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后，常吉庆主任点着了一根烟对我说：“小段，我给你讲一件30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把你从一建公司调到建委来，这中间除了你的工作能力外，其中还有一种报恩的思想。”我听了感到莫名其妙，追问常吉庆主任是怎么回事。他沉思了一会儿，叙述了3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原来在解放后，我父亲在磁窑堡任六区区委书记时，一次县长丁子齐下基层检查工作。那时没有车辆，路也不好走，他骑着一匹黑马，两名政府干事都背着包跟着，从灵武城出发，一直向磁窑堡地区走去，其中一个干事就是常吉庆。常吉庆那时才16岁，是从伪政府接管过来的小科员。他年龄小，但很聪明、精干。他跟着丁子齐县长出发后，一路上也许太寂寞了，加上年纪小，对什么都感到好奇，就边走边将身上背的小马枪捣鼓起来，谁知不知怎么搞的，子弹上了膛，砰的一枪，将丁子齐县长头上戴的毡帽打了下来。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如果枪口再低一寸，就要了丁县长的命。丁县长大怒，跳下马来，命令另一位干事用马缰绳将常吉庆绑了起来。他们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天擦黑才到了六区。丁县长很疲劳，躺在炕上，让区上干部赶紧做点饭吃。我父亲看到他们来时还捆着一个小孩，问怎么回事。丁县长说：“小狗贼，一枪差点把老子打死，帽子都给我打了个窟窿。你审问清楚，他是不是坏人，要是坏人，毙了算了。”父亲听后，将常吉庆带到另一个房间，让区上的干部给常吉庆松了绑，并亲自问了详细情况。常吉庆这时吓得不知所措，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好。经过仔细询问，父亲了解到这件事是常吉庆贪玩好奇所致，他并不是有什么背景的坏人，更不是故意的。父亲给丁县长讲清了缘由，又让常吉庆到丁县长跟前说明了情况。这两位老区干部商量了一下，以宽宏大量的方式解决了这件事。当时宁夏刚解放，形势很复杂，如果是粗枝大叶处理问题，常吉庆的后果就非常严重了。这件事给常吉庆留下的印象极深，虽过去多少年了，但他仍记得非常清楚。几十年过去了，他还念叨着这件事。我记得从吴忠开会回来后，讲给父亲听，父亲淡淡地一笑：“办啥事，都得细心一点。他当时是个小娃娃，谅他也不是刺杀老区干部的坏人。一条人命呢，不细心哪能行。”从父亲的脸上，我读到的是严肃和慈祥。
1950年土改后，新建立的人民政府鼓励农民搞生产，发展经济。到了5月份，麦子特别需要水，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地却淌不上水，为此人心惶惶。为了迅速解决此事，安定人心，县上将我父亲抽调到农场渠工地上负责修渠。父亲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出现在工地，他和农民一道抢时间、抓质量，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好了渠，让农民的庄稼地按时淌上了水。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惊动了县委和二区区委。6月5日，二区干事张忠贤在一面墙上发现了“彻底执行反革命条例”的标语，他立刻将此事报告给我父亲。当时灵武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开始，这一条内容非常反动的标语的出现，使这个地区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父亲赶到现场后沉思了一会儿，立即揭下了标语。经反复调查，父亲搞清了事情的缘由。标语是初小教师马宪写的。区干事张玉铜到县委办事，回来时将县委宣传部发的镇反标语用复写纸誊写，由于他一时粗心，书写时不小心在“执行”后面漏掉了“惩治”这两个字。马宪照着写的时候也未细看，就将这幅错标语写好贴到了墙上。了解情况后，父亲向县上领导如实地汇报，他又和何其廉、李占彪两同志商量，给县委详细地写了事情的经过，没有轻率地按反革命事件去处理当事人。县委也同意了这种意见，仅对当事人进行了通报批评，并让他们作了检讨。在刚解放的灵武，在当时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这件事情影响很大，群众议论也多，但父亲处理时认真缜密，实事求是，得到了二区干部的一致好评。
