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目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失是倍受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在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2006中国改革调查问卷报告显示，有84．27%的专家认为当前农村改革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议已被大多数专家所接受，94．62%的专家对此表示赞同。
仅以基础教育为例：据测算，全国农民的平均子女义务教育和医疗医药费用支出约占农村家庭纯收入的36．8%，毫无疑问，这个比例在欠发达地区会更高。当前贫困农村的基础教育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凋敝境况，城乡教育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一是乡村教师的逆淘汰现象。因为生活待遇低，工作条件差，进修机会少，教学能力比较强的中青年教师大都“人在曹营心在汉”，千方百计地“跑‘部’进城”，爱岗敬业者则是一些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进城无望的教师，其教学质量可想而知。二是教育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布局仍然停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村建校、社社办学”的扫盲式教育阶段，学校缺少起码的现代教育教学条件。因此，不少村民宁可省吃俭用也要舍近求远地把孩子送到城镇去上学。这种情况既增加了农民的劳力、经济和精神负担，又导致大量乡村学校陷入投入少——条件差——学生少——投入少的恶性循环。
1．2．6发展理念扭曲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唯GDP马首是瞻的发展理念是阻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一大顽疾。一再引致资源环保等部门强烈批评的粗放增长方式仍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变着戏法我行我素，甚至中央出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硬政策在落实中频频遭遇“软抵抗”，观察近几年频频发生的环境污染恶性事件，几乎背后皆有地方官员被扭曲的发展理念作祟的影子。目前，一方面发达国家力度空前地普遍推行高污染高能耗传统制造产业的输出战略，与此同时，我国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以空前的势头向外地转移；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一些政府官员仍然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头戏，把引进外资规模视为值得张扬的政绩，因而不顾本地的资源环境容量，不惜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为代价。因此，一大批境外境内“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企业正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纷纷驻足落户，发达国家上百年、发达地区几十年间才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欠发达地区集中出现，增加了地方的生态环境压力。
1．2．7对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率存在认识误区就业是民生之本。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是目前我国实际就业率最低的劳动者群体，大部分劳动力长年处在“三个月过年，四个月种田，五个月赋闲”的半就业状态，这是造成欠发达地区农民低收入、农村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率是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近几年来，国家十分重视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问题，已经出台了“阳光工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此项工作，成绩不容否定，但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要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劳动力就业率，必须走出以下认识误区：（1）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途径，而户籍一元化是加快城市化的“金钥匙”。就长期而言，这个观点无可厚非，但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里尚不具备这个条件，一是城市化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受制于城市发展水平的，因而是有限的。据农业部产业政策法规司2003年的统计数据，1982至2002年的20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转移量为371．4万人，远不足以消化农村每年600多万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二是目前城市本身的劳动力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且越来越严峻。据抽样调查统计，2006年初，我国城镇应该工作而没有工作的劳动力达4395万人，实际的城镇劳动力失业率高达16．36％。有专家测算，到2010年时，城镇失业人口将达11600万人左右，城镇失业率将上升到25％左右，失业和就业不足率可能达到35％。据2006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劳动力就业岗位只能新增4000万个，仅城镇新增富裕劳动力多达1000万左右。另据有关部门预测，2007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量约495万人，将首次超过全社会新增岗位的半数以上。如果仅仅依靠向城市转移，现有的15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加上每年新增加的600多万，即使每年转移1000万（（是过去20多年劳动力平均转移数的两倍多，因而是不可能的），至少还要40年时间。三是绝大多数农民的经济条件和素质条件是进城的最大障碍，不具备在城市生存的能力，若单靠政府救助，不具备可操作性。所以，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有限性与城乡两个供给源对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十分尖锐，若一味推动大量农民涌进城市，只能形成贫困人群的低水平积聚。事实证明，富裕人口的积聚会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而贫困人口的积聚会对当地进而时整个社会带来负面效应，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甚至可能出现社会动荡。实际上，现在影响农民进中小城市的关键因素已经不是户籍制度，而是城市有限的吸纳能力和农民自身的适应能力，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2）对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带动的大量就业岗位的短暂性认识不足。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建设，由此带动一批非农产业蓬勃兴起，因而提供了大量的即期“蓝领”岗位。但不能回避的事实是，由国家依靠发行巨额国债支撑的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超常规的城市扩张都不是永久性的。几年后，如果再不创新适宜农民就业的领域，随着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西部农村劳动力新一轮大规模的“候鸟回巢”将在所难免。（3）过分夸大外出务工的正效应。农民外出打工是取得货币收入、增长见识、解决家庭温饱的重要渠道。但是，如果一味夸大其正面效应，甚至像一些地方将其摆在“支柱产业”的位置则有失偏颇。因为，进城农民工是城市劳动力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所从事的都是低层次的苦、脏、累、险工种。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工资收入低，风险（因工伤残、致病，工资被克扣、拖欠，家庭失和等）因素多。据调查统计，近十年，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名义工资几乎保持未变，实际工资持续下降。并且，能在外边打工者，基本都是农村的精英、家庭的栋梁，外出打工的收入是以农村的凋敝和家庭农业收入的减少甚至可能出现的风险为代价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539元，比城镇工人1335元的一半还少128．5元，一年要比城镇工人少收入约8000元，仅占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785元的68．7%，远不够维持自身一人的正常城市生活。据测算，2004年平均一个农民工一年用于储蓄的钱仅有16．7元，如此低的收入和积蓄水平，只能勉强养家糊口，不可能解决长期发展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农村的强壮劳动力都出去打工，留在家里的是“613899”部队，无力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然导致农村更加凋敝。在一些农村，“留守妇女”们常常因为空虚而从事赌博、迷信等活动。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8％至22％，而这一群体中普遍存在着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问题。所以，一味夸大外出务工的正面效应而回避负面效应，将造成重大社会误导，贻害无穷。
