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生意，和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要遵守所有的法令、法律和规章制度。而中国也许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要是输了中国，不仅输了现在，也输了未来。我想很少有人敢于轻视这个市场，就连乔布斯也抓紧了对中国市场的开拓。
到底是“和气生财（一般讲商人）”，还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般讲政治家）”？谷歌的行为对我们古老的商业价值是种冲击，值得我们做企业的人掂量和思考。
衷心希望：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的环境能够让世界上所有优秀的企业都能够适应，都愿意到中国来发展。
篇五世态说：中国的，太中国了
中国的社会阶层从组成结构上看，肯定不是一个橄榄形，也不是金字塔形。如果是金字塔形，就非常危险了。我倒觉得有点像不倒翁，虽说不容易保持平衡，但也不可能完全倾倒，其最有效的作用点在上部，给很小的力，这个不倒翁就会晃得很厉害。
中美经济对比，从危机中说起
美国一定能从这场危机中恢复，只是时间和幅度的问题。而尽管诸多基础不够坚实，中国的经济大趋势还是高速发展，但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从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金融危机基本见底，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家、媒体，甚至部分专家都信心十足，欢欣鼓舞，有人甚至宣称四万亿刺激计划成功了。但在这一轮“小高潮”里我却有些不同的看法，并通过对中美在金融、经济、人民等几方面的比较，说明我的观点。
美国
1.金融
美国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金融系统，可以说华尔街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华尔街和美元的全球货币职能，使得美国达到今天的繁荣。美国政府可以不救某个投行，可能让通用汽车破产，但绝不会听任华尔街崩溃。
随便翻一本华尔街的历史书，像今天这样的故事已经有过很多了，只是幅度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已。
这一次金融危机能够这么快见底，美国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默契配合是分不开的。
美国会尽一切力量，重建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修补过失和问题，巩固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体系会在1～2年内恢复，只是游戏中的玩家会有些变化，游戏规则会有些变化而已。泡沫（或者称“高潮”）还会再起，因为这就是金融市场的魅力和本质。
2.经济
底特律汽车产业工人的失业并不能代表整个美国就业市场，通用汽车的破产同样不能代表美国企业的整体状况。
相反，美国具备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充足的资本、成熟的市场环境、良好的创新和创业文化，使得美国企业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国内中产阶级旺盛的内需消费，其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依然具备强大的出口竞争优势。
从理论到实践，美国总是引领着全球的产业革命。不管是福特的流水线、泰勒式的管理、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戴明的TQM、通用的6 Sigma，或者计算机产业的崛起、互联网的普及、服务外包，还是未来新能源的曙光，无不显示了这个国家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企业的竞争力。
目前的破产和困难只是让衰老和羸弱的死去，为后来的新兴力量让道和做养分铺垫，绝不是美国企业竞争力丧失的信号，这也恰恰证明了美国成熟的市场机制，保证了企业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
美国经济处于一个良性的通道当中，虽然不好说是上升通道，但至少不是衰退通道。
3.人民
从美国储蓄率的迅速上升（一年不到的时间，从0上升到4%），我感觉到美国人民的现实、坚韧和乐观。说句实在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照理说美国是这次危机的中心，而我在美国当地感觉不出人们的恐慌和沮丧。在我和美国人的接触当中，也同样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情绪。对于猪流感也是一样，美国人民依然泰然地生活着，依然快乐，依然自信。
中国
1.金融
股市中的“政策市”和证券公司大厅里的大伯大妈、受政府影响极大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银行、少得可怜和严格审批的金融产品等，都说明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处于一个非常初级和不成熟的阶段。中国金融没有遭遇金融危机，不是因为我们高明，也不是因为我们监管严格，恰恰是因为它的不发达。就像中西部的经济受这次危机的影响不大一样，因为本来它就落后。大海的潮涨潮落，并不会影响小池塘的水涨水落。
2.经济
中国的经济始终是依赖投资。前几年因为外需的增加，市场的比重还大了一些，但因为金融危机又加重了投资的比重。内需永远被作为“鼓励”的话题，但是就是不见起色。因为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富民。中产阶级没有形成；城市化过程中，没有能重视和解决农村的问题。
外需长时间不会恢复，内需短期起不来，投资成了独角撑。权力寻租、低效、产能过剩等问题会随影而来。
