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父亲去世的日子，清晨，我立于父亲的遗像前，看着父亲慈祥的微笑、亲切的面容、坚定的神态，我的眸子湿润了，不由得浮想起他几十年的养育之恩和他走过的曲曲弯弯的道路。在他荣辱交加的一生里，融会着很多艰辛和动人的故事，他的情、他的爱，构建出令我们自豪和幸福的精神世界，成为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永远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如今回想起很多往事，泪水又忍不住地流下来。夜晚，坐于灯下，我将父亲一生中的一些故事串联起来。它们璀璨明亮，折射出艳丽夺目的光彩，令我久久难以平静。
从放羊娃到自卫军营长父亲1916年5月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村。那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非常贫瘠。听老年人说，神木在20世纪40年代前是陕西省最贫穷最艰苦的地方。在神木的县志记载中，1916年是兵荒马乱、天旱地裂、庄稼枯死、颗粒无收的灾年。老百姓为了我心中的那座大山求生，大批大批外逃。
我的爷爷段宽余、奶奶段杨氏原本在大保当段家母河沟守着几亩薄地。这一年，由于家里人多，实在活不下去，爷爷、奶奶一狠心，背上行李，带上家人背井离乡，以找个活路。听别人讲，西边有水，而且收成不错，所以离开神木后，一家人艰难跋涉，沿路讨饭向西行走。走了几日，到了定边县境内，天气有了变化，阴云密布，大风劲吹。爷爷看到家中孩子多，实在带不动最小的孩子了，就让奶奶将幼小的父亲放在路边，希望能遇上好心人把他收养。奶奶将父亲放到路边后，忽然阴霾中雷鸣电闪。在闪电中，父亲圆圆的、黑黑的眼睛那么亮那么明，奶奶的心颤抖了起来，泪水不停地往下滴落，她弯下腰一把又将我父亲抱在怀里，再也舍不得放下了。就这样，经过一次生死离别，父亲又重新回到爷爷奶奶的怀里。大雨过后，爷爷、奶奶一家忍着饥饿，忍受着一路上的屈辱，继续向西走。到了定边县吕家水一带，爷爷和家人停了下来。这里地势较为平缓，因雨水充沛，山地草很绿，爷爷和奶奶一商量，决定在这里呆一段时间。于是，爷爷、我的大爹段世成、二爹段世荣、三爹段世忠开始给地主干活以养活一家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贫苦乡邻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决定在定边的白泥井定居下来。给别人当了几年长工，爷爷、奶奶熟悉了这里的环境，不久又转移到高天梁一带继续给人当长工。数年过去，转眼父亲长成了少年，为了生存他开始给地主放羊。他的童年是在皮鞭和责骂声中长大的。有一次丢了一只羊，父亲惊恐地站在地主面前，浑身被皮鞭抽得到处是伤。还有一次，地主的儿子用几枚铜钱哄骗着父亲吃老颧头（一种含毒的草果），父亲吃后呕吐不止，几天下来人都虚脱了，幸亏我奶奶精心护理，才转危为安。备受欺辱的父亲思索着，为什么穷人的命就这么苦？什么时候才是穷人的出头之日？有一天放羊时，父亲在一个很深的山坳里看到一丛丛茂密的山丹丹花那么红艳艳地开着，父亲的眸子一下子闪亮起来。前几日他听人说陕北一些地方已经“闹红”，刘志丹、谢子长领导贫苦的农民斗地主、杀恶霸，受到穷人的拥护。父亲想到这里，眼前一亮，他心一横，把羊鞭向远处扔去，“不干了，老子当红军去了！”父亲自幼性格刚强，雷厉风行，说走就走。
他离开家乡后向吴旗一带走去。一路上，他忍着饥饿，风餐露宿，不知吃了多少苦，走了多少路，遇上了多少麻烦事，才终于在吴旗一带找到了红军队伍。父亲向红军诉说了自己的家史和受欺辱的苦衷，并强烈要求当红军。经过再三请求，父亲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自此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是1936年10月的事了。
