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政府还在计划进行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改革。这一时期，政府曾制定了一项新的地方政府制度，并付诸实施。共和国时期对这项制度稍加修改便成为地方和省政府的司法和行政体制。青年土耳其时期还对警察部门进行了改组，1912年公布的一道法令，将宪兵队由陆军部划归内务部掌管，各省的宪兵队则听从总督调迁。1914年9月5日，政府宣布取消了外国商人和居民在帝国享有的财政和法律上的特权。但德国当时拒不接受，战后协约国也不承认这项决定。1915年，政府颁布了一项鼓励国内工业的法律，1917建立了第一个私人商业银行——奥斯曼民族信用银行。1913年的一项规定使国家掌握了独立的宗教法庭，1915年，司法部又全部接管了这些法庭，同时使宗教地产更加牢固地控制在国家手中。1917年的家庭法使婚姻成为一种世俗契约，尽管多妻制没能被禁止，但它的世俗化意义却是明显的。教育领域，宗教学校也于1915年转归教育部管辖。青年土耳其党在学校建设方面更注意系统性，建立了一个包括世俗初等和中等学校到师范和专科学校，并以经过改组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为顶峰的新教育体系；教育方面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扩大了女子受教育的机会，青年土耳其政府使中学、中等学校和大学一概招收女生，从而为女子进入专门行业和公共生活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时期，妇女不仅是护士、助产士、教师，而且成为医生、公务员、律师和企业家。恩威尔也曾想改革土耳其字母，但却没有实施。这个任务留给了凯末尔。许多改革计划因战败和随之而来的政府崩溃而流产，但青年土耳其时期的许多设想却指导了以后的改革，这些改革被看成是战后土耳其世俗化改革的前奏，为以后的改革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
尽管青年土耳其党人极大地削减了素丹的权力，尽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他们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宪政，实行的依然是独裁专制的寡头统治。从1909年开始，青年土耳其党人独掌大权，占据了政府中的所有重要职位，他们通过暴力、镇压和恐怖控制着国家的公共生活，他们随意推翻内阁、解散议会；1913年6月，支持青年土耳其党的席夫卡特帕夏被暗杀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公开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其中以陆军大臣思维尔、内务大臣塔拉特、海军大臣杰马尔为首。反对党被解散，反对派遭到流放。军队干预政治，导致了政府的军事化和将领的政治化；把帝国拖入世界大战则直接导致了帝国的最后毁灭。进步与统一协会以反对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开始，又以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而宣告结束，这主要是其不切实际的纲领与奥斯曼社会现实相互冲突的结果。青年土耳其党力图在宪制基础上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与统一。在非土耳其民族主义日益发展和西方的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依靠宪法来维护帝国的统一与完整只能是一种幻想。内忧外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只能用高压政策来维护自己的特权。但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的一系列进步措施却为凯末尔主义者进入土耳其政治舞台扫清了道路。
3．青年土耳其时期的各种思潮。
青年土耳其时期主要流行思想是伊斯兰主义和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又分为西化主义和土耳其主义。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现实中各种思想往往存在着许多交叉重叠。
伊斯兰主义也分为几种，原教旨主义认为一切都应严格地遵循沙里阿法。他们人数很少，主要代表人物是伊斯兰长老艾迪芬。大多数伊斯兰义者是受过一些现代教育的温和派。他们的目标是不失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遗产的现代化。他们也追求泛伊斯兰主义。他们提出了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伊斯兰国家达到的高级文明作为他们的论据，认为只有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才能使帝国恢复繁荣。著名诗人麦哈迈德·阿基夫、萨伊德·哈里姆王子、谢姆塞丁都是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第二届议会开幕不久，反对派哈费兹·瓦哈戴蒂利用伊斯兰主义者的不满煽动反革命。1908年11月，他创办了《火山》报，提倡神秘主义和通俗的伊斯兰教，强烈地反对世俗化。1909年3月3日，穆罕默德协会在《火山》报上发布了它的纲领。它要求遵循沙里阿法和伊斯兰基础上的统一。这个协会既反对统一主义者，也反对自由主义者。《火山》在保守派代表和军队中有很大影响。他们对1909年4月叛乱的发生起了相当的作用。
