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在的湖北省立高中，由于他热爱体育工作，执教严谨，爱护学生，师生关系历来十分融洽。赵紫阳、张执一、何功伟、黎智、密加凡等皆是他的学生。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之后，退居到鄂西恩施的曾子忱先后任湖北省乡村师范学校副教授、湖北农学院的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子忱从恩施返回武汉，任华中大学体育系教授。是旧中国为数不多的体育教授之一。
武汉解放后，曾子忱一直在华中师范学院任体育系教授直到退休。1957年4月武汉市网球协会成立时，曾子忱担任这个协会的副主席，并积极开展活动。
由于曾子忱教授在体育教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于是就有了他晚年3次退休的佳话。1973年，当曾子忱从湖北大冶北练山华中师范学院五七干校农场下放劳动落实政策回汉时，已年迈古稀，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便办了退休手续。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因多年未评职称，华中师范学院偌大的一个体育系竟无一位教授，这样公开招生总不妥吧，于是学院启用了曾子忱，恢复了他的在职教授的教书生活，几年后再一次光荣退休。两年后大学开始评聘职称。被受聘任华师大高级职称委员会委员的曾子忱，又被华中师范学院恢复教授职务，既当评委又带研究生。直到体育系里新评出的教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了，他才算真正退休了。退休后的曾子忱没有停歇，又利用退休后的时间，撰写了诸如《武汉地区中等学校早期体育概况》等一批回忆文章。
1986年，武汉市第十四中学举行校庆时，他作为抗战前教职员工中唯一还健在的老师被邀请参加校庆活动莅临现场。那天，几代老学生们请他们的曾老师坐上席，并送上一幅“硕果桃李满天下，德艺双馨冠人寰”的特大锦旗，以表对这位83岁老人体育教学事业的爱戴和崇敬。
致力于湖北早期的足球运动
曾子忱也是湖北最早的足球队的第一任教练。1928年冬，由各大、中学校体育教师组成的业余足球队，由曾子忱任队长，戈济武、蔡泽荫、张信乎等参加。队员中还有武汉大学的汤佩松教授，他们先后出战过湖南明德中学足球队、汉口博文中学队等等，皆获胜。他们是武汉足球史上的骄傲，当时正是这支业余足球队积极开展的足球运动才推动了武汉群众足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正当“而立”之年的曾子忱精力充沛，对足球和其他运动项目皆十分精通，且积极参与。1933年4月，为了参加全国足球分区赛，华中四省成立了选拔委员会，由湖北省教育厅出面具体负责，聘请曾子忱为选拔委员会主任，选委会成员中囊括了当时湖北体育精英和主要教学骨干，其中有在东亚体专时的老同学，华中大学的陈时校长，国师体育教师戈济武、黄叔衍等。以曾子忱先生为首的选拔班子成立后，计划由四省各派省队来参加选拔赛，结果湖南因故未到，只在安徽、江西、湖北三省队员中靠比赛来进行选拔，组成华中代表队，参加全国足球分区赛。最后华中代表队不敌开展足球活动较早的华东队。华中队在比赛中敢打敢拼，虽败犹荣。那时，从各地来的运动员已经能像如今一样，讲究体形训练，注重战术配合。代表们集中在武昌体育场训练一周，上午休息，下午训练两个多小时然后座谈，商量站位配合战术等诸多问题，也实属不易。
1934年春，为了参加第五届华中运动会，湖北省组织了体育代表团，曾子忱负责组建全省男子足球队，他通过层层比赛，选拔优秀球员，并亲自担任指导，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培训出一支较为出色的球队。这年5月在武昌湖北省立公共体育场举行的第5届华中运动会上，湖北男子足球队先后战胜安徽、湖南、江西男子足球队而获得冠军。
在指导足球运动在武汉地区蓬勃开展的同时，曾子忱不仅是教练员，也是参与者。在他足球运动生涯中，令他最值得回忆的一场比赛是1935年12月以他为队长的武汉耆老足球队与汉口租界里的西联足球队（英意联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展示出耆老队员们强烈的爱国心，凭着誓为中华民族争光的心态，耆老队自始自终都压着英意联队打，担任中锋的曾子忱在下半场踢进的一球为比赛奠定了胜局。
1931年成立的湖北教联足球队，也是曾子忱任队长和指导的。当年这支在武汉号称强队的足球队，一直坚持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才停止活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子忱率领湖北农业学院的师生们回到了武汉，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外，曾子忱和教联队的老朋友仅用24天的磨合练习，又恢复了昔日的雄姿。这时已经41岁的曾子忱教授，业余时间仍活跃在武汉地区的足球场上。在当时汉口的公安队、积健体育会的积健队，曾子忱教授或担任教练或自己操刀踢球。