当了红军后，才十几岁的父亲感到极为振奋。在革命队伍里他受到尊重，得到了呵护，有人教他识字，有人给他缝补衣裳。更重要的是，在革命队伍里，他懂得了很多道理。父亲有灵气、有毅力，各方面进步很快，第二年7月，他经保安大队长冯山海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先锋队的战士。
1941年3月，入伍4年的父亲已是陕北红军保安司令部二连四班的班长了。一天，齐玉川参谋长将父亲叫去，命令他和另一位战士高增元一起到延安去学习测绘。父亲听后既高兴又忧虑，高兴的是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又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住的地方，去延安这是多少革命战士的心愿；忧虑的是，自己是放羊娃出身，不识多少字，文化水平很低，怎么去学习测绘呢？齐玉川参谋长看到父亲一声不吭，猜测到了父亲的想法。他让父亲坐下来，亲切地说：“段世耀同志，不要有畏难情绪，你看我们这些红军战士哪个不是扛长工、打短工出身，是这个社会不让我们活下去，我们才扛起枪。你去学习文化基础差，这是困难，但别怕，不会就慢慢学。你很年轻，要努力学习，掌握一些本领，将来我们还要干更大的事呢。”齐玉川参谋长的话让父亲鼓起了学习的勇气。第三天，父亲和高增元带上介绍信，背上铺盖出发了。从吴旗到延安，全是山路，十分难走。父亲和高增元出发后，披星戴月，不停地赶路，走了几百里才到了延安。父亲这批学员有70多人，全是从各部队抽调来的骨干。父亲被编在定边警备区第三旅，每天都到宝塔山下的学校去上课，主要学习军事测绘。学习任务很重，除了学习军事测绘外，每天还学习算术、政治及其他文化课，学校有时还组织他们到甘泉、富县一带进行现场测绘。学习期间，对父亲一生影响最深、令他最难忘的是聆听过毛主席、朱总司令、贺龙司令员、贺晋年旅长的讲话。他们的讲话给父亲留下的印象很深。贺晋年是父亲所在旅的旅长，他个头很高，长得很魁梧，对待部下很谦和。父亲一次生病去看医生，路遇贺晋年旅长，他很亲切地询问病情，关照父亲抓紧治，并给测绘学校的领导打了招呼，让他们给父亲准假以便休息治疗。多少年过去了，贺晋年将军的说话神态和对他的关怀，在父亲的记忆中还是那么深。
学习快结束了，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和学习太刻苦的原因，一天，父亲和班里的战士去清凉山的山坳里打柴时昏倒了，他被同班战士背了回来，他不停地打摆子、发高烧。警三旅的医生赶来后，初步诊断是伤寒。那时医疗条件很差，几天里，父亲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号脉时感到父亲的脉搏极弱，认为病人已经不行了。同班的战士给父亲理了发，换上了新衣服，将他放在一间破窑洞的炕上。部队首长闻讯后亲自赶来，他摸了摸父亲的额头，叹息说：“太可惜了，这么个好小伙子。”由于战事较紧，部队不久就开走了。几天里，父亲始终处于昏迷中，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窑洞里。他的生命很微弱，但仍在不停地和死神抗争着。第五天，奇迹出现了，一阵阵清淡的花香飘进这间窑洞，父亲的神智慢慢恢复，他使劲睁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发现是清凉山荞麦花发出的清香。父亲从炕上慢慢地爬了下来，一直爬到门口。一阵阵阳光在父亲的眼中是那么灿烂，一缕缕荞麦花的清香使父亲的血脉里又有了活力。慢慢地他感到身体有了一丝力气，他开始爬行，一步一步，他终于靠毅力、靠信心战胜了死神。数天后，他终于恢复了健康，重新回到了战友们中间。
