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党的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我党的推动下，改组了国民党，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第一次合作。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干部，我们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同志陆续应党中央的召唤提前回国。刘少奇、罗觉、彭述之、卜士奇、瞿秋白、李宗武、任弼时等都比我走得早。他们回国后，大部分都在中央担任了工作。1924年春，我和任岳、胡士廉、周昭秋等同志一起动身回国。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化装分散行动，按照来时的路线，乘火车西行，到海参崴换乘轮船，经日本长崎到上海，回到了离别三年的祖国。
到了上海以后，我按照预定的地点和联络员接上头，通过联络员和上海党中央发生联系，党组织随即分配我回湖南工作，这样，我便回到了故乡长沙。在长沙与湖南省委接上关系后，我立即回家探望我日夜思念的母亲，不幸的是我那受尽磨难的母亲在两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养育之恩未报，甚至临别一面都未及，这使我十分难过。是的，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有多少人都是这样呱呱坠地在苦难之中，凄凄地度过了艰辛的一生，又默默地告别了人世的啊。这使我又一次深切地感到解放了的苏联人民是多么幸福，而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又多么迫切地需要这种解放。这期间的湖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正蓬勃兴起，特别以安源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开展得十分红火。不久，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何叔衡同志找我谈话，经他介绍，我来到了安源路矿工会工作，和我一起回国的胡士廉、任岳也先后来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安源最早的工会领导人是李立三同志。我到安源的时候，大约是1924年的秋末或初冬。当时李立三同志已去上海，工人俱乐部主任是刘少奇同志，副主任是陆沉。陆沉在刘少奇同志走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任工作，后来叛变了。陆沉以后是黄静源任主任。我和毛泽民、任岳同志一起住在消费合作社的楼上，下边是卖货物的地方，上边还办了一所小学校，有些小孩子在这里读书。毛泽民同志是消费合作社的主任，胡士廉是工人俱乐部的组织股长，我是游艺股长。黄静源、宁迪卿都是工会负责人，宁迪卿后来也叛变了。记得游艺股还有一个副股长，姓胡，脸上有麻子，是个学徒工，非常聪明能干，每次演戏他几乎都登台。安源还有个青年组织，负责人先是李求实，他在一个小学当教员，是“五卅”惨案后调走的，以后是贺昌、黄五一。安源还有党的地委组织，记得地委是1925年成立的，地委书记是从苏联回国的汪泽楷，任岳是组织部长，我也在地委工作过。地委不光管安源，还管醴陵、萍乡一大块地区的工作，既领导工人运动，也领导农民运动。以后，汪泽楷调走了，地委也取消了。安源早期在工人中发展的党员有朱少连、周镜泉、李涤生、朱锦堂等。朱少连是一个铁路职员，朱锦堂是一个提茶壶的工人。记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问我认不认识朱少连、朱锦堂、黄静源，可见这些同志给毛主席的印象很深。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在。
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搞得有声有色，形势很好，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那时少奇同志的工作很忙，经常代表工人与安源矿务局的资本家打交道，处理工人与资本家、工头发生的纠纷。他经常和我们一起下矿井，关心工人群众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工人群众的爱戴，工人们亲切地喊他“工人代表”。工人俱乐部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叫《安源旬刊》，少奇同志经常在上面写文章。我在安源工作的这一年，主要是做宣传工作，工作的对象主要是青年工人。我们经常把青年工人组织在俱乐部中，通过唱歌、演戏、学文化、搞各种娱乐活动，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将青年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那时安源工人俱乐部大厦刚刚落成，我们每个星期都在这里组织文娱晚会。那时演戏没有什么剧本，都是自编自演的。我编过，黄静源同志也编过，内容都是反对资本家压迫工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演员大都是青年工人，少奇、汪泽楷、任岳、胡士廉都上台演过。看戏的人很多，除了工人以外，还有周围的农民，宣传效果很好。那时党的方针是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实行工农联盟，才能巩固工会，打倒资本家、地主、军阀、帝国主义。所以，除了在工人中间做工作外，我们每个星期还下乡一次，向农民宣传。我带着一些青年骨干到萍乡、醴陵周围的一些农村去演讲革命道理、化妆演戏，宣传工农联盟的思想。在安源，我还组织了足球队，教青年工人踢足球。每到“五一”，我们就组织工人进行示威游行，走到矿务局附近，就喊“打倒资本家”、“反对压迫工人”等口号，那时资本家方面虽然有矿警，却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因为安源大罢工胜利以后，工会有相当的威信，工农拧成一股绳，力量是很大的。在安源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与工人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使我深深体验到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和团结斗争的力量。