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阮籍、嵇康开始，魏晋名士在生活中着意体现玄学的精神，形成中国历史上独特的“风流”文化。阮、嵇鄙薄当时虚伪的礼教，主张而且躬行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新生活，一时蔚然成风，天下士人群相仿效。名士风流固然瑕瑜互见，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千姿百态的自由心灵，仍然让人感觉美不胜收。一旦自由不羁，魏晋人的深情、真情，就在各种事物、各种场合上，喷薄而出。他们以虚灵的心，和外境相互感应，在山川草木、鸟兽禽鱼中，体验到自然之美和一种强烈的生命及宇宙意识。这种泛神论虽然没有获得理论表达，但名士们“任情”的作风弥补了《庄子》泛神论“重理轻情”的缺陷。
魏晋风流
“风流”是最捉摸的名词之一，要说明它就必须说出大量的含义，却又极难确切地翻译出来。虽然如此，这两个字也许还是提示出了一些自由自在的意味。
何晏、王弼之徒，开启了一代玄谈之风，然而正始年间，此类玄谈还仅见于较少的贵族沙龙，社会影响有限，而且口谈高妙，行止却绝少道家气象。何晏就是个登徒子，油头粉面，顾影自恋。当时的神鉴名家管辂说：“（何晏）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鬼幽者，为火所烧。”何晏色欲过度，虚劳成疾，就服食寒食散，妄想补精益气，治其劳伤体弊。但寒食散药性酷热，妄服虽可获一时神效，其实是饮鸩止渴。管辂所说的“鬼幽”，正是说何晏热毒内发，不能自安。
阮籍、嵇康促成了魏晋玄学的转折。阮籍与何、王不同，他不谈《论语》，而始作《达庄论》，把庄子的思想引入魏晋生活。由于庄学的浪漫气息实在远过于老学，阮籍的做法，对于玄风的扩展，其效应可想而知。阮、嵇二人，文学气质重于哲学气质，心思之缜密，不及何、王，对老庄的形而上学，没有多少发挥。但是他们心体广大，富于感性，在具体的生活中，真正落实了老庄的人生哲学，鄙弃礼教，崇尚自然。嵇康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这是一点不差的。用冯友兰的话说，阮籍、嵇康从老庄哲学中获得了“受用”。阮、嵇素有高名于世，他们与山涛、刘伶、王戎、向秀和阮咸一起交游，时称“竹林七贤”，虽人品、境界高下有别，但都不拘礼俗，任性不羁，“于时风誉扇于海内”。七贤之后，裴楷、乐广、王衍等继之，更形放荡越礼，号为“中朝名士”。晋室南渡，玄风也随之吹遍江南。
由此可见，阮、嵇而后，玄学扩散为一种社会风气，全面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魏晋的名士风流，你骂它虚妄矫情也好，骂它祸国殃民也好，它始终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夹在凝重庄严的汉唐精神之间，更显得熠熠生辉。书画、诗文、琴曲、寺院建筑、造像，无处不洋溢着魏晋的神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神韵源于自由的精神和洒脱的心灵，这恰恰是玄风无意间塑造的。因此讲魏晋玄学，只谈见诸文字的玄理，不谈名士们风流言行表现的玄风，那将不能一睹玄学全貌，而且简直就是买椟还珠，遗漏了玄学的精髓。对于一种人生哲学来说，一个躬行实践者赛过一打纸上谈兵者。
我们面临的困难在于，到底哪些人的哪些言行，才有资格代表魏晋风流呢？既是一代玄风，必然体现在众多士人身上，然而从史书和《世说新语》来看，魏晋名士人品可观者实在寥寥。这或许是我们的精神境界不够玄远，有时不免以礼教的规矩去衡量他们，但即使从他们倡导的老庄玄理来评价，仍然感到纭纭众名士，鲜有真正脱俗者。多数名士都有一种奇特的本领，能够把令人叹赏的妙举和令人作呕的丑行，惊异地集于一身，以致让人惘然不解：究竟哪个面目才是他的真面目？又或者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心灵：它不能以常理度之，任何单一的评判标准在它面前通通失效。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收集最能表现名士风流的言论行为，加以解释，然后说这就是“魏晋风流”，它代表了魏晋人曾经达到过的极高境界，至于是张三还是李四说的、做的，那就无关紧要了。
