语叫文章的“中心思想”，据定义，指的是文章作者的写作意图、目的。小学语文教学中，通常会有要求学生做归纳文章中心思想的练习。有不少学生见到“请概括本文的中心思想”的题目就感到头痛，经验主义地，他们会在文章中找几个认为是概括了文章“中心思想”的句子抄上去就完事。这是学生不会归纳，是学生读不懂文章，还是文章里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中心思想”？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之涣这首意境开阔的《登鹳雀楼》，短短20个字，就传唱千古。语文老师是怎样概括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呢？“诗人通过登高望远抒发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这是标准答案。
老实说，这个标准答案，正常的学生是回答不上来的。能够回答出这个标准答案的学生，不是天才，而是预先知道了．答案。因为，与其说“通过登高望远抒发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是王之涣在题诗时的“中心思想”，还不如说是后来读诗者的个人“联想”更准确些。这首短诗所表现的，不过是王之涣面对美景时的感触，并无太多思想，纯粹是充满灵感地陈述了一个事实而已。
王之涣和朋友一起游玩，黄昏时分，风景很美，远处的树木变得朦胧，“想看得远些，就爬高一层嘛”。有人这样说道，于是，也就成了诗。那种“要高瞻远瞩不断进取”的象征意义，恐怕是后人品读出来的。诗句虽然平凡，意境却是不平凡，在平凡中表现了不平凡的心声，当然是伟大的诗句。但说王之涣在吟诗时有一种要表现“雄心壮志”的想法，至少写诗的人不会相信。
“中心思想”这个术语来自“中心论”思维，令人意外的是这是个现代词汇。古代人并没有这样的看法，他们只用“立意”或“题旨”这样的词汇，“中心思想”是西化后的外来词。
“立意”和“中心，思想”并不是近义词，两者差别很大。
“中心思想”是理性的、逻辑的，而“立意”或“题旨”，则是感性的。小学语文还有一篇课文叫《诚实的孩子》，说列宁八岁时到姑妈家，不慎打碎了花瓶，但当着姑妈面，他不敢承认是自己打碎的。后来回到家里，在母亲劝说下写信把实情告诉了姑妈，姑妈回信称赞他是诚实的孩子。在教学上，一般把这个小故事的“中心思想”概括为“赞扬列宁小时候就具有的那种诚实，做错事勇于承认的优秀品质”。但我在读这个故事时读到的不是列宁的诚实，而是列宁家人的优秀的教育观念。在小列宁撒谎时，姑妈幽默地说：“那一定是花瓶自己打碎的。”这可以见到姑妈的包容性。而列宁的母亲在知道实情后，没有对儿子大发雷霆，而是正确地引导他写信把实情告诉姑妈，列宁正是因这样良好的家庭教育而成为一个诚实的孩子。
当然，读者的个人感受不一定就是作者的真实想法，正如人们说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心论”思维的不合理。文章如果真是有“中心思想”，那就不应该让人看不出，就不应该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说理的文章、论文等理性文章：是有“中心思想”的，但说所有的文章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就失之于武断而野蛮，还是用“立意”这个术语正确些。
就《诚实的孩子》这个故事来说，强调了诚实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结果，真正是这篇文章价值所在的精华，优秀的家庭教育的内容就被边缘化，被忽视了。作者的“立意”，其实只是把故事叙述出来。
“中心”的被重视，与“边缘”的被忽视反比。“中心”越受重视，就意味着“边缘”越加不公正地被人们忽视。强调了“城市为中心”，农村就可能被荒废。强调了“经济为中心”，文化事业就可能荒废。因此，我们应该抛弃“中心论”思维。
四无为而治
老子的《道德经》首先在政治上表现了非“中心论”思想。
《道德经·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这一章，常被后人误读为愚民政策。
“尚贤”就是推崇有才能的人，“尚贤”的结果就是使“贤者”成为社会的中心。根据老子“不尚贤”理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社会把贤者作为中心，非贤者就会被边缘化，由此必定激起人们的竞争心态。毕竟，大家都是不愿被边缘化的。而社会“不尚贤”，人们就不会为了成为社会的中心而去争夺名位。同样地，以利益为中心，以欲望为中心，民心就会混乱，社会就会失去秩序，民也就会不守规矩而主动为盗。因此，圣人之治，不是贤人之治，就要虚化人们的竞争心态，使民无知无欲，从而达到无为而治。
按传统观点，“无为而治”就是在没有任何作为中达到无所不治。但这样去读《道德经》，有断章取义之嫌疑。要是老子的“无为”真指无所作为，什么也不干。那他接下来所“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就矛盾了，“虚”、“实”、“弱”、“强”都是动词，都有一个动作对象要求主体去实干。如果主体什么也不做，那如何“虚”、如何“实”，又如何“强”呢？
所以，老子的“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干，而是要干点什么，“无为”有一个实施的对象，或“不尚贤”，或“不贵难得之活”，或“不见可欲”，归纳起来，就是不要强求在社会上树立一个中心。
“无知无欲”也不是没有知识、没有欲望的意思，“不尚贤”本身就是一种欲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