经过延安的学习和战斗的锤炼，父亲逐渐成长起来。后来，他在陕北三边担任了自卫军营长。那些年，盐池西北一带为国民党马鸿逵部所驻扎，马鸿逵部和三边八路军经常发生摩擦，拉锯战时有发生。马匪和父亲带领的定边自卫营打起仗来，没有一次马鸿逵的部队是不吃亏的。由于父亲从小在这一带生活，地理环境熟，百姓拥护，所以和马匪兵打起仗来，可以说是灵活机动，得心应手。一次部队接到情报，敌人的一支骑兵分队闯入定边砖井后，为非作歹，无恶不作。闻讯后父亲带着20多人迅速赶往砖井，经过激战，在崖畔上将这股土匪堵在窑洞里，父亲命令他们投降。沉默了一会儿，敌骑兵扔出一支枪，父亲和战士们从崖畔上跳了下去。突然，一个大个子土匪冲出窑门向父亲打了一枪，身体敏捷的父亲向旁边的石碾子上一躲，才没有被打中。这时父亲略加思索，大声喊道：“一排从左边进攻，二排从右边进攻！”同时，命令几个战士将一捆捆糜草扔在窑洞口，大声喊着：“再不投降就烧死你们。”面对这样的攻势，敌人的骑兵才将12支枪扔出来，举着手走出窑洞。父亲命令战士将刚才抵抗开枪的大个子敌班长用黑牛毛绳子捆了起来，把这些敌人一起押到保安司令部。因为这次战斗中的突出表现，父亲荣立了二等功。20世纪70年代，我曾拿着父亲的转业证，看见后面清楚地有着荣立二等功的记载。我问父亲这次战斗的经过，父亲那时已被政治运动摧残得麻木憔悴，他慢慢地摇着头，脸上的表情那么凄凉，说：“唉，那时哪能想到自己哟。”后来转业证换成了新的，我曾去县武装部找那本旧转业证，但他们说，所有的旧转业证早已全部移交给军区了。
父亲带领自卫军英勇战斗，使马匪、土匪一次次受挫，他们既害怕又疯狂报复。他们打听到我家在定边杨井高天梁所住的具体位置后，准备报复。
一天，一伙骑兵到我家，用刺刀顶着我奶奶的胸膛，让她说出我父亲的下落。我奶奶年老，装聋作哑，敌人也无可奈何。得不到父亲的下落，敌人恼羞成怒，抢走了一些东西，并放火烧了柴火垛。经过大大小小的战斗，父亲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一次，父亲回家探亲，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敌人的骑兵围住了我家。面对危险，父亲拿着一支驳克枪边打边走，凭借着熟悉的地形，在麻子地、谷子地、悬崖上飞跑。那一天，高天梁一带枪声响成一片。
父亲行动敏捷，枪法准确，在十几个敌人的追捕中，凭着智慧和勇敢，竟然神奇般地逃脱了。
多次的战斗和锄汉奸、打恶霸，使父亲在定边池庄、甸坊洼、杨井、彭滩一带很有名气，以致定边池庄、杨井一些古稀老人直到现在还谈起我父亲：“段营长，那枪法、那本事厉害着呢，马匪就是抓不住他。”鉴于父亲作战有功，打击了马匪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地方安定，1948年10月，时任中共定边县县委书记，绰号“黑阎王”的郝玉山，将一支手枪奖给了父亲。
1949年夏，解放军浩大的进攻声势，对于岌岌可危的蒋家王朝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时任定边县自卫军营长的父亲接到三边地委军区的命令，到三边干校学习。由于西北几省即将解放，党需要大批干部到解放区开展工作，这时父亲被上级选中了。干校设在定边，讲课的教员都是党内、军内资深的干部，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民族宗教政策。这时父亲才知道他和一些战友将受命开赴宁夏，接管宁夏，建立新的政权。父亲在学习期间，一天，在定边城碰到同村的一位老人，俩人在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这位老人了解父亲耿直的性格。
他反复端详着父亲，思考了很久，告诉父亲：“你的性格太直，眼里容不得沙子，碰到小人会吃亏的。”当时父亲是一位坦荡荡的军人，对老人的话并没有在意。然而几十年后，父亲的遭遇被这位老人不幸言中。在家乡他剿匪、除霸，使敌人闻风丧胆，但他为人太直，性格倔强。到宁夏后，他不会溜须拍马，做事襟怀坦荡，看不起投机钻营的小人，故受到了一些心怀叵测的小人的暗算和迫害，使他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挨整。几十年的岁月，父亲是在屈辱和坎坷中走过的。