名士之称起于魏晋。名士之上乘，雅人深致，迁想妙得，隽语如珠，文采风流；其流于滥者，不过是“沽名钓誉之士”，好比半老徐娘扮二八少女，徒见其恶俗。《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恭这话大概揭穿了魏晋间不少“名士”的底细。明末王夫之感于国破之痛，对名士习气攻之不遗余力，说此辈酒肉溺志，嬉游荡情，争名竞利，纵其耳目声色之欲，浮华浅薄，矜夸傲僻，既无精湛之思，又无淡泊之操，于学术于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实名士正如君子，都代表了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人生理想。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也。”可见真君子是非常稀罕的，真名士也可遇不可求。王夫之既然不为伪君子、乡愿遍天下而责备于“君子”的理想，又何必为假名士的泛滥而迁怒于“名士”的境界呢？
以魏晋名士而论，固然有王戎、王衍、王澄这类妄人。王戎忝列“竹林七贤”之中，与世浮沉，无所匡救，贪财好货，聚敛之心良苦。王家的李子很好，王戎惟恐别人得到这个品种，抢了他的生意，卖李子之前，先把核钻坏。女儿出嫁（适裴頠），向他借了几万钱，回娘家时，这位父亲老脸很难看。女儿知趣，赶紧还钱，父亲这才慈祥地笑脸相向。王衍是“中朝名士”的领袖，后被石勒俘获，他自称“少无宦情，不豫世事”，还劝石勒称帝，希冀苟免一死。石勒反驳得非常痛快，他说道：“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王衍大节尚且有亏，细行更不待论。王澄到荆州做官，王衍等给他送行，见大树上有鹊巢。王澄竟脱掉衣巾，上树去取鹊子，捉下来逗弄不止。这真是丑角般的“老顽童”，倚老卖小，不是“风流”，却似“疯牛”。元康而后，这类“儿戏”的名士非常当令，无病呻吟，东施效颦，徒饰其纵恣之欲，真所谓“败义伤教”。
然而魏晋期间还有阮籍、嵇康、王羲之、张季鹰等人，心如朗月，情深意真，是寄形天地间，而不为天地所拘的自在人。阮籍胸中有块垒，激情荡漾，凭吊楚汉古战场时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邻近有个女子，才貌双全，未嫁而亡。阮籍与她父兄素不相识，却跑去哭丧，尽哀而返。美好之物，不必为我所有，其凋零都是可哀可感的事情。生当乱世，人命如草，阮籍为求自保，不得不与司马氏虚与委蛇，这可能就会使他胸中不平之气激荡更烈。嵇康可谓魏晋史上的天人，恬淡自守，至情至性，超迈旷达，他不像阮籍那样“口不臧否人物”，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山涛向司马氏荐举他做官，他立即与之绝交，说：“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这也正是孔子高足曾皙的志向，夫子还喟然赞叹。嵇康临刑，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其人格感召力可想而知。千载而下，犹使人想见“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超逸丰姿。
风流不能救国，但误国也未必是风流之罪。东晋明帝问丞相王导，前朝（西晋）是如何取得天下的。王导具陈司马懿“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等事。明帝说：“若如公言，晋祚安得长远！”不义取天下，也会失天下于不义。权力更替，国运兴衰，自有它的必然之势，区区几个名士，哪里转得动历史的巨轮！名士确实无用，然而他们的生活风范，本身就是极富美感的空灵的诗画，向我们传递着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
简约玄澹的风流精神，是物欲社会的一针解毒剂，当然不能像饭菜一样顿顿吃，它不能提倡，只可妙会，在悠然远想中，我们得以从滞重的物质生活中暂时潜逃出来。
名教和自然
“风流”来于“自然”，“自然”反对“名教”，“名教”则是儒家的古典的传统。魏晋的名士们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