在斗争中，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组织性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性，无时不在教育着我们这些初次参加革命实践的青年人。这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比在苏联学习时政治上更成熟了。他遇事冷静，善于思考和钻研，能把一般现象上升到政策、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在斗争中很注意掌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记得在安源大罢工胜利之后，在工人领袖和党内的一些同志中，滋长着一种“左”的情绪，他们认为向资本家提出的要求越高越好，在斗争中只讲进攻，不准妥协，以为只有这样才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其不知，结果还是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当时党对工人运动的指示精神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的压迫，维持安源煤矿的生产，不使工人失业，保护工人的基本利益。要充分利用工会的合法性开展斗争，保存力量，为全国培养和输送工会工作干部。少奇同志坚决执行了党对工会工作的指示，对一些“左”倾情绪进行说服教育。但这些意见被一些有“左”的情绪的人认为是右倾。当时工人俱乐部的副主任陆沉就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意见。还有一个工人叫谢怀德，高个子，是工人纠察队队长，斗争很坚决，在工人中很有影响，但思想也比较“左”。一段时间，由于这些“左”的思想提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过高、过多的要求，不断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游行示威，致使煤矿生产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工人被开除，有的工人生活无法维持，工会渐渐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工人俱乐部内意见也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很着急，他亲自下矿井调查研究，听取工人的意见，和资本家进行谈判，写出了一个整顿安源煤矿生产的意见。这个意见，一方面鼓励工人团结起来向资本家作斗争，坚持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方面讲究斗争的策略性，改变了不可能实现的过高和过多的要求，恢复生产。这些意见对安源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我们把这些意见印成小册子，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这以后，少奇同志就离开了安源。
我们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工作的同志，按照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每月工资不超过工人中的中等水平的工资，也就是五块钱，交了饭费，所剩无几。那时我们都很明确，就是真正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工作，谁也没有讲究生活待遇的想法。少奇同志的爱人何宝珍同志那时也在安源，她刚生了小孩，和少奇同志住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楼上，他们也同样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何宝珍同志很识大体，也很有能力，对同志很热情，她与少奇同志的感情很好。可惜后来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奋起声援。安源工人俱乐部领导所属1.3万工人，开展了颇有声势的罢工、游行等声援活动。工人俱乐部还发起了捐献活动，在各界、各阶层以及工人中，动员捐献钱、物支援上海罢工工人。6月，安源党组织派我为代表，携带几万元捐款和慰问信，去上海慰问。我到上海的时候，正是上海工人阶级坚持罢工斗争的高潮，到处可见游行的人们，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歇业。我找到上海总工会，将款和慰问信交给了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那时刘少奇、李立三同志都在总工会。上海工人的革命斗争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市民的支援，使我们感到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感到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
我去上海之前，听说毛泽东同志要来安源。我从上海回到安源的时候，大约是7月份了，听说毛泽东同志来过，住了一两个晚上，召开了一个会议，参加的人是俱乐部的委员，因而只有少数人知道，事后也没有宣传。毛泽东同志这次来，进—步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要纠正“左”的做法，注意利用工会的合法身份，不要忽视合法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从上海回来后听工人俱乐部的同志讲的。
安源的工人运动一直是属于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安源的干部调动，也是归湖南省委。我从上海回到安源后不久，就接到省委的通知调去广东工作，和我同行的是毛泽民同志。我们到了长沙，恰好碰到毛泽东同志也在长沙。他从上海来，也准备去广东。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同志在文化书社的楼上请我们三人吃了饭，为我们饯行。此后，我和毛泽民走水路，经上海去广东。