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喜欢玩水，不仅自己游泳，还拉着儿子、女儿游，有了孙子就老少三代一起游。他的游泳本领还真派上了大用场。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广州、南宁会议上，两次向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中央不同意，但毛泽东坚决要游。湖北省和武汉市为此预作准备，在公安系统挑选一些精通水性的干部，加上从体委挑选的游泳教练员、运动员、救生员，练成水上“八卦阵”，即将四条小船组成一个长方型，四个角上的每个小船有两个人，始终可以护卫在游泳者的周围，以备不时之需。5月31日、6月2日和3日，毛泽东在武汉江面三游长江，并在东湖兴趣盎然地写下著名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湖北省和武汉市会游泳的领导王任重、李尔重、孙耀华等人，每次都陪同毛泽东畅游。1956—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至少游了十多次，孙耀华也陪着游了十多次。在毛泽东1956年畅游长江以后，早有游渡长江传统的武汉人民正式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横渡长江的群众性活动，直到90年代举办国际渡江节。这样的活动，“老顽童”可不会放过，他每年都参加。特别是1992年9月8日，孙耀华已年届83岁，仍不顾劝阻，“跃入大江，全力奋进，竟先于他前面的两个方队登上了江岸。”（《长江日报》报道语）这一年，离他去世不到一年，可以说，游泳陪伴了他一生。
他喜欢玩网球。1956年中国网球协会成立，国家体委主任贺龙提议由他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1964年，孙耀华主动提出由吕正操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自己担任副主席。在武汉，他经常和湖北省老领导李尔重以及武汉同济医学院的周冠军教授打网球。80年代，他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海军副司令刘道生等打过网球，也与全国政协委员徐国懋、江苏省体委主任徐镳等打过网球。他多次参加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办的国际老年网球邀请赛。他一年四季都打，直到1988年因打网球发生骨折，做了手术，他才放下了网球拍。
他喜欢长跑。30年代在金陵中学时，他是校田径队的短跑选手。50—60年代，在武汉市每年举行的群众性冬季长跑活动中，他都跑在群众队伍中。有一年，电影制片厂还拍了纪录片在全国放映，他在南京工作的大女儿孙安琪在影片中看到父亲，并听到画外音：“这位长跑的长者就是武汉市副市长孙耀华同志。”
他喜欢玩足球和篮球。30年代在金陵大学时，他当过足球队长和篮球队长。50—60年代，当了体委主任后，除了“客串”球手参加球赛外，更多地是陪同球队训练，有时就在场边当捡球的“球童”。每每训练完了，他就自己拿点钱出来，给运动员和教练员买冰棍和汽水解渴。1959年，他率湖北体育代表团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八九月高温季节在天津的一个球场进行足球训练时，他又在旁边卷起裤腿捡球。由于雨后高温高湿，他突发重病，甚至出现生命危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远在武汉的夫人赵庆洁星夜驰赴天津。好在抢救及时，竟然绝处逢生。还有一次在重庆为足球队捡球，被踢中头部，造成轻微脑震荡。
他很爱护运动员和教练员。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运动队的粮食定量减少，很多人营养不良。他想方设法让运动员的每月粮食定量从36斤提高到45斤。他还利用政府对一部分人的照顾政策，将一部分运动员和教练员列入一个“万人名单”，给他们争取到一点营养品（每人每月增加1斤油，3斤黄豆，3斤糖）。他利用自己社会关系广泛的优势，从粮食局、副食品公司等处不时搞到一点黄豆、猪肉、冻鱼、蔬菜等，用“小三马”（小型三轮汽车）甚至三轮车拉到运动队里，让运动员和教练员改善一下生活。1965年跳水队在广州冬训时，为了缓解思乡情结，他在除夕前带着队员们到当时最好的南方大厦，和大家一起过了一个温馨的除夕之夜。跳水队只有普通的运动衫，他指示武汉第一针织厂专门研究试制特殊的面料，为队员定制高档的跳水服。为了找到性能良好的跳水板，他托南海舰队的领导到海南岛找木料，南海舰队竟为他运来几大块红木。
传奇“老革命”
其实，稍微了解一点孙耀华经历的人，都知道他有着传奇般的革命历史。
1909年的元宵节，孙耀华出生于湖南岳阳。他的父亲曾在汉口电报局工作，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担任钟祥县电信局长，在那里创办了中强中学，带领师生们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等进步活动。孙耀华受父亲的革命影响，1925年在南昌读渝章中学时，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学生运动，被校方勒令停学。1926年9月，在读南通唐家闸纺织专科学校时，17岁的孙耀华由王柳华（王稼祥的同乡）和丛永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稍后，由党组织派遣进入黄埔军校，为第六期学员。由于其“左倾”表现，曾在校内被关押两个月，后因无确凿证据被释放。1927年5月，孙耀华到武汉，后到归叶挺指挥的武汉中央独立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改编）当班长。7月下旬，孙耀华随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由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再次改编）赴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但在九江被张发奎的部队缴械，孙耀华被迫回到武汉。他与中共湖北省委取得联系后，担任了汉江下游川、汉、天、沔、钟祥等县的地下交通员。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指挥下频频发动起义并多次遭受失败后，孙耀华与党失去了联系。
1928年，19岁的孙耀华身患严重疾病，被家里送到南京住院治疗，后来转入金陵中学继续高中学业。大病初愈的他骨瘦如柴，同学们都戏称他“东亚病夫”。孙耀华决心天天练习长跑，并经常踢足球、打篮球，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对体育的爱好也伴随了他一生。
