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我曾是逍遥自在的牧羊人，后来成为无忧无虑的读书郎。我从乡村走进城市，我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都市牧羊人，不过，我放牧的不是羊群，而是笔下的文字。
小时候，家中有农活时，父亲总是让我去放羊，他在田里干活。做替补放牧员的时间长了，我的农活也就干得不太地道。于是，寒暑假中，在农活与放羊之间，我总是要选择放羊棍。上小学期间，我曾辍学牧羊一年多。这颇有点不可思议。同龄的孩子无论如何也不愿干那种赶着羊群熬日头的日子。在我看来，虽然干农活中午可以回来吃顿热饭，小憩片刻，但绝对没有放羊自由，于是抄起放羊棍，背上收音机，带上书和笛子放羊去。在我看来，放羊比干农活的好处在于可以看书。大概是因为要看书，更主要的是掌握了羊的习性，我放羊的风格有点大手笔：羊出门了，人还在家中，人回家了，羊还在野外。当然，因为看书，我的羊群时常跑进庄稼地，我不但被别人骂，回家后还要挨父母斥责。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我的好评，村里人都说我将来一定能承父亲衣钵，当个好羊把式。
那时候家乡的草场不错，因为草好，羊吃得专心，所以很少四处乱跑，放起羊也省事。我一个人放二三百只羊，觉得挺轻松。前些年，过度放牧已使宁蒙草原上的草场急剧退化，草原的退化使内蒙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慷慨了，宁蒙双方的牧民因为草场问题，多次发生纠纷，甚至殴斗。后来，双方严格地以长城划分地界，父亲再也不能越过长城自由放牧了。因为找不到好草吃，羊只在光秃秃的黄土地上疲于奔命，甚至把草根都啃没了。此时，放羊已不再有诗意。
由于白天羊儿在外面吃不饱，晚上回来还得加料喂草，养羊不但辛苦，而且成本很高。父亲说，我的羊是没法养了。盐池县全面禁牧，我家的羊已不成群了，它们都被赶进了羊圈。禁牧无疑是好事，但对放了一辈子羊的父亲来说，颇不愿接受。我倒觉得这是个最能让他扔掉放羊棍的时候，然而，父亲做不到。
大概是因为对草原的感情太深，对那与盐池人生命息息相关的甘草和滩羊我始终心怀敬畏。儿时，甘草榔头、绵骚胡角在我们穷孩子眼睛里似乎能直接将其货币化。绵骚胡的一对角在我记忆中的定价是三毛二。上小学时，我整天琢磨着卖个胎羊羔皮、羊胡子、羊尾巴、羊骨头、羊角等，因为这类零碎的东西的钱归我支配，所以积极性较高。大概是因为童年这种烙印太深，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常常做这样的梦：一是梦见自己发现了一窝好甘草，拼命地从坑子里往外甩榔头，那种兴奋无以言表；二是梦见水草丰茂的草原和膘肥体壮的群羊。我一直将之归结为某种情结。而且我不止一次地验证，只要羊出现在梦里，那是大大的吉梦。有一次我梦见自己的羊群跑进了银川光明广场的草坪，急出了一身大汗，最终也没有赶出。这与其说是某种心理遗症，还不如说是某种情结。
当无法走出旧时的记忆，我倒乐于手中的放羊棍变成笔，做个都市“牧羊人”。应该说，在这个城市，我依然是个“牧羊人”，我手拿拙笔，放牧着文字。写作于我而言，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它不仅给了我自信，也给了我力量；它让我以自己的方式干预生活，干预社会。阅读与写作是我最初的梦想，多年来我理性地坚持。我时常庆幸，在这个浮薄的尘寰中我还没有迷失自己，找到了水草丰美的心灵牧场，那是神奇瑰丽的精神家园。关于写作，对我而言，有关故乡故土的文字最前沿、最亲切。
200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