1．3加快生态经济发展对策思考
1．3．1遵循比较优势，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就业率欠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长年处在半就业状态，是目前我国实际就业率最低的劳动力群体，这就是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低的首要原因。
林毅夫提出，必须始终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就要快速发展经济，提高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实现充分就业，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的收入增长，以缩小贫富差距，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黄土高原地区特别是广大欠发达地区而言，最明显而普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丰裕且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因此，应大力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产业。这样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具有劳动力的穷人加入到正式的就业市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这样，就能够实现资本最快速的积累，使资本逐渐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稀缺，不仅产业会从劳动力相对密集型逐步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型，而且，穷人所拥有的劳动力价值就会越来越值钱，富人所拥有的资本回报就会越来越低，所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既能够具有效率，并能够在生产过程的要素初次分配上就达到公平，使得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所以，能否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率，让绝大多数农民实现效率性就业，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生产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建设中诸多问题的先期工程之一。（1）进一步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环境，拓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如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市对农民工的政策歧视，完善企业用工和企业工会代表大会制度，制定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等。（2）大力发展农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建设巨大的富有弹性的农村劳动力“蓄水池”，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容量，应该说这是目前提高就业率的主渠道。为此，可以考虑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财政补贴向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倾斜，降低农民企业家进入市场的门槛。据报道，2005年中国每千人只有2．6个企业，不到发达国家的5．8%，是发展中国家的10%左右，在欠发达地区这个比例更低。（3）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创造有利于人们特别是身怀一技之长的人才在农村干事创业的条件。
1．3．2尊重农民意愿，提高农民话语权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相信农民首创精神，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体现。时有发生的农民维权上访其深层原因就是农民对于他们的话语权被剥夺的非理性抗争。试想，为什么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久禁不绝？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员总是难以割舍那些颇受诟病的在经济活动中的越俎代庖情结？甚至连中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政策规定也竟然当作一纸空文。玄机就在直接受到损失的农民的话语权缺失，他们的声音只能作为社会的“隐藏文本”。在市场发育（程度）初期的宏观环境下，地方政府操控微观经济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市场运行机制基本建立的背景下，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活动的合理空间已经大幅缩小，越俎代庖的政府行为弊多利少。因为，政府行为说到底是政府人的行为，政府里的人并非三头六臂、无所不能。相对而言，农民虽然不长于抽象思辩，但他们最务实，最熟悉本土本行。比如选择经营方式，他们最有发言权。尊重农民意愿，相信农民首创精神的前提条件是建立有效的农民利益需求表达机制，这也得要一个过程，目前最要紧的是提高农民的话语权。近年来困扰人们的群体性农民上访事件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从而产生向上级直至中央表达诉求的话语权冲动。假设农民的声音能够直接“通天”，不但农民的弱势地位会得到根本改观，而且那些华而不实甚至逆情悖理的“面子工程”也会大量减少，国家的各类投资效率将因此得到提高，农村社会必然会更加和谐。建议创建一个中央级别的专门用于接收、处理、传输、答复广大农民利益诉求的信息网络平台，采取多种信息服务方式，畅通农村居民与中央高层的信息渠道。这种方式具有节省资源、信息真实且传递流畅的优点，相比之下，倍受人们称誉的主流媒体的《焦点访谈》和高层首长的亲民走访，尽管有无以替代的威慑作用，但难免挂一漏万，而中央高层与民间的信息“直通车”，将搭载亿万农村居民由捷径进入信息化时代。
1．3．3大力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积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民是农村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建设现代农业和新农村的主体。培养一代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新型农民，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额人力资本，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是消除制约农村全面发展的根本任务。（1）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培养未来合格农民。专家测算，在导致收入贫富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约占20%。建议公共教育投资进一步向乡村倾斜，提高乡村教师待遇，调整学校布局，整合教育资源，尽快实行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寄宿制教育。（2）建立农民继续教育的长效机制。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至今还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对劳动者的技术要求。据有关资料统计，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比重仅占48．1%，文盲和半文盲却高达14．1%。而荷兰在工业化起飞阶段90%的农民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12%毕业于高等农业技术院校；德国在统一前的20世纪80年代末，有60%的农民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我们应抓住新农村建设的机遇，建立农民素质培训的长效机制，使农民的整体素质能够与时俱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3）创新农村人才评价、利用、奖励等制度环境。改变唯学历是认的人才观，创新农村人才环境，不拘一格育人才，激励、扶持农村各类实用人才脱颖而出。比如近期由人事部牵头组织的“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应该大力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