张学良在武汉的体育教官
在曾子忱的人生经历中，有一件事情是他值得纪念的。那就是他曾有幸担任过爱国将领张学良的体育教官。
1934年3月—1935年10月，张学良将军在武汉先后担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受张学良将军的聘请，时任省立一中体育教师的曾子忱兼任武汉行营的体育教官。其主要任务是教张学良将军游泳和提高他打网球的技术，并在行营机关中开展体育教育活动，在张学良副官和身边工作人员中培养几位陪张学良打网球的陪打队伍。
在张学良身边作体育教官的曾子忱开始实在有点拘束，加上张学良的网球技艺也不差，使得曾子忱不敢点拨。哪知张学良是真想提高自己的球艺，他批评曾子忱讲客气“捧着我打，哄着我打，我请你来干什么呢？先生哪有打不过学生的。你是‘教师爷’，‘教师爷’就应该做‘教师爷’的事。你要是不动真格的教我。我就辞退你。”听了此言，曾子忱的顾虑消除了。于是曾子忱向张有章有法的讲述网球的理论和技术，并十分中肯的点拨张学良的“花拳绣腿”和不实用的动作，使得张学良的球技提高很快。
一年下来，在张学良幕僚中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陪练队伍水平也大大提高，令张学良十分满意，赞扬曾子忱是“张门的好教徒。”
一生支持革命追求进步
曾子忱夫人张述昭女士（1910—1968），是著名烈士孙炳文的外孙女。受舅父母的革命影响，她是四川南溪县第一个放足和第一个上学的女学生。她随大同乡赵一曼一起到重庆读书，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7年3月31日，张述昭参加打枪坝城墙广场上示威游行，被反动军阀用机关枪扫射，成为从血泊中跳墙逃生的幸存者之一。在反动军阀的通缉下，她逃到武汉，由孙炳文夫人任锐介绍在宋庆龄创办的军校女子班学习。宁汉分裂后，张述昭又逃往南京。曾子忱在夫人张述昭的影响下，一向支持革命，追求进步。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搭救过一些革命志士。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子忱对张执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副市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人早年的革命活动，给予了热情的支助。当时张执一在武昌水陆街歌笛湖私立武昌艺专学习时，艺专经费发生困难，受校长、著名国画家张肇铭先生之托，曾子忱来校义务承担体育课教学。解放后，张执一看望曾子忱时说：“其实，我们那时也知道你也大体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但您不动声色地支持我们罢课、游行。我们办壁报，刻传单也从不避着您，因为您是一个好人。绝不会背着我们干坏事，我们相信您。”
1938年2月，中共地下党员曹荻秋（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市长）在武汉参加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工作，任联络部长。曹在武昌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盯梢及追捕。曹、曾少年时曾结拜过兄弟。一天，曾子忱正在武昌昙华林中学的操场上上体育课。曹荻秋行色匆匆地来到操场，低声对曾子忱说：“四弟，我后面有‘尾巴’，你想办法让我躲一躲。”曾子忱灵机一动，即将操场上的学生分成两队，布置他们进行篮球比赛，自己则迅速脱下运动服与曹荻秋身上的大褂进行对换，然后骑着自行车搭着曹荻秋从学校侧门出去。他们前脚出门，就看见警车开进了昙华村。曾子忱带着曹荻秋穿街走巷，由千家街、紫阳路、杏花村最后到达王府井（今武昌解放路上段）一家小小的皮匠铺后院，这小小的庭院便是曾子忱的家。曹荻秋隐姓埋名在曾府住了两天。待风声过后，曾子忱给了曹荻秋30块大洋的路费，并带他乘小划子转道金口、纸坊，然后将曹荻秋送上了列车。曹荻秋后任中共鄂西北省委、豫鄂边省委宣传部部长。
曾子忱教授热爱共产党，一生都在追求进步。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学校西迁恩施，在大批的逃难人群中，他率领全校学生们从宜昌步行720华里跋山涉水到恩施，山高路险何其艰苦。抗战胜利后，他又带领农学院的学生从施宜大道徒步通过宜昌走回武汉。40年代前后的恩施，也不是世外桃源，随着一次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国民党特务活动无孔不入。对此，曾子忱先生一如既往对进步学生竭诚爱护。这是有口皆碑的。曾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的黎智同志，也曾在曾子忱的帮助下脱离国民党军警“虎口”的。