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原是一介布衣，最终夺得九鼎建立了新王朝。他一上台就面临其统治合法性的问题。这也是汉初帝王为了巩固汉家王朝的统治而必须解决的问题。冯友兰认为，董仲舒的哲学正是迎合了汉初统治者这一政治要求而产生的，它解决了汉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确立了一整套维护汉王朝统治的政治、经济和伦理体系，为汉帝国的巩固与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为维护汉王朝的统治所采取的政治措施以及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天人感应论；三纲五常论；三统循环论；灾异论。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董仲舒的对策，不过是重新肯定武帝所行的罢黜百家的政策，再一次强调其重要性而已。董仲舒的历史任务，不在于制定这个政策，而在于给“六艺百科、孔子之术”以新的内容。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任何一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现代人耳熟能详的道理。不过自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皇帝，似乎还不具备预知两千年后革命哲学的“圣明”，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文字和言语的恐惧，远甚于对奴隶或农民的镰刀锄头。造反的镰刀锄头，用听话的刀剑就能轻易制服；但是要让书生的嘴成为皇帝专用的喉舌，书生的头惟皇帝之首是瞻，历代的诸位圣上虽然多有“制度创新”，从秦的“火坑”到清的“文字狱”，终究不能竟其全功。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接受了丞相李斯的建议，彻底推行法家思想，信奉“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而以圣贤之道为教、以有德之人为师的儒家，同诸子的其他门派，过去还相互诟骂，自鸣清高，突然之间统统被宣判为“邪教”而同遭取缔，沦为难兄难弟。秦始皇还规定：除了法家的书籍以及秦朝的史书之外，民间流通的一切史书、百家思想的著作，都要送交政府，像林则徐处理鸦片一样，一并火焚。为了杀一儆百、威慑民心，秦始皇还活埋了一批抗命的儒者，总算使那些乱嚼舌根的“长舌夫”噤口不言，不敢妄议朝政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的思想专制，以及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学者的或公开迫害或暗中羞辱，几乎被后来的各朝各代奉为治国宝典。不同的是秦始皇公开宣称信奉法家思想，而后来的封建帝王则缘饰儒家。
秦始皇原以为他已经收服了知识分子，可以高枕而卧，而他家的天下，也将万世不绝了。然而他刚去与兵马俑为伴，他的儿子龙榻犹未睡暖，天下就已经改姓刘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汉高祖刘邦，曾经拿儒者的帽子做尿壶，未必比秦始皇更尊敬书生。陆贾在他面前谈诗书，他用黑旋风李逵的口吻说：“爷爷我靠马上夺得天下，关诗书鸟事！”但是不管怎样，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百家著作此时又重见天日了，还伴随着思想的振荡以及理论的自由追索。汉朝的统治者虽然不赞成秦朝的极端措施，可是他们也感到，如果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还是要统一帝国内的思想，以防思想的自由浪涛冲垮了王朝的堤岸。他们初期也试行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与民休息，当然统治者内部法家式的倾轧还是闹得热火朝天。到汉武帝时，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尝试。这次采用的既不是黄老的思想，也不是法家的严刑苛法，而是被秦始皇唾弃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既是时势使然，也不可不归因于汉代大儒董仲舒的竭力标举。
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早年就研究《春秋》，在汉景帝时做过博士（官方讲授儒家经典的教师）。他曾多次晋谒武帝，面陈儒家治国之理念。公元前１３６年左右，董仲舒第三次觐见武帝。他在呈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意思是说，现在思想过于自由混乱，统治缺乏一个稳定的思想基础。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是只宣传儒家学说，弃绝其他理论的传播。武帝很欣赏他的建议，但当时武帝还年轻，撼不动朝廷内道家、法家和纵横家的势力，所以只能让董仲舒做江都相。直到太后窦氏去世，黄老一派大旗摧折，而汉武帝独揽大权，任用雅好儒术的田蚡为丞相，儒家的会旗才升格为汉家的国旗。冯友兰认为，董仲舒的对策，不过是重新肯定汉武帝所行的“罢黜百家”的政策，再一次强调其重要性而已。但董仲舒的历史任务，不在于制定这个政策，而在于给儒家的礼法规则（“六艺百科、孔子之术”）以新的内容。这个新内容就是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的结合，为儒家思想提供神学的合法性的基础。