1929年，孙耀华考入金陵大学园艺系。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南京的大中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向政府请愿进行抗日，孙耀华被同学们推举为金陵大学义勇军大队长，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还在总统府门前静坐、绝食。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遭到当局不断地打压，1933年，还没有毕业的孙耀华，为了躲避特务的迫害，提前离校，和他的恋人赵庆洁一起到安徽一个十分偏僻的乡镇——巢湖洪家疃（张治中将军的故乡），在黄麓乡村师范学校里当教师，并在那里有了一个女儿。又是由于进行抗日宣传，1935年，孙耀华再次被勒令辞职，一家人到了昆山黄渡乡村师范学校。1937年5月，经张心一（中国银行农贷稽核）介绍，孙耀华进入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工作，担任负责向农村贷款的主任辅导员。在工作中，他结识了很多湖北的上层人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心一向孙耀华谈了培训农村合作指导员发动农民、用农贷资金支持打游击的想法。孙耀华和杨显东（湖北省建设厅棉花改良场场长）商议后，决心找共产党来领导此事。孙耀华的祖父与董必武熟识，孙耀华和杨显东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到了董必武。1937年11月上旬，董必武派孙耀华和杨显东到应城汤池，找原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应城实业家李范一，具体商量汤池训练班（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的筹办之事。12月中旬，陶铸受周恩来、董必武派遣，主持汤池训练班的实际领导工作，成立了训练委员会（5人），李范一为主任委员，陶铸为教务主任，许子威为总务委员，孙耀华和杨显东负责联络工作、筹措经费和在武汉招生。张心一和孙耀华从中国银行李范一从中国农民银行得到相当数额的贷款，杨显东从棉业改良场划拨了部分经费，许子威从自己在应城的实业里拿出一部分资金，石瑛、周苍柏（湖北银行家）个人各捐了数千元，保证了汤池训练班的正常开办。到武汉沦陷前，汤池训练班一共办了四期，学员600多人，培养了一批进行抗日战争的宝贵军政人才。后来国家主席李先念曾题词：“汤池是发动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武汉沦陷后，在董必武、张执一（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安排下，通过在第五战区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钱俊瑞，征得战区司令李宗仁的同意，于1938年12月成立“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陶铸为顾问），并任命孙耀华为应城县县长兼应城抗日游击队司令（副司令许子威，参谋长张文津）。在出任这个职务前，孙耀华在尚未沦陷的武汉，曾向周恩来提出回到党内的要求。周恩来告诉他，在党外发挥作用，要比在党内发挥的作用大得多。他听了后，再没有多说什么。
“应抗”是由应城地区的几支各派抗日武装合编的，司令部设在京山县丁家冲，最初有500多人。成立当月，就连续两次袭击日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队伍扩大到1000多人。1939年3月，“应抗”在公安砦伏击了日军的运输船队，毙伤日军20多人，打死了一个日本皇族成员，造成不小的轰动。“五一”前夜，“应抗”在陶铸指挥下，对日军占据的云梦县城发起猛攻，孙耀华等游击队领导人率先登上城墙，英勇冲杀。游击队全歼守敌，大获全胜，名震遐迩。然而不久以后，湖北省第三行政专署专员石毓灵在随县无故扣押了陶铸和孙耀华。在第二十二集团军特种工作总队副总队长郑绍文（中共地下党员）的周旋下，陶铸和孙耀华才得以脱身。其后，陶铸去了延安，孙耀华则在宜昌担任中国银行农贷主任，为鄂西党组织筹措经费。1940年，在中共鄂西北特委张执一的领导下，取得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孙耀华在宜都县古老背镇创办了“七七”棉织人员训练班，培养了200多抗战人员。后来，训练班被迫停办，孙耀华到广东、广西、重庆等地，在银行界担任要职，继续暗中为党组织提供金融服务，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以后，孙耀华在其老师、金陵大学教授章文才的推荐下，曾到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担任教务长、副教授。1947年受中共南方局张执一指派到上海，任职于行政院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任专员、科长等职务，负责进出口贸易。他结识了不少资本家，如做猪鬃进出口贸易生意的猪鬃大王、中国猪鬃公司的经理周松林、副经理宋廉一，新光司麦脱衬衫公司的总经理傅良骏、副总经理王莺，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上海纺织厂经理王芹荪，浙江嘉兴华丰、民丰造纸厂的经理竺培农等，其中不少是他在金陵大学的老师和同学。
外表上他和资本家一样，生活阔绰，出手大方，出入于锦江饭店和百乐门舞厅。他似乎手眼通天，不是坐着各种名牌轿车，就是由警备司令部的车子送回家，家里挂着蒋介石亲手签名的照片。实际上，孙耀华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和策反工作，如掩护中央银行金融管理局局长李立侠，临近解放时摆脱特务追捕，将中央银行金库的钥匙交到解放军手里；动员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高方、继任的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经济研究处处长夏晋熊等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说服新光衬衣厂、华丰、民丰造纸厂、上海纺织厂的老板等人不搬迁。他还去过一次香港，说服金城银行行长徐国懋，将已经迁往香港的部分工厂又迁回上海。孙耀华还利用得到的情报，通知即将遭逮捕的经济学家张锡昌及时转移。
上海解放不久，董必武让孙耀华协助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工作。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孙耀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对外贸易管理局顾问、新经济学会理事的工作，并且协助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中央银行，将原国民政府的输出入管理委员会转办为华东区对外贸易管理局。这段时间里，他和许涤新等为恢复和稳定上海的金融市场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3月，因为工作需要，孙耀华调往武汉，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当时李先念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陶铸是中共华南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张执一是中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部长，都是他熟悉的老领导。在他们的领导下，孙耀华利用其金融和外贸经验，为中南6省（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广东、广西）2市（武汉、广州）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期间的1951年，为了便于做武汉工商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他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民建武汉市副主任委员。1964年为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