按照哈里姆的观点，伊斯兰教是包括现世和精神两个领域的具有社会指向性的宗教；伊斯兰的原则可以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解释；模仿外国是无用的；社会权利、自由、公正可以来自伊斯兰教原则。M·谢姆塞丁宣称，如伊斯兰教和进步是相矛盾的，那就不会有像巴格达、撒马尔罕、大马士革、安达鲁西亚、伊斯坦布尔这样的高度文明中心。阿基夫强烈主张泛伊斯兰主义，他对1911和1912年阿尔巴尼亚起义非常失望。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由于人们放弃了伊斯兰教而导致的。但他们与正统派乌勒玛是不同的，他们所说的“不是法学上和传统中的历史性的伊斯兰，是一种被他们重新发现并经过他们重新解释的古老的真伊斯兰”。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到西方去寻找有关政治和事物的指导，因为一切政治和社会进步因素，都可以在伊斯兰过去的历史中找到。科学和技术可以取自西方，伊斯兰不会阻碍采用和发展它们，但在政府法律、社会习惯、教育以及基本忠诚方面，伊斯兰必须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西化主义者可以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著名的温和派代表人物是杰拉尔·努里。他认为文明可以分为技术文明和真正的文明，西方已经达到了技术文明的最高峰，但他们没有也永远不会达到“真正”的文明，技术文明可以从西方引进，伊斯兰文明在真正的文明这个层次上优越于西方。温和的西方派指责坦志马特改革派盲目地和毫无意义地到处抄袭西方。这和伊斯兰温和派的思想是一致的。
激进的西化派认为，只借鉴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西方文明必须全面接受。“我们要么西化，否则便是灭亡。”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在1912年这样写道。阿希杜拉·杰夫戴特则认为：“不存在第二种文明；文明的意思就是欧洲文明，它只能连同它的玫瑰花朵和花刺一道输入。”模仿是毫无意义的，抄袭是表面而又危险的。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对欧洲文明的全盘接受，也就是把土耳其归并为文明欧洲的一部分。激进西化主义者们提倡一夫一妻制、关闭修道院和宗教学校、妇女自主择夫、国家经济独立以及司法和其它制度的改革。这些思想引起了伊斯兰主义者和土耳其主义者的反感。
第三种思想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它是一种对帝国境内的其它民族主义反应而产生的思想。在帝国所有民族中，土耳其民族主义产生最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是帝国中的统治民族之故。土耳其民族主义最初表现为大土耳其主义，齐亚·柯卡尔普（1876—1924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在青年土耳其时期和共和国初期都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既接受过宗教教育又接受过世俗教育。哈米德二世时，他研究过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他提出的民族主义吸收了传统、习惯、艺术、民俗、语言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内容。他相信“土耳其化、伊斯兰化和现代化”。他反对激进派，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和模式的同时，必须保留民族文化因素。他反对借用了很多阿拉伯和波斯词汇的官方使用的华丽的土耳其语，提倡一般民众所说的纯朴的土耳其语。
柯卡尔普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是折衷性的。他要求保存基本的民族因素，反对妨碍土耳其进步的其它因素，他提出国家与宗教分离是拯救国家同时又拯救宗教的出路；主张世俗法律、世俗学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土耳其的而非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倾向。柯卡尔普的世俗主义和土耳其主义思想在青年土耳其时期得到部分贯彻。但只是在凯末尔领导下的共和国才完全贯彻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在这两个时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
1911年以后，土耳其实际上一直处于战争之中，但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给它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全国总动员把许多土耳其人从家里夺走，带到新任务和新的社会关系中去，使他们成为庞大的现代化军事组织的一部分。为了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数以万计的妇女走出与世隔绝的生活圈子，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新的商业机会。同德奥结盟带来了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援助，还得到了一些教育、技术和行政管理上的指导。在战争的鞭策下，奥斯曼人从疲惫不堪中振作了起来。随着实际生活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意识也有了变化，这些变化既迅速、广泛又意义深长。但战争对土耳其冲击最大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战争在中东展开之后，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公开助敌。当时，居住在俄属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正教派首脑认为沙皇是所有亚美尼亚人的保护人。受其影响，居住在小亚细亚东部的亚美尼亚群众，常常听从激进派的反叛活动，并在凡城和埃尔鲁姆地区公开作战以帮助俄国人。1915年4月，亚美尼亚政府在凡城宣布成立。这导致1916年亚美尼亚人遭到青年土耳其政府的大屠杀，被杀的亚美尼亚人有五十万。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裂痕更加加深。