超过半数的企业是在低成本、低技术的“中国制造”中成长起来的，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低效使用，使得这类企业逐步丧失竞争能力。
中国的企业大多“年龄”不大，缺乏管理大规模组织的经验和人才，缺乏应对经济周期的教训和经验（但并不缺乏应对多变政策环境的“躲猫猫”经验）。
30年的市场经济也只是个开局，整个市场经济的环境并不充分。“民营”、“国营”等高频使用的词语正是这种不充分的表征。非国有企业，在融资、商业资源、政策等方面被边缘化。
3.人民
人民依然是一“穷”二“白”。“穷”不是说没有钱，而是说百姓可以支配的财富少；“白”是受教育程度不够，这几年国家大大加大了教育的投入，但大量大学生失业是对这种努力的严重破坏。
有人提出来将国有股平均分配给全国百姓，这是个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想法。财富越下沉，社会越稳定，效率就越高。
农村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形成了农村的“真空”：农村家庭的残缺、进城农民子女的教育、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等，都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问题的复杂程度，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村没有“脱贫”。国家这几年的政策只是“减负”，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让农村富裕的途径。
股市缓解了就业的压力和转制的矛盾，但政策性太强的股市培育了城市居民严重的投机心态。再加上房地产泡沫，城市居民在投资上变得短视和浮躁。
城市居民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丧失了良好的心态，生活压力反而更大，对未来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以上是观察中美两国的几个维度，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美国金融和经济的恢复以市场作为主要力量，政府只是暂时充当桥梁和过渡。
结论
美国一定能从这场危机中恢复，只是时间和幅度的问题。而尽管诸多基础不够坚实，中国的经济大趋势还是高速发展，但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的两难
我们始终强调要“软着陆”，我就始终想不通为什么。谁都想“软着陆”，但是世上有免费的午餐吗？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吗？
第一次看到政府提经济“两难”是在2010年“两会”的政府报告中。2010年6月，总理再提这个词，终于引起媒体热议，我也按捺不住，在这里凑两句。
“两难”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处理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保增长与调结构；稳定通胀预期与物价上涨压力；控房价与保支柱；加息与鼓励投资；提高居民收入与增加国家、企业收入；人民币升值与稳定出口等六大方面存在政策抉择上的“两难”。
其实这些“两难”在我看来并不是很难，比如说：保增长还是调结构？必然是调结构。因为只有结构的调整，才有下一个30年的稳定增长。保增长是“近忧”，调结构是“远虑”。
控房价还是保支柱？必然是控房价。因为房价是民生，是稳定，是政治。控房价在技术和决策层面都不是问题。实际上，房价管控的难度在于地方政府、银行等利益集团的不情愿、不配合。
提高居民收入还是增加企业、国家收入？当然是优先提高居民收入，适当提高企业收入，而国家收入不是太少，而是已经太多，决不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再提高！
稳定通胀预期还是控制物价上涨？当然是稳定通胀预期。通胀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存在的现象，实际上最大的得益者是国家，吃亏的是现金持有者，包括广大银行储户。持续的通胀政策，除了推高各类资产的价格，股市也长期高温不退，还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物价的上涨是由通胀政策引起的，是果，不是因。
加息还是鼓励投资？当然是鼓励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保持活力，才能高效、持续地增长，才能有效地调结构。
人民币升值还是稳定出口？当然是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升值人民币是必然，淘汰部分出口产能也是必须的。否则如何调结构？
我们始终强调要“软着陆”，我就始终想不通为什么。谁都想“软着陆”，但是世上有免费的午餐吗？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吗？打麻将还特别忌讳和到“字碰”或者摸到8个花呢！在某些领域、某些部位的“硬着陆”，实际上是对整体的保护，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实这样的“两难”是所有决策者都会面临的问题。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跟力学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这是宇宙的基本规则之一。为什么政府和总理要拿出来跟大家说呢？我想：一是政府决策透明化、公开化的表现，体现这一届政府亲民、爱民的一贯风格；同时也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外在表现，政府作为“老娘舅”看来也是左右为难。
建国六十多年来，从一开始的强人（毛泽东、邓小平等）治国，到这几届的精英（江泽民、胡锦涛都毕业于名校）治国，领导人依赖于个人魅力的成分在减少，决策方式也更倾向于集体决策。如果说朱镕基时代还带有浓重的个人风格，到了温家宝这一届政府更多的是平衡和调和。这对于经历了长时间高速发展后的中国也是比较合适的。
