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列强相比，美国人更聪明，更有耐心，也更有长远打算的能力，这是美国能从列强中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辛丑和约》规定美国可以获赔白银32939055两，分四十年付清，年息四厘。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建议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罗斯福总统在权衡过美国在这一建议中的利益后，于1907年12月3日在致国会年度咨文中提出“授权减免和取消对中超出此数目的赔偿要求”，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扣除战争成本后退还战争红利，退还款项约为赔款的一半，即1600万两左右。
但“退还”只是一个好听的称呼，并非实质。因为，在美国人的“退还”之下，中国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可以免除因这1600万两庚子赔款产生的负担，人民该负担的还是得要负担。美国入规定了“退还”款项的用途，是帮助中国办学和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钱还是得拿到美国去。其他列强，如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也看出过度压榨影响了它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利于它们在华经济利益的进一步发展。于是，也纷纷打出“退还庚子赔款”的旗号，一来改善形象，二来以此名义换取在中国更大的经济特权。政府也乐此不疲，可以有政绩炫耀嘛。只有列宁的社会主义前苏联是真正地高尚，1920年苏俄声明放弃沙俄时代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其中包括停止接受庚子赔款，这与美国占了便宜还卖乖是根本不同的。
对中国留学生的使命，容闳的表述最为清楚。1854年他在耶鲁大学毕业时曾这样说：“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容闳晚年回忆：“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自容阔开始，中国留学生到今天已是第八代人。历代容闳们向中国传播西方文明的用心不能说不好，像詹天佑、沈钧儒、钱钟书、蔡元培、费孝通、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等人，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中均发挥了特殊作用，贡献巨大。不过，容闳的表述中却有一句潜台词，就是民族的自我否定。容闳们负担着否定中华文明的使命，这是人们以往忽视了的。
由是，中国知识分子分化了，成为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继承传统国学的知识分子；另一个阶层是受西方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西学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理应是民族的财富，不幸地，国学和西学这两个阶层的知识分子，都各有致命弱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外国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
对国学知识分子来说，由于传统文明发展止步不前，实际上成了古董。而对西学知识分子来说，由于否定中华文明的使命，这就否定了自己的根，最后不可避免地奴化了、媚外了，一切以外国人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成为洋奴哲学。
中国知识分子分化为国学知识分子和西学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第一次大嬗变。这次大分化后形成的两个知识阶层的弱点，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中医生仍然能够治病，但医术并无发展，是真正传统的，与几百年前的中医并无多大不同。这就是文明失去发展能力的表现。而西医则对中医抱着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医不科学。这则是一种奴性的表现。因为，实际上中医当然也是科学的，只是药难吃一点，理论基础与西医不同而已。
所以，不少现代知识分子尽管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但依然是奴化了的一群。中国文化人是中国社会第二个最具有奴隶性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和奴化了的官僚一样，同样具有“弱者抽刀挥向更弱者”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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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这样陷入绝境中。摆在中国人面前，现成的道路只有两条可供选择，但每一条都是死路。国学成为古董，没有再向前发展的可能，只有曾经辉煌过的回忆。全盘西化，是民族自杀。当然，作为个体的人会活下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但作为民族整体，将不复存在。所以，现成的道路，就是在当古人的奴仆还是当洋人的奴仆中作选择而已。
现在有人提出“补课论”，认为中国应回补资本主义一课。这个论调在社会上有市场，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但这个观点，理论上不能成立，它不是生路，它是民族的死路，是奴仆之路。
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不是一回事，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社会意识，都有所区别，只是用了相同的术语作表征，内涵并不一样。若按西方观点，现在中国一样可以称为帝国时代。所以，若“补课论”真的成立，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开始补起，否则，就补不出西式资本主义这一课。当然无论如何，做洋人的奴仆可能比做老古董的奴仆好过些，但总归是奴仆。