严谨的工作作风1949年9月19日，在三边干校学习结束后，父亲和一些学员在孙殿才、李健同志的带领下，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宁夏挺进。到了盐池惠安堡，遇到被解放军打散的马匪的一支骑兵，父亲和学员们立即投入战斗，迅速将敌匪击溃。在石沟驿，他们又收缴了一些民团的枪支。9月21日，打扫了吴忠涝河桥的战场。22日正式进驻灵武，在县政府的大会议室里，由党组织指派的临时县长耿明同志宣布，正式接管了伪政权。当时灵武县的社会治安情况很复杂，零乱的枪声不时响起。鉴于父亲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被任命为县武装部军事股股长，和其他同志一道负责政府的警卫及收缴枪支、训练警卫等工作。父亲投入这几项新的工作后，执著、认真，不久，他又被调入二区任区长。到二区工作后，他和区委的同志模范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不进清真寺，不在回民居住的地方吃猪肉，不在回民家中抽烟，借用回民的水桶到井里打水时，将井水提上来后再装入自己的水桶。他们的一言一行，使很多回族同胞感到共产党就是帮扶穷人的，老区来的干部确实不一般。新政权建立后，百废待兴，工作量很大。父亲带领二区干部收缴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枪支，焚烧烟农种植的大烟，动员群众搞生产，登记伪乡保人员，鼓励开明人士发展经济支持新的政权。他们工作得十分辛苦。尤其是1951年的冬天，天气十分寒冷，父亲穿着很单薄的棉衣，经常冒着纷飞的大雪走家串户开展工作，使二区的干部和群众很受感动。一天，二区的开明绅士何义江先生来到区政府，请我父亲晚上去吃饭。中午父亲赶到县政府，请示县长丁子齐，丁县长说：“可以去和开明人士交朋友，吃一顿饭可以，但是刚解放，情况很复杂，你要带着人去，提高一点警惕。”晚上父亲和二区一个干部一起去了何义江居住的宅子里。何义江和夫人何哈氏非常高兴，蒸羊羔肉、炒鸡肉，热情地款待了父亲和那个干部。吃饭时何义江拿出几盒三炮台烟，要送给父亲抽。尽管父亲那时是抽烟的，但他严格执行在三边干校时上级颁布的命令，始终没有接受这个礼物。这件事给何义江及家人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新政权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为了能打开局面，父亲经过了解，动员基本素质好、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赵玉章、王占海参加革命。王占海那时年龄小，不知什么是革命，很犹豫，家里人也不同意。但是父亲不灰心，主动上门去谈了几次，使王占海终于出来工作。过了几十年，王占海曾和我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他多次说，是父亲带领他这个农村小伙子走上了革命道路，没有我父亲，也就没有他今天的一切。赵玉章在伪县政府干过，有一定文化，而且有正义感。父亲动员他工作，开始他推辞不干。几次下来，父亲被他惹火了，将他一顿训斥，使他醒悟了，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亲虽然是军人出身，但经过延安的学习，加上多年革命工作的实践，使他经验丰富，处理一些事情很细。20世纪70年代末，我到吴忠开会，住在吴忠地区招待所，和灵武县基本建设委员会常吉庆主任住在一间房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