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解放战争对政治现代化的意义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改革，从此，土耳其从一个伊斯兰帝国变成了世俗的共和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全面变化。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质的飞跃。所有这些变革都是在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进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不但使土耳其失去了非土耳其人居住的地区，就连土耳其本土也面临着被瓜分的厄运。1918年11月30日，停战协定签订，协约国军队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并很快在那里进行军管。法国从叙利亚占领了土耳其南部的大部分地方，英国占领了达达尼尔、萨姆松和安那托利亚铁路沿线的其它战略要地，意大利在安塔利亚登陆并占领了中央土耳其南部的大部分，希腊占领了伊兹密尔并开始向内陆推进。按照协定，土耳其军队被解散，素丹成了协约国的俘虏，内阁成为协约国瓜分土耳其领土的爪牙，整个素丹政府软弱无力，几乎成了协约国的奴隶。1920年8月10日，土耳其和协约国签订了色夫尔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大多数土耳其人将会生活在外国的统治之下。
希腊人在伊兹密尔登陆之后，土耳其人民已经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由于军队被解散，最初的抵抗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这种局面直到凯末尔被素丹政府作为军队检阅使派往来安那托利亚时才得以改变。凯末尔和克拉贝克尔帕夏、阿里·福阿德、劳夫贝伊等人将抵抗运动组织起来，开始了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20年4月一1921年3月，为战争的相持阶段，第二个时期是1921有3月一1922年9月，是民族派反攻和胜利阶段。1922年9月，民族解放战争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取得全面胜利而结束，英、法、意、希军被打败，退出土耳其领土。
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民族主义者和素丹政府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解放战争期间，凯末尔没有对素丹作过批评，而素丹却宣布凯末尔为叛乱分子并要惩罚他。凯末尔宣布素丹是协约国的俘虏，素丹和伊斯兰长老的许多话都非出自自愿。凯末尔没有口头上反对他们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大众仍然对素丹和长老持有强烈的神圣情感，这样他就能获得大众的支持以抵抗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协约国部队。凯末尔准备召开国民议会的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后，陆军大臣要求他返回伊斯坦布尔，素丹也发出了一道终止他任命的敕令。为了避免发生公开背叛合法的奥斯曼政府的行为，凯末尔辞去军职，换上便服，转而依靠1919年3月3日成立于埃尔祖鲁姆的东安那托利亚护权协会。1919年7月23日，当东部各省代表大会召开时，伊斯坦布尔又发出了逮捕凯末尔和劳夫的命令。西瓦斯大会期间，代表们给素丹去了信，重申他们对素丹的忠诚，而把过错都推在大维齐及其内阁身上。凯末尔和将军们也给内务大臣和素丹各发了一封电报，将军们的电报重申他们对王位和君主的忠诚，并且恳求他“降旨成立一个忠诚而又尊重我皇陛下及哈里发特权的新政府”。同时全体会议又给大维齐发去电报。谴责他无视民族权利，冒犯素丹的权威与尊严。从1919年10月20日到22日，凯末尔主义者的代表团同政府代表进行了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政府承认凯末尔主义者并接受其纲领中的主要政治主张，并同意召开新议会。1920年1月20日，新议会正式在伊斯坦布尔开幕，凯末尔主义者取得了议会中的大多数，议会表决通过了以西瓦斯宣言为基础的国民公约，确立了关于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基本要求。但4月13日素丹在协约国的压力下解散了议会。
在伊斯坦布尔的议会被解散的情况下，1920年4月13日，民族主义者在安那托利亚召开了大国民议会，几天内，它便向素丹发报表示忠诚和希望把他从外国人手里解救出来。但素丹却开始了对民族主义者的猛烈攻击。4月11日，迪里扎德·艾芬迪长老签署了一项反对凯末尔的费特瓦，宣布凯末尔和他的同党为叛乱者，每个穆斯林都有义务杀死他们；大维齐发表公告，谴责凯末尔是冒充国家代表的人；4月18日，成立了讨伐民族主义者的“讨逆军”；5月11日，凯末尔和其它民族主义领导人被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素丹和他的政府正准备用政治、宗教、军事等一切武器向安那托利亚的新政权发动殊死攻击。这样，民族派和素丹政府便直接对立起来。5月3日，民族派任命了一个大臣会议；5月5日，安卡拉的穆夫提在安那托利亚一百多名穆夫提的支持下，发布了一道相反的费特瓦，宣布在外国的强迫下发布的费特瓦无效，并呼吁所有的穆斯林，将哈里发从外国的囚禁下解救出来；5月19日，安卡拉大国民议会宣布大维齐达马德·费里德帕夏为叛徒。同时对付协约国军队和“哈里发”军队，无疑给民族解放军增加了困难。但后来的形势对他们变得越来越有利。人们本来就对接受色夫尔条约的那个政权有着极大的反感，现在素丹和伊斯兰长老公开跑到外国侵略者一边，并进攻反抗侵略的民族主义者，这无疑使人们更加拥护安卡拉政权。“他们（土耳其人民）被有关他的（凯末尔的）能力的迷人的传说所吓倒和迷惑……服从他的领导。”这是当时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的评论。他还说：“一小撮匪徒已经建立了完全的支配地位。他们在人数上很少，但却从总体上控制了人民。”1921年1月20日，大国民议会停止提及素丹的名字。它宣布从此它拥有全面的立法权。大国民议会临时宪法首次提出“主权无条件地属于人民”。凯末尔在1927年10月著名的5日演讲中指出，素丹和他的追随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无视民族的利益；是人民恢复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权属于人民而不属于素丹。