难道中国人命定了只能做奴仆，难道老天对中国人就这么狠，不留下一条生路给我们？若上天果有好生之德，我们的生路又在那里？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中国人从绝处逢生。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是中国人的幸运。公允地说，蒋介石也是想找一条民族生路。他不想做纯粹的老古董，完全拒绝西方文明；又不想做纯粹的洋奴，彻底否定传统文明。但他选择的结果，却是最悲惨的，既做了古人的奴仆，又做了洋人的奴仆。一仆二主，最终走向反面，被历史抛弃。
毛泽东不同，他把两条现成的道路都堵死了。他继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精神，“破四旧，立四新”，先否定了封建糟粕，然后又吸纳了社会主义思想，否定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置之死地而后生，生路不是现成的，而是要靠自己创造。唯有创造能摆脱奴役。毛泽东把两条死路堵住后，从中间开创出的生路，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无论毛泽东晚年犯下多少错误，他的这一伟大功勋，不应忘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新的中国。对“新中国”这个词，我们过去说得太多，现在又提得太少。过去听麻木了，现在又有所遗忘。我们似乎已经不知道何谓“新中国”，难道“新中国”单单表示成立了一个新政权吗？或者，表示新政权成立的时间短？
如果“新中国”的“新”，仅在于换了一批人掌权，中国仍将沿着已定的死路走下去。但新中国的“新”不在于此，新中国的“新”在于提出了一个新的民族概念。这个新民族的名称叫“中华民族”。
民族是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组成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不是汉族，不是满族，不是蒙族，也不是藏族、回族，或其他各单一民族，而是由56个单一民族有机地构成的整体，是一个全新的民族。
“中华民族”的横空出世，具有划时代的伟大的历史意义，为中国各单一民族的文化人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共同创建历史功勋的好机会。既不做古人的奴仆，也不做洋人的奴仆，一个新的民族，要有自己的新文化。而这民族新文化是没有现成的，靠民族自己创造。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能凭空而来。它的来源，在民族的存在本身，在借鉴各民族的传统，和外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来。中华民族由多个单一民族组成，这决定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要获得各单一民族的共识，成为共同的文化，就必须是一种超越民族藩篱的文化。这一文化，只能是建立在阶级存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只有这样的文化，才可能超越民族藩篱。
于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华文化人发生了历史上第二次大嬗变，分化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两个阶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西化，不能为民族找到出路，只能带领民族成为洋奴。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信奉自力更生，要创造出与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不同的新文化，他们不仅是在寻找，而是在创造民族的生路。
中华民族能否独立，能否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生存，还是死亡。就要看中国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否成功地从传统国学知识分子队伍中，能否成功地从西学知识分子队伍中分化出来，自觉地与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最终创立中华民族这个新民族的新文化。唯此，也是中国人摆脱奴性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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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奴隶性的重任，不可避免地首先落在官僚们和知识分子们的肩上。这不仅是因为与其他阶层相比，这两个阶层的人们占有了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有更大的公共影响力，也在于他们本身就是民族奴隶性的突出代表。如果置身在两个阶层上的人们数百年沉淀下来的“奴性病”不能首先得到有效治疗，民族复兴之梦，永远就只能是个梦。因此，从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负责任的立场出发，这两个阶层的人，就天然地有了继续“革命”的命题。以大度的气概，革掉自己身上的奴性，除掉思想的枷锁，让创造力焕发出来。
“奴性病”的病征，鲁迅的诊断最为精准，“弱者愤怒，抽刃向更弱者”。奴性病患者所以愤怒，是受了强者的压迫，所以抽刃向更弱者，既是对强者的模仿，也是向强者摇尾献媚寻求依靠。对症下药，治疗奴性病或准奴性病患者的奴性意识，就要找到能够为他们提供不欺压他们，但又能成为他们最可信赖的依靠的人。这样，他们不再感受到压迫，就能够放心而负责任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精神了。这样的依靠，就只有广大人民群众，也只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当人民群众作为一个个体存在时，他们在社会最底层，是最弱者，他们当然是欺压不了官员或知识分子的，实际上，人民群众对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是尊重的。但当他们组织起来时，他们的力量却又是无穷的，可以成为这两个阶层的人最可信赖的依靠。因此，要医治这两个特殊阶层的人们的奴性病，就要改变他们对人民的态度，树立新的思想意识，形成新的文化。