阮籍、嵇康都是非薄名教而任自然的。“名教”就是以名为教，名即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用各种人伦名分教化人民，那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压迫性了。自然是人心人性的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统一整体。自然推崇自由，名教维持秩序。经过东汉末年的折腾，名教已经大失所望了，和嚣嚣乱世很不协调，在生存自由都没保障的情况下，人们转而追求心灵的自由。阮籍嫂子回娘家，他与之话别，有人拿“叔嫂不通问”的礼教嘲笑他，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居母丧期间，照常饮酒吃肉，有一次司马昭请客，何曾指责说：“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阮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然而阮、嵇之痛恨名教，不能不说与何曾之流大有关系。何曾是个“礼法之士”，是西晋所谓“三大孝”之一，和司马氏一样，是汉末豪族大地主出身，礼教是他们的传家宝，只是越传越腐朽，仅剩下些皮毛做摆设了。何曾性喜豪奢，侈泰无度，一天的餐费超过万钱，还说无处下箸，没什么可吃的！他为人外宽内忌，有个叫刘享的曾经弹劾他华侈，他就征辟刘享为属官，动辄因为小事加以杖责。贾充权倾朝野，何曾虽轻视他是庶族，但还是奴颜婢膝地逢迎他。儒家修身齐家的真精神，被何曾等人的酒肉排场腐蚀殆尽。阮、嵇反名教，其实反的是名教的僵尸，后世名教的复兴，正有待于首先清除这腐臭气。
非薄礼教，在汉末已显露端倪，阮籍、嵇康在理论上、行动上把它发扬光大了。父子关系是人伦大防，可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说：父亲对于儿子有什么亲啊？论其本意，不过是发泄自己性欲之结果；儿子和母亲又有什么关系呢？好比把一件东西放在瓶里，东西一出来，就和瓶子脱离关系了。曹操以此为名杀了孔融。阮籍也有惊人的言论。有一次官吏报告一条命案，是儿子杀母亲。阮籍诧异道：“嘿！杀父亲还说得过去，哪至于杀母亲呢？”闻者无不骇然。司马昭问：“杀父亲是罪大恶极的事，怎么说得过去？”阮籍说：“禽兽只认识母亲，不认识父亲。杀父亲是禽兽一类，杀母亲则禽兽不如。”普通人为礼法所缚，以为那一套都是天经地义的，惟孔、阮、嵇等人，器量深广，识见高远，方能明辨常人所受的拘执，率先冲决罗网。
嵇康对名教和自然的对立有一个概括的论述。他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儒家经典的主要教化功能，是在引导或压抑人的欲望，但人的欲望喜欢无拘无束，从心所欲才是得于自然。六经无助于自然，礼律有违于情欲。听任自然才能全性养真，仁义廉让只会破坏原有的和谐。
这里所谓“从欲”，据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最恰当的解释是“任从冲动”，纯任冲动而行，依照心里的最初念头，不做更多的理智算计。只管行动，不问后果，名教和各种世俗智虑，在这最初“一闪念”中，都是没有位置的。精神由此自得其乐，这种快乐，正是那些善感的名士最能妙赏的。钟会是司马氏党，魏灭蜀的功臣，他只听闻嵇康大名，但是却不曾谋面，就邀约了几个贤俊之士，一同前往拜访。嵇康有打铁的嗜好，钟会诸人到他家时，他正打得火热，由向秀给他拉风箱。嵇康一声不吭，旁若无人，扬槌不辍。钟会等悻悻然起身离去。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不愿意中断打铁的兴致而应酬钟会，这是“从欲为欢”。假如他多转一个念头，意识到钟会怠慢不得，就应当敷衍敷衍钟会，那不免又伤自然了。果然钟会怀恨在心，后来论断嵇康的罪状，说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不杀“无以清洁王道”。
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雪夜酌酒赏雪，忽然想念他的朋友戴安道。王子猷就连夜冒雪乘小船去戴家，因路途遥远，天明方至。他没进门没见人，又原路折回去了。别人很奇怪，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这可算“从欲”的经典例子了。
嵇康著《释私论》，以“无措”和“匿情”解释公与私，判定君子与小人，主张“越名任心”、“大道无违”。《释私论》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