儒家本来只是诸子百家中的平凡一员，现在蒙皇恩浩荡，主宰了皇家宣传部，少不得要为论证汉代统治合法性及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理论依据。但先秦孔孟儒家学说理论的世俗性很难论证平民身份的汉家王朝具有合法性，因为孔孟书中从来都反对平民通过暴力手段夺取贵族的统治大权。儒家要巩固这个新的地位，需要从其他对立的各家思想中择取有益的成分，从而使儒学与先秦的孔孟儒学有很大的不同。这在董仲舒那里，主要体现为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的联姻。阴阳家讲天人感应，而且天既是指自然之天，也指有意志之天。阴阳学与儒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儒家的政治理念由世俗政治上升为神学政治，为现实的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寻找到超越的神权基础。冯友兰认为，儒学的神学化，不仅奠定了儒家作为论证汉代世俗政治统治合理性的官方理论地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并防止了君主专制向极权主义的转化。因为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君主帝王虽然贵为天子，位居九五之尊，但在他头上还高悬着一个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天神。君主若在统治过程中违反天意，会受到高高在上的天神的无情惩治。
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而实施的措施，比起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要积极、温和得多，虽然两者的目的同样是统一整个帝国的思想，确立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汉朝的措施，不像秦朝的措施那样，绝对禁止除法家外的一切思想的传播，而是在确立儒家学说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前提下，有限地允许民间传播其他的各家思想。汉代已开始有限地实行考试制度，选拔官僚技术人才，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儒学的普及化与专制化。这种“宏观调控”和“舆论导引”的聪明手腕，历代统治阶级谁不会用？！好比一间铁屋子关满了人，谁也不阻止你从任何一道门出来，然而一道门通向沙漠，一道门通向深渊，一道门通向老虎窝，只有一道门通向金銮殿。你会做何选择？在这种专制的文化氛围下，中国文化尚能发展，不能不有赖于非常之人行非常之路。
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所要做的就是为当时的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理论的根据。照他的说法，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行为的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寻找。他采用了阴阳家的思想，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他把主要是来源于阴阳家的形上学的根据，与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
秦始皇用刑太甚，崇尚武功，致使秦王朝很快灰飞烟灭。汉王朝吸取秦亡的教训，重申孔子的以德治国，重德远刑，并以儒书决狱，来匡正律法严峻的弊病。但骨子眼里仍然对法家有所吸纳，离不了以法治国。但内用法家、外示儒术，其结果并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那种法是形而下的法，没有形而上的基础。形而下的法，是具体的律法条文，规定着行为的规则，但这些规则有什么合理性呢？人们为什么应当接受它们？它们是植根于人群的价值上的共识吗？一句话，法的形而上的基础何在？所谓法的形而上的基础，就像欧氏几何的公理一样，是人们认可的某些抽象的价值原则，比如仁爱或者公正之类。在古代，这种原则的确定性往往要上帝或神来给以担保，上帝、神被认为是保证律法公正的一个最根本、最神圣、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此外，由于标榜以德治国，最大的结果就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自己所谓的圣德明君的身份，凌驾于一切律法体制之上，成为拥有绝对自由、无限制的极权者，也成为律法规则的实际的基础。