首先，作为个体存在的老百姓是社会的最弱者。要革除官员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奴性，就需要在这两个阶层人士的脑海里树立不能欺负作为个体存在的老百姓的意识，尊重作为个体的老百姓的存在就像老百姓尊重他们的存在一样。
其次，作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力量又是无穷的。要革除官员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奴性，就要他们的脑海里树立正确地看待这股力量的意识。不是害怕这股力量，不信任这股力量，不是像满清统治者那样时刻提防这力量。而是要把国家看成是人民的国家，要把权力、把学习的机会看成是人民赋予的。并且，实在地承认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切实地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行使国家主人翁的权力。
当然，我们的今天，情况很不乐观。人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实际下降了。在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两个阶层中，有大量的人脱离人民。不少官员腐败。荧屏里满目都是辫子戏。普通百姓在知识阶层的推波助澜下，到处大搞落后的封建迷信。没有新的文化，新的民族就站立不起来，我们的新文化，会夭折吗？新生的孩儿，总是会有夭折的可能性的。
对此，我曾有过怀疑。但现在，我又有了信心。因为，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不应该对我们这个民族丧失信心。不论怎样，在我们这个民族中，总会有些优秀分子，他们总会站立出来。在一群腐败分子中，总会有顶天立地的汉子。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胜利了。尽管那个时期的人们，被满清奴役二百多年了，身上的奴性并不少见，但他们依然能够对中华文明来一次成功的革命。
当然，“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五四”时期只是创立了新文化的形式，新文化的内容，它的本质内涵，还没有形成起来，这个任务，留给我们了，就是今天的我们。一个新的民族，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地站立起来，就看今天的我们，能否给在将近一百年前启动的新文化运动，最终填上伟大的内容。新文化运动，还没有结束。
生活在不同朝代的中国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都有一份独特而伟大的遗产留给后人。秦王朝不足五十年，留下一个统一的中国。这是独特的。汉朝留给后代的，是成熟的大汉文明。唐宋文化事业繁荣，明朝把这事业进一步发展，就算元清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也为最后确立现代中国疆域做出了独特贡献的。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我们可不能只为着自己的享乐，尽管我们也不是清教徒，要拒绝享乐。但若我们留给子孙一个为自己创造物质财富的传说，这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也必受我们的子孙所唾弃。
我们正处在全民族摆脱自身奴性的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会有反复，会有波折，但我们必定是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对我们自己这个民族，应该有信心，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只要我们意识到了，只要我们下决心了，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就像已经成功地飞上天的运10，二十年前下马了，发展平台毁掉了。但我依然相信，只要我们意识到了，我们一定要做大飞机，只要我们下了决心发展大飞机，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摆脱洋奴意识，我们就一定能够再一次让我们自己的大飞机飞上天空。
摆脱我们的奴性，创立一个可与辉煌的大汉文明相媲美的、全新的中华文明。这是现代中国人青史留名的大好机会，也将是我们留给子孙万代的最珍贵的财富。
“五四”时代的人们，已经很好地开了个头，虽然期间，由于战争的原因中断了这一进程，而继续这项民族使命的责任，落在我们的肩上。当然，或许我们这一代脆弱些，无法挑起这副担子，还得留给下一代人去挑，但若我们的民族要站立起来，总会有某一代人来挑这副担子的。
创立新文化。创立比大汉文明更辉煌的中华文明。为此，官员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就要义不容辞地走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把自己的根，扎紧在人民群众身上。
当然，说这样的话并不是什么新发展。从大汉文明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官僚阶层，大部分就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这是大汉文明与西方封建文明不同的地方。西方封建社会在君主下，有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权力阶级从贵族阶层中产生，知识分子也主要地来自贵族。而中国从汉代时候开始就不这样了，通过科举制，权力阶级直接就可从草根阶层中产生。尽管科举制已不适合于今天这个时代，但官员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来自人民，是我们大汉文明的特色。提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对旧传统的升华。
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把人民群众作为我们国家的主体。我们就一定能治愈奴性病，开创新文明。中国的希望，就在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2005／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