在父亲当区长时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时是供给制，区上的干部穿的衣服都非常破烂，特别是冬天，一些干部穿着破旧的单袜子，有的人鞋烂得都穿不住了。许多同志的脚冻得红肿，走路一瘸一拐。有一天晚上，一位区干事在炕洞边烤着山芋，用熟山芋抹在脚后跟的冻伤上，以减轻疼痛。父亲看到后心情极为沉重。第二天，父亲和区上几个干部商量了一下，决定用区上收缴地主的几十块银元给区干事每人买一双棉鞋。办了这件事后，同志们都非常感激。谁知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是一种贪污行为，就将父亲上告到县上。后来，县上经过认真调查，认为给同志们买棉鞋是事实，但这是集体决定的，父亲并没有将公款挪为己用，这件事才算了结。虽然父亲受了几个月委屈，但他认为只要给大家办了事，受一点委屈也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六区辖地覆盖面很大，干部们下基层工作时没有交通工具，要走很多路，爬很多山，非常艰苦。父亲夜以继日地工作，饥一顿饱一顿，身体状况非常差，他的胃病就是那时落下的。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组织上决定将我母亲接来照料父亲。区政府派干事肖金贵赶上牲口去陕西定边高天梁将我母亲接来。母亲到灵武后，父亲的生活有了规律，他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给父亲当过通讯员的马寿、张忠宇、张富都讲过父亲当年的情况。他时常穿一身灰军装，出门打着裹腿，腰间佩带着一枝手枪，既威风又干练。他工作雷厉风行，走到哪里办完事，让通讯员马一拉就走。他处理一些问题敏捷快速，毫不拖泥带水，他对区政府的同志们既关心也严厉。他的工作作风和为人处事，给下属和群众留下的影响非常深。父亲对家属要求很严，告诉家人生活要朴素、勤俭，平时不得到处乱走，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不能到区上干部灶上就餐，搞特殊化。他说到做到，给六区干部作出了表率。
20世纪50年代，灵武成立供销合作社，办起了铁业、修理、木器等集体企业。为了加强税务方面的工作，县上任命父亲为县税务局局长，从此一副新的工作担子又压在了父亲的肩上。税务局那时设在现在的东大街，是一个四合院，父亲和母亲住在后院的两间小房内。为了工作方便，组织上给父亲配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父亲学会骑自行车后，每天和同事们下乡征税，路走得更远了，新华桥、梧桐树、石沟驿，很多公社他经常下去，有时一星期也回不了家。由于自行车上没有包链，裤角容易被自行车链子搅住，每次下乡时父亲总把右腿的裤子塞在袜筒里。这种情景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我们懂事后，还学着父亲的样子，骑自行车时将裤角绑住，口里说着：“走公社。”
50年代末，全国形势都已稳定，县上决定将干部佩备的枪支全部收回。那天，县上来了两人到税务局我父亲的办公室，将县委的决定给我父亲念了一遍。父亲听了一声不吭，过了很久，让那两位同志先走了。听我母亲讲，父亲晚上找了一块油布，用布子将那支他使用了多年的手枪擦了一遍又一遍，枪在油灯下闪着幽幽的蓝光。父亲将枪放在枕头下，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下午，那两位干部又来到税务局，父亲当着那两位干部的面，细心地将枪又擦了一遍，然后叮咛了一句：“经常擦一擦，别生了锈。”说完，父亲放下枪拔腿而出。那一天下午父亲没吃饭，晚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那支跟随了父亲十几年，历经了血雨腥风的战斗，中共定边县委书记郝玉山亲自奖给父亲的枪就这样离开了父亲。
枪被收走了，父亲很快调整了情绪，还是那么一股干劲，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工作中。有时为了征收一笔税，他亲自深入到每个公社，苦口婆心地做工作，一遍做不通就两三遍地做，直到完成任务。税务局办公室主任朱璠在世的时候，对父亲的工作作风很敬佩，他说：“不愧是陕北三边过来的干部，干起工作来一丝不苟，从不知疲倦。”这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话。
50年代灵武举办物资交流大会，父亲任总指挥。这是灵武解放后第一个物资交流大会。为了开好这个会，安全、运输、场务、保卫、货物组织、营业网点，父亲都得统筹安排。有时为了一个细节，父亲连夜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进行研究。父亲经常实地查看，对于一些摊点的纠纷亲自过问，细心地做工作，化解矛盾。他深入细致地工作，精心组织，一丝不苟，使这次物资交流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得到了组织的好评和群众的肯定。交流会结束后，税务局的干部在一起聚餐，疲惫至极的父亲给大家敬完酒后，竟在会议室拐角的一张椅子上静悄悄地睡着了，他太劳累了。大家怕惊扰疲惫不堪的父亲，再没有大声喧哗，悄悄地给父亲盖上衣服离去了。父亲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令唐玉、朱贵这些跟随他多年的下属们极为佩服。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唐玉、朱贵等老同志和我聊起来，对父亲仍赞不绝口。