那是1940年1月，黎智同志从建始高中毕业后，随即被中共鄂西特委派到位于恩施城郊金子坝的湖北农业专科学校（后改为湖北农学院）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刚上任的第二天，黎智在饭堂吃饭时，警觉地发现在建始高中的同学——反动三青团骨干分子两眼直盯着他，并和身边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嘀咕着，黎放下碗筷，起身疾走。但从金子坝到县城只有一条大道，走大道是非常容易被抓住的。情急之下，黎想起了热情待人的曾老师。他机智地甩掉敌人，拐到山后曾子忱老师家，曾子忱和家人还未吃饭。当曾听黎智简明扼要的介绍后，便顺手从锅里捞出几个熟苕，背起猎枪带上猎狗说：“我们打兔去”。在这位山间“业余猎人”曾子忱的带领下，两人抄小路，直接将黎送出金子坝。在曾子忱的指引下，黎智取道龙凤坝直奔来凤，摆脱了敌人的追捕。30年后，当黎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十分感慨地说：“1940年在恩施若不是曾子忱老师的帮助，我可能早就被捕甚至成为烈士了。”
曾子忱教授早年参加民主同盟，1948年又加入了农工民主党。省农学院的农工党组织为了更好地开展护产护校活动，成立了应变委员会，王一蛟、宋瞻骥被选为主任委员及秘书长，曾子忱被选为护产护校副总队长。当溃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他携全家去贵阳农学院工作并随后迁往台湾时，遭到先生的拒绝。应变组织内多是农工党员、进步学生，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有效地抵制了训导主任何清铭（时兼武昌市政府秘书长）将院部迁往桂林的阴谋。农工党员组织学生出面对何清铭进行说理斗争：“如果你们一定要走，只准搬走一块校牌”。师生员工团结一致抵制搬迁，农学院的图书、仪器、机械、乳牛及家具等均无损失，教职员工绝大多数留了下来。武汉解放后，曾子忱积极参与农工党湖北省支部活动，并担任了委员，为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湖北而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清理阶级队伍”，一些造反派对曾子忱在抗战后期在张治中将军任主任的夏令营中担任过体育组长产生怀疑，七审八审要求曾子忱承认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活动。曾子忱有口难辩。冥思苦想中，他忽然想起了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喻宜萱教授，当时在湖北恩施也参加过夏令营，喻宜萱任音乐组组长，夏之秋任副组长。当外调人员询问喻宜萱教授时，喻先生火了：“我跟你们讲过这是抗日宣传活动，你们不相信可以直接去找张治中将军好了，张将军在北京嘛！”外调人员无奈只有败兴而归。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找张治中将军问罪。1980年，当喻宜萱见着张治中谈起这件往事时，张治中对喻宜萱教授说：我邀请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曾子忱先生是我邀请的，我们夏令营纯粹是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根本不是反革命。
曾子忱以他平凡而充实的一生，促进了湖北省及武汉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作者：邓先海）
孙耀华——体育“老顽童”与传奇“老革命”
体育“老顽童”
1965年的一天晚上，汉口合作路灯光球场里人声鼎沸，欢声笑语不断。只见篮球场上，湖北青年女篮和市二十中男篮正在进行友谊比赛。而二十中男队员中有一个头发少许花白的壮年男子，不时高声喊叫同伴喂球给他，他一旦得球就迅速投篮，不管投中与否，都会引来满场的欢声笑语。观众们都在兴奋地议论着这个特殊的“运动员”——富有传奇色彩的体育“老顽童”、武汉市副市长（1954年担任）兼湖北省和武汉市体委主任、武汉体育学院院长孙耀华。
说他富有传奇色彩，是因为很多人都听说他是个“民主人士”，而这个民主人士似乎是个资本家，以前长期在银行界供职，与很多资本家往来密切，1951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个党派里绝大多数可都是工商业者；这个民主人士又似乎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前当过大学教授和教务长，1961年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这个党派里绝大多数可都是专家、教授。但大家看得最真切的是，他像个“老顽童”，总是出现在各种体育活动的运动场上，和青年人一起打篮球，和中年人一起打网球，和老年人一起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