本世纪初，阿拉伯民族主义就已兴起，1913年6月，各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在巴黎召开大会，“确认阿拉伯民族完整的政治权利和对国家的管理权”。而1913年10月建立的盟约党则将阿拉伯的完全独立作为目标。同时，麦加的沙里夫侯赛因希望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建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大战的爆发为阿拉伯起义提供了机会。1915年侯赛因和大马士革的青年阿位伯联盟及盟约党建立了联系，双方同意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为防止西方大国乘虚而入，双方商定了英阿合作的条件，史称《大马士革议定书》。侯赛因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经过几次书信磋商，双方签订了《英阿协定》，英国同意向侯赛因提供武器弹药、承认和保护阿拉伯的独立，侯赛因则发动反土起义。1916年6月5日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和三子费萨尔在麦地那首先发难，阻止土军向麦加方向挺进，并宣布阿拉伯独立。6月10日，侯赛因挥师北上，实现建立阿拉伯国家的宏伟计划。然而英国人根本不想兑现诺言。就在麦克马洪与侯赛因谈判的同时，英法俄已在就瓜分奥斯曼领土进行交易。1916年3月，三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塞克斯一皮科协定》。协定把海峡地区、埃尔祖鲁姆、特拉布松、凡城、比特利斯的以及库尔德斯坦分配给了俄国；法国被许以叙利亚、黎巴嫩、基里基亚以及南安那托利亚；伊拉克中南部、巴勒斯坦的海法和阿卡则许给英国。三国还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规定由国际共管。这个协定与英阿协定的精神是相悖的，阿拉伯人却被蒙在鼓里。1917年，英国占领了伊拉克，法国人则宣布了对黎巴嫩的保护关系。为控制巴勒斯坦，英国人决定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给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写信，宣布：“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贝尔福宣言》，它置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于不顾，完全是出于对英国长期的战略利益和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个宣言为40年后两个民族的冲突留下了祸根。
1917年，费萨尔的军队在进攻巴勒斯坦时成为英军右翼。9月30日，他的军队进入大马士革，10月16日英军在阿拉伯人的配合下占领阿拉颇，10月底，整个叙利亚被英军占领。1918年10月29日，英土签订停战协定。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土耳其的失败看作是建立独立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大好时机，但英法军队却不想退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巴黎和会对阿拉伯领土做了委任统治的决议。
维持了近四年的战争，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许多变化。帝国在战争的打击下支离破碎，失去了所有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战争中，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都公开发动了民族起义，阿拉伯人反叛并不久便创造了一些新的阿拉伯国家。战争中，西方大国的士兵和装备不断地在中东出现，更多的土耳其人第一次看到了西方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西方的先进武器和协约国的胜利，更加在土耳其人面前显示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战争的结果使土耳其帝国崩溃，土耳其几乎成了一个单一的土耳其民族居住的地区。这就在意识形态方面沉重打击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使这两种思潮失去了任何存在的基础，大土耳其主义也成为一种幻想。结果，挽救和振兴土耳其国家和民族的惟一出路便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四年战争期间，西方对土耳其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非常深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土耳其国内的世俗化倾向和西化倾向。土耳其的新时期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