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协约国向素丹政府和安卡拉政府都发出了参加洛桑会议的邀请。为了避免素丹政府派代表参加和平会议。1922年11月1日安卡拉大国民议会谴责素丹叛国。11月17日素丹由于害怕民族主义者，突然乘一艘英国军舰逃走。安卡拉的新任长老宣布了一项费特瓦，授权国民议会选举一个只拥有精神权力的哈里发。从此素丹制实际上已不存在，重建素丹制和给予哈里发任何权力都是不可能的。新任哈里发是阿布杜拉·麦积德二世，他仅仅是一位精神领袖而不具有任何世俗权威。取消素丹制扫清了通向洛桑会议的道路。1922年10月11日，协约国被迫同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1923年7月24日，双方签订了洛桑和约，色夫尔条约自动失效。这标志着民族主义者的完全胜利。洛桑和约除了几处较小的条件外，承认民族盟约中确定的所有土耳其领土都属于土耳其国家的主权范围。新的土耳其民族国家诞生了。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宣布为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总统。土耳其割断了与奥斯曼帝国的最后联系，并确立了民族文化的世俗化方向。
在同外国侵略者及素丹政府进行斗争的同时，民族主义者中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权力斗争，凯末尔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日益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才使他在以后能够顺利地推行世俗化改革，发挥他自己对土耳其军事、宗教、政治以及经济的巨大影响。在凯末尔的各种政敌中，最早对他进行挑战的是他领导之外的各种抵抗协约国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中最强大的是杰吉斯·艾沙姆领导的队伍。1920年艾沙姆对民族主义在西部前线抵抗希腊人和哈里发军的事业中做出过有价值的贡献。但这年末，他变成了西安那托利的独立军阀。凯末尔曾想说服他参加民族解放军，但没有成功。1921年凯末尔派军队打击艾沙姆，艾沙姆的部队被打散，许多头目跑到了希腊人一边。他的叛乱的失败使抵抗运动变成了有统一指挥的正规部队进行的战斗，而不是分散的游击队无计划的抵抗。对凯末尔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来自前进步与统一党。三巨头逃走之后，进步与统一党的成员立即组成革新党。另外前进步与统一党的许多地下组织也对民族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1923年凯末尔承认：“我们都是进步与统一委员会的成员，它变成了革新党。它以前的大多数成员和后来建立的革新党参加了安那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护权协会，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他接受了护权协会的纲领。”在前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对民族解放运动做出贡献的同时，凯末尔和他的同事却担心其流亡中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帝国梦想。但塔拉特和杰马尔没有任何要回国并向凯末尔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表示，后来他们被亚美尼亚人杀害了。恩威尔一直和他的特殊组织的积极分子保持着联系，1921年1月底，他打算回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如愿。凯末尔在安那托利亚的地位巩固后，恩威尔逃到中亚，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战死。
对凯末尔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安那托利亚的军事与政治上层。反对派首先是大国民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战胜希腊后土耳其应该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国家；第二，是那些感情上和理智上不愿取消素丹制和哈里发制、不愿立即割断与伊斯兰教的过去联系的人；最后，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之间，尤其是那些将军们和凯末尔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个人竞争。这些人认为他们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同凯末尔同样重要的作用。他们害怕并不满他个人权威的建立。在许多情况下，以上各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第一次大国民议会时，凯末尔对代表们几乎没有任何控制。议会代表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高加索人、传统部落和宗教领袖、政府公务员、军官等。议会掌握实权，部长们就是议会代表。议会还不是一个政党，它的成员被分成第一组和第二组两部分，分别代表着凯末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第二组在人数上超过第一组，成为反对派的基本力量。”1923年8月，凯末尔宣布成立人民党，1924年2月改称共和人民党。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在1923年4月被解散，7月举行大选，共和人民党取得成功，第二组只有三个人被重新选进议会。