高速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将许多原先不显著的矛盾变得显著、原先不起眼的差距变得明显、原先的微小不平衡容易形成动荡。各种矛盾和力量的碰撞和博弈是在所难免的。而中国各阶层发表自己声音的渠道并不均衡，往往越是强势力量发出的声音越是响亮。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沟通，再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相当有必要。
从这种经济领域的“两难”问题里，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各个利益集团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只会使矛盾激化，“两难”越来越多，甚至（困）“难”变成（灾）“难”。
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及企业启示录
中国服务业的主要客户是中层和中上层，这一群人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对服务的选择会加入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诉求，会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理念选择品牌化产品和服务。
毛泽东对于阶级的分类
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毛泽东对于阶级的分类。在毛选第一卷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类思想，以后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运动，都是基于这样的阶级分类（其实毛泽东后来的许多实践，都是年轻时思想的延伸）。
毛泽东将中国当时社会各阶层分为：地主和买办、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相当于现在的白领和小企业主）、半无产阶级（以农民为主）、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游民无产者（帮会、黑社会）。他最后总结说：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对象的定义。这样的分类和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几代人。所以说，对社会阶层的分类和看法非常重要。如何正确地将中国13亿人口进行分类，并区别对待，不仅仅是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和社会专家的研究课题，也是我们企业家要认真考虑、正确对待的重大事情。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一直想将13亿中国人口做一个分类，后来看到了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知道这样专业的活儿还是有人在琢磨的，不要我干了。我借他的专业分类，阐述我的观点和看法，希望对汉庭，对中国的企业有些借鉴和作用。
陆学艺的这份报告基于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数据统计，应该说整个报告的数据是比较认真和可靠的，但我认为他对于问题的分析浅尝辄止，或角度和我考虑的不同。我将他的十大阶层和五大社会等级进行了更深入的联系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见下图）：
我们先从下层开始分析：
1.下层
陆学艺将整个中国当今社会分为五个社会等级，在中层里面分了中上、中中、中下三个等级。细看各个等级的组成，这三个“中”有些勉强，中下层实际是下层，包括农民、产业工人、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他们是中国目前人数最多的一群人，占到56%（各个等级的比例是我根据各阶层的比例估算出来的）。
这个等级中的个体工商户就是过去所说的“个体户”，属于下层等级的是个体户中的自我雇佣者，而且是体力劳动者，像农贸市场卖菜、卖鱼的，马路上摆馄饨摊子的，洗油烟机的，马路边洗车、擦车的这些人。
汉庭的普通员工就是下层中的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典型代表，其他如超市、商店的营业员，餐厅的服务员，物业管理的保安、维修工、保洁等。这个阶层主要是服务业中的普通员工。
产业工人主要由中国制造业的普通员工组成，而其中一半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就是1.3亿左右。这个估计和2008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相吻合：2008年一共有2.25亿农民工，其中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占62%，也就是1.4亿左右，这些农民工绝大多数转化为产业工人，在各个“中国制造”的工厂里工作。这个数字到了2010年达到1.5亿，而其中有60%是80后、90后农民工，大概在1亿左右。过去农民工进城是扛蛇皮袋，现在是拿拉杆箱，这一改变除了因为农民工有些积蓄外，更多的是年轻化和城市化的体现。农民工问题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问题。
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属于社会的下层，他们基本依靠土地为生，活动范围往往不会突破本县、本乡，他们占据总人口的1/3。根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乡村人口占54%，其中真正的农民是34%，还有就是先前提到的16%（10%本乡镇以外就业＋6%本乡镇就业）外出打工者，另外4%主要是无业和其他乡村人口。
2.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