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毛泽民同志经上海来到广州的时候，大约是1925年秋天。
在广州，最先见到的是党派来接我们的陈赓同志。陈赓同志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当时是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的秘书。那时他年轻有为，举止洒脱，有良好的军人姿态。一交谈，方知他也曾在长郡中学读过书，这使我们倍加亲近。开始，我住在东山，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在其领导下做些工作，当时的省委书记是陈延年同志。过了不长时间，周恩来同志与我谈了话。要我准备去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国共合作以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1925年冬，广东革命政府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孙中山、廖仲恺“以俄为师”，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因而迫切需要一批同志去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恩来同志介绍我认识了李富春同志，富春同志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党代表，他听说我是苏联留学回来的，又是湖南人，如获至宝，要我去二军工作。那时在国民革命军中，由于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苏联特别尊敬和崇拜。有了留苏这一身份，工作起来有不少便利条件。不久，即调我去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被正式任命为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还授了中将军衔。随即去韶关任职。
二军的前身，是谭延闿的湘军。这支部队是在1923年谭（延闿）赵（恒惕）战争时从湘军内部分化出来，南下广东依附于孙中山的，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军、师部有苏联顾问。下辖四、五、六师及教导师。由张辉瓒、谭道源、戴岳和陈嘉佑分任师长。还有一个炮兵团，团长是谢慕韩。谭延闿当时是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那时他还属于国民党左派。由于旧军阀部队受地方主义的影响较深，为了方便工作，我党派往第二军做党代表的李富春同志、四师党代表李六如同志、五师党代表方维夏同志和我均是湖南人。方维夏、李六如同志当时已是湖南久负盛名的革命前辈了，而我则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
我到六师时，六师的师长是戴岳，副师长是朱耀华，我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有一个苏联顾问叫米柳史切维奇，大家都简称他为“米柳史”。下辖三个团：十六团团长黄友鹄，十七团团长廖新甲，十八团团长刘风。还有一个特务连，一个机枪连，直属师部。戴岳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16年曾在天津参加过秘密倒袁活动，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政治上主要是紧跟谭延闿。我初到六师时，他向我表示拥护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支持政治部的工作。他们那时对政治工作并没有多少认识，但感到政治工作可以使士兵积极，博得民众支持，确实帮了他们的忙，所以也是赞同的。在北伐战争期间，我们基本上能相互尊重，协同指挥，合作得是比较好的。但在后期，他逐步看到共产党政治工作的威力，出于戒心和防范，派了他自己的一个秘书到政治部工作，准备取代我们。蒋汪合流后，也就倒向了国民党右派。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逃往台湾，他留在大陆。湖南解放后我们在长沙又见了面。20年沧桑，他感慨万千。
我到六师后，即着手建立各级党代表制度，组织政治部。那时我们党内有明确指示，就是共产党员不当军事指挥官，在部队不设党支部，不发展党员。主要任务是做政治工作，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扶助地方工作，团结这支部队，使之不断地革命。所以，公开的共产党员都是做政治工作的。师里设有政治部，除了我兼任政治部主任外，还有一个秘书姓沈，是共产党员。政治部设宣传科、党务科，记得党务科科长姓李。还有一位姓何的科员，是共产党员，北伐期间曾多次留在地方帮助筹建国民党县党部。还有一个宣传队，多由青年学生担任宣传员。团、营、连各级都设有党代表，叫政治指导员，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军官。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我已叫不出名字了，只记得十八团的团党代表叫谢华。他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的各级组织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但他们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人民是永志不忘的。党当时着重强调的方面，是以团结合作为主。我们下边工作的同志，虽然对党的一些指示（如不当军事指挥员、不设支部、不发展党员）有些不同的想法，但那时年轻，头脑也简单，认为是党的指示，也就不提什么意见。实际上，为了开展工作，师里设有秘密支部，也开会过组织生活，研究一些党内的事情，传达党的指示，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党员实际上也发展了。这些都是秘密的。北伐前，二军各级组织中又补充了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不少是我党有计划地派进来的党、团员，成为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那时，在国民革命军中，除了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以外，二军政治工作人员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六师中的官佐，大部分是旧军官学校出身，军阀习气较重，拉帮结派，欺压士兵；士兵中大多数是家庭破产的农民、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当兵吃粮，雇佣思想严重，又沾染了不少旧军队的恶习。官欺兵，兵扰民，纪律很差，战斗力也较弱。