为了给现行的律法提供形而上的基础，取消王权政治的绝对权威性，同时也为了论证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董仲舒提出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天人感应论”。董仲舒吸收阴阳家的思想，认为宇宙由阴阳五行构成，与阴阳家一样，董仲舒以木、火、金、水各主管四季的一季，四方的一方。木主管东方和春季，火主管南方和夏季，金主管西方和秋季，水主管北方和冬季。土主管中央并且扶助木、火、金、水。四时变换用阴阳的运行来解释。阴阳的盛衰遵循固定的轨道，轨道是经过四方的圆圈。阳初盛的时候，它就去扶助东方的木，形成了春。阳全盛的时候，它就去南方扶助火，形成了夏。但是根据物极必反的宇宙规律，当阳盛极而衰的时候，阴就同时开始盛了。阴初盛的时候，它到东方扶助金，形成了秋。阴极盛的时候，它到北方扶助水，形成了冬。阴盛极而衰，阳同时开始盛，于是又有新的循环。所以四季变化来自于阴阳的盛衰，四季循环实际是阴阳循环。按董仲舒的说法，阳的一面体现了天的美德，而阴的一面则体现了天的刑罚。所以在春、夏、秋三季，阳气初盛、全盛、初衰之时，万物得以生长。而冬季阴气全盛之时，则万物因之而死亡。董仲舒认为，“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与人类社会任德不任刑非常相似；此外，天有阴阳，则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的情绪表现也非常类似。所以董仲舒认为，天与人相类，无论在肉体方面（就天与人的阴阳五行的构造上）还是在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
战国时代的阴阳家认为，凡同类的东西，是可以互相感应的。这一说法原本很成问题，不妨回想一下惠施关于“同异”之辨（参看本书第五章）。举例来说，男人和女人都属于人这一大类，照此原理他们可以交感。然而就小类而言，男女有别，古代的男人不把妇女当人看，现代的女性主义者也颇以为男人不是东西，可是在诸多事务上，男女感应似乎比男男感应更引人愉悦。同类相应，异类也相应，这种判断有什么意义呢？董仲舒不理会这些难点，依旧附和这一思想。他说：“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牛应之。……物故以类相召也。”这是说，物类相感，不是由于鬼神支配，而是一种自然的感应。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既然天人同类，所认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他说：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应之而起。天人感应，所以天人也是互相影响的。天有春、夏、秋、冬，暖、清、寒、暑，人有喜、怒、哀、乐，庆、赏、罚、刑。四时运行不当，则岁凶；人喜怒赏罚不当，则世乱，——不仅世乱，而且会“损益阴阳之气，摇荡四海之内”，使天地之化伤，自然灾害起。人如果喜怒赏罚得当，也会使自然界寒暑得时，风调雨顺。这就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学说。这种学说表面上是提高了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实则仅使“天子”尊崇起来。“天子”是阴阳之气所钟，能量大，可以翻云覆雨，普通老百姓虽然也“与天相类”，但充其量算是“天”的私生子，没有继承权的，行善作恶、要死要活，都激动不了阴阳的浩大之气。
董仲舒曾长期研究《春秋》，信奉《公羊春秋》所讲的微言大义，而天人关系正是《公羊春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主要是来自于此。《公羊春秋》相传是为公羊高所做，是注解《春秋》的一部书。据这一派的人说，孔子作《春秋》的时候，写下了许多微言大义，曲折地表达了孔子的判断，这些判断之中有许多非常可怪之论，不敢用笔写出来，只是口耳相传，以避当时的政治迫害。一直传到公羊高，这才形诸文字，称为《春秋公羊传》。在这些非常可怪之论中，有一条是孔丘受天命为王。据说，孔丘作《春秋》时，已经不是平民，而是一个新受命的王。照这派的说法，凡是一个新王受命，天都要发出一种信号，称为“受命之符”。孔丘也有他的受命之符，那就是“西狩获麟”。《春秋》上记载，鲁哀公十四年，鲁国一个砍柴的人打死了一只怪兽，据说这种兽就是麟。于是，公羊家附会说，“西狩获麟”是一件大事，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中国有王者了。可惜麟刚一出现就丢了性命，可见这个王并不是一个事实上的王，只是“素王”。但是孔丘心知肚明，这是他的“受命之符”，所以作《春秋》，以寄托他的“一王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