然而反对派在第二届议会中从人民党内部出现了。1924年11月出现的退党风潮导致了官方反对派的形成，这就是进步共和党。4个月后东部各省发生了库尔德部落头领的武装叛乱，他们反对取消哈里发制，也不满政府对他们的控制。1925年1一4月，叛乱遭到严厉镇压。尽管进步共和党和叛乱的库尔德人之间的联系是令人怀疑的，但政府却认为他们是一丘之貉，为了加强国家的世俗化，这个党在6月5日被取消了。1925年3月通过的“加强治安法”给予政府反对任何可能的和实际的反对派的严厉权力。土耳其成为一党统治的国家。另外，在安那托利亚的军事上层中也存在着凯末尔的反对派，他同样利用各种斗争手段将这些反对派清除掉，使军队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论述。
民族解放战争对以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从四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是土耳其从外国的侵略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1922年10月，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赶走了外国侵略者；1923年7月洛桑条约签订，土耳其获得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边界，同时还废除了长期以来令人们深恶痛绝的治外法权，土耳其由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成为了一个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没有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必是残缺不全的、不完整的。因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是像土耳其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其次，军事上的胜利使民族派实现了自己的纲领，并得到了国际承认，土耳其基本上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这使凯末尔推行的民族主义有了一个合理的界限与基础；由于国家的疆域限制在主要是土耳其人居住的地区内，以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均完全破产，土耳其民族主义成为惟一的选择。当然，民族主义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倾向，但世俗民族主义却在日后的政治发展中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土耳其民族解放军可以长驱直入，收回已经失去的欧洲和亚洲的奥斯曼省份。另外，对一些泛土耳其主义者来说，更使他们心里念念不忘的，是那些住在已经覆灭的俄罗斯帝国境内的近两千万土耳其人，他们正在经受革命、外界干涉和内战等种种痛苦。那里是一个进行政治冒险的极好场所。但是，这些事情凯末尔一件也没有做，他宣布放弃一切对外野心，和一切形式的大土耳其主义、大奥斯曼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决裂，有意把自己的行动和愿望限制在条约所规定的土耳其民族的领土范围内。他认为“没有必要为大伊斯兰主义效劳”，认为这种扩张主义违反民族愿望，增加了敌人数目和压力，“不如回到我们自然的合理的限度中去”。这正是凯末尔的伟大之处。
再次是民族主义者和素丹政府的对立，而且最终民族主义者战胜了以素丹为首的伊斯兰神权势力。民族解放运动在早期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由于民族主义者是在为保卫安那托利亚而和希腊基督教徒进行战争，这就使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人民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在战争中得到加强。战争的目的是要把“伊斯兰地方”和“伊斯兰人民”从基督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五分之一成员是宗教界人士，其中包括乌勒玛和教团首领，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民族主义者曾多次向素丹表示忠诚。但哈里发和伊斯兰长老的投降变节和伊斯坦布尔最高宗教当局对民族主义者的仇视，不但使民族主义者和乌勒玛的关系破裂，而且使凯末尔和托钵僧教团的关系受到影响。当民族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时，使得安卡拉政权同民族事业一致起来，“因而在土耳其人的眼里，似乎所谓不忠不敬正是那些反对安卡拉政权的人，而不是支持这个政权的人”。世俗民族主义者不但取得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对哈里发军的胜利，从而使世俗民族主义者成为土耳其国内的主导政治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