因此，我们到部队后，首先抓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宣传三民主义，主要讲解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二是宣传孙中山的遗嘱，以灌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三是对部队实行民主改造，实行经济民主，不准扣兵饷，不准喝兵血，废除肉刑等封建制度，提高士兵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和各级政工人员、共产党员，经常深入部队，主要做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教育工作，使他们觉悟、进步，成为发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对同级官佐主要做团结工作，在团结的基础上给以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经过教育，大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了解了自身所处的地位，了解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意义，逐渐懂得了为什么打仗的道理，有了初步的革命要求。特别是在部队废除肉刑、体罚，不打不骂士兵，不吃空额，不喝兵血，成立军需委员会，实行经济公开等民主改革后，士兵们精神焕发，积极性高涨。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有了改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纪律也严格起来。当然，在当时要想对部队实行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军阀部队很讲帮派、义气，动他一兵一卒都行不通。但进行这些改造，受到士兵的欢迎，上层军官们感到政治工作有威力，能使士兵积极、努力，听从指挥，提高战斗力，起到了他们所起不到的作用。因而也尊重我们的工作，愿意与我们合作，整个部队面貌有了改变。不久，我们就出师北伐了。
北伐军第一期作战计划是出师湖南、湖北，以消灭吴佩孚为目的。准备在两湖取胜后，再向长江中下游发展，消灭孙传芳的部队。尔后视机向长江以北发展，消灭张作霖。具体部署是：以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二、三军为右翼，策应正面，监视江西的敌人；六军、一军的一、二两师为总预备队。兵力如此配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唐生智的八军在湖南倒戈反吴，考虑到其与二、六军过去因谭赵战争时的旧怨未解，不宜协同。而四、七军则与八军同属保定系，关系较好，且兵力较强，共同担任主攻，易于协同。至于一军的两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配置为预备队，以保存实力待机行事。因此，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从北伐战争之初，就是矛盾重重的。
我们六师和四师于7月7日从韶关出发（五师留守南雄，担任广东方面的警戒任务），沿仁化、城口、汝城、桂东、酃县北进。7月中旬，按照总司令部的命令，集中于茶陵，任务是监视江西，策应醴陵。一路上基本没有什么战事。部队作为正义之师初上征途，士气高昂，纪律也比较好。我们除了行军外，按照军里的宣传大纲，不断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激励他们认识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这支部队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全体官兵都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叫做以俄为师，实行“军队党化”。因而各级都设国民党党部和党小组，党部有执行委员，党小组有正副组长，强调“注意党的工作”。这实际上多数成为我党做公开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那时，每天早上队前要背诵“总理遗嘱”，每驻军三日要举行党小组会议，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的周会，主要官长要进行讲演，反复宣传三民主义，以孙中山的遗嘱号召全体官兵勇敢战斗。我那时虽然年轻，但刚从苏联回来，学得许多“新名词”，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啊，“革命胜利后人民当家做主，像苏联那样……”等等，对这支从未有过政治工作的部队来说，可谓闻所未闻。他们听了感到十分新鲜，也十分有道理。革命的政治工作对改造旧军队的作用是很大的。出师以来，部队还特别强调遵守纪律，我们六师还曾以“不怕死、不扰民”制定官兵的臂章，强调革命军是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出征的，要求不扰民、真爱民，搞好军民关系。对于严重违纪的就给予坚决的处分。如部队过汝城时，十六团团长黄友鹄私自向地方抽税两三千元，就受到撤职处分。当然，对于一支初经改造的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不能以人民军队的标准来衡量的。
北伐军挥师北上，第一次作为革命军汇合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从出师以来，北伐军每天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的支持。人民相望于道，箪食壶浆以迎，送信带路，倾力相助。特别是在茶陵，给部队教育至深。因为这支部队当年作为湘军时，就曾在此地驻防。那时由于军队纪律不好，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深遭民众痛恨。在湘军离湘赴粤时，已是孤立无援了。而此次作为革命军旧地重返，官兵还是当初的那些官兵，但由于政治工作的作用，纪律严明，扶助农工，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礼遇。官兵们第一次感受到唤起民众的力量，感受到正义之师的光荣，无不感慨万分。连鲁涤平都说：我们此次出发由广东到茶陵，沿途可见这种欢迎，并不是因为我们初到或害怕我们，不得不出来应酬一下，而确是认识我们是真正保护他们，为他们谋利益谋解放的，是很诚恳而出于自愿的。……这是何等荣幸的事。然而，他们所不甚明了的是，这些人民群众出来欢迎、支持、援助北伐军，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的结果。
出师以来，政治部的工作也特别活跃。每到一地，便派出宣传队上街贴标语，组织演讲，宣传民众。师政治部与地方联合召开规模较大的军民联欢会，大造革命舆论，向人民群众宣传北伐的意义，宣传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道理。还帮助改组当地的国民党党部。成立群众团体，斗争土豪劣绅，扶助工农群众。沿途均留下部分政工人员指导工作，组织民众，有的则参加当地的国民党党部工作。工农运动支援了北伐战争，而北伐战争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对于革命的政治工作，部队中大多数官兵是乐于接受的，但也有一些人说怪话，如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膏药的”。对此，我们除进行教育外，广大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战斗中身先士卒，影响广大官兵，逐步改变一些人的看法。总的来说，北伐之初，在六师中，我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
在茶陵休整一段时间后，随着战局的变化，部队便向赣西进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