风饕雪虐，难移对党的忠诚1957年，父亲在吴忠自治州学习，当时提倡大鸣大放，号召党员、干部给上级提意见，转变工作作风。经过一些领导的反复动员后，父亲针对当时灵武县委存在一些宗派主义倾向，给一些领导实事求是地提了两条意见。
一是县上要纠正存在的宗派主义现象；二是公安机关对在押犯人不得体罚，不能动用一些旧社会用过的刑具。按照现在的观点看，这是一种合理化的意见，但就是这两条意见，触动了那时一些当权者的神经，给父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县上有些领导泄私愤、图报复，很快使父亲和一些提意见的同志都陷入了黑沉沉的泥潭。父亲开始受到批判，没有了人身自由。父亲那些天的情绪极为低沉，他始终想不通，并联想到1942年延安时期的整风。那时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所以党内民主气氛十分浓厚。
为什么才过了十几年这些道理和原则就成了空话，就被人践踏、曲解？为什么自己提上两条意见，就不得了了？这符合党的原则和作风吗？因此，别人越批判，父亲的抵触情绪越大，思想上越想不通。有一天，一位领导在会上又批评父亲，耿直的父亲实在气愤不过说：“我又不是文人，老子是从枪炮中走出来的，说话不会咬文嚼字，更不会舞文弄墨！”在别人的批评声中，父亲更火了，索性骂了起来：“你们想咋办就咋办，反正是老牛力尽刀尖死，保国忠良无下场，大不了回家放羊去！”看到父亲强硬的态度，个别领导人私下唆使一帮人变着法整父亲。一次次批斗，一次次逼压，很快父亲失去了职务，失去了党籍，成为了一般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但是，父亲并没有倒下去，仍旧怀着对党的一颗忠心。他相信党，相信总会有一天冤案会昭雪的。他被指派到最艰苦、最难干的第一线去征税。父亲把痛苦、委屈埋在心底，仍勤勤恳恳地工作，而且想尽一切办法做好，他完成的税务征额数在全局最高。哪里工作艰苦，税难征，父亲就到哪里。父亲十分认真地工作，使局里很多干事仍旧对他非常尊重，在生活上也时常关心着他，使他感受到了同志之间的温暖。“文革”开始后，耿直的父亲由于不善于溜须拍马，不善于投机钻营，被下放在灵武北沙窝林场劳动。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凄凉悲惨的岁月，他先是清理厕所，后去喂猪，去林场最远的地方看林。他居住在透风、不挡寒的小泥屋里，每天行走几十里看林，常常一天吃不上饭，晚上还要挨批斗。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父亲还是坚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用了很长时间，写着一封封上诉书，寄向各级党组织，甚至寄给他在延安学习时的老首长，请求得到支持。谁知寄信的事被人知道，个别领导出于个人卑劣的动机，非让他交出底稿。但底稿早被不识字的母亲当废纸烧了，父亲怎么也找不到，干脆到干校找到负责人说底稿被烧了。父亲冷冰冰的态度，更加激怒了这位负责人。在他的指示下，一些人变本加厉地攻击父亲、批斗父亲。数九天，让他去西门的湖里割芦苇，去清理臭气熏天的公用厕所。那几日，父亲的脸上似乎又刻上了很多深深的皱纹。
在北沙窝林场，父亲经受的打击一个接一个。他白天挨斗，晚上回到树林边的房子里，还要看护树木。即便身处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父亲仍认真地工作着。他早上起来沿林子转个遍，生怕附近的农民砍树、割柳条，而且天天如此，没有一天脱过空。我放暑假时，曾去给父亲作伴，常见父亲抽着旱烟，静静地坐在树阴下沉思，不知是在思念着过去的战斗岁月，还是想着今日这种状况什么时候结束。有时父亲表情非常冷峻、严肃，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直到父亲平反后，通过和父亲的一次谈话，我才明白父亲那时想的是什么。父亲说当时他曾经想一死了之，用结束生命和屈辱、不平抗争。父亲告诉我，一天晚上挨批斗后，他实在不愿意活下去了。静寂的夜晚，只有风吹着树枝发出“嗖嗖”的声音，他找了条绳子，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临死前又想回家看最后一眼。他步行了几里路，回到家已是深夜。他看到我和二哥已熟睡，他用手摸摸两个儿子毛茸茸的脑瓜，心顿时如刀割一般。他想，如果自己死了，两个儿子怎么办？谁养活他们？自己半辈子的戎马生涯，对党是忠诚的，为推翻旧社会是流过血、流过汗的，回想自己走过的路是清白的，为什么要死，死后别人会怎么评价？父亲又想了很多。他逐渐在痛苦中冷静下来，他决定活下去，坚定地走下去。他学着锥鞋、补鞋，利用空闲给我们织毛袜子、挖苦苦菜，用火盆的炭火给我们爆玉米花。他写信给老家的大伯，让想办法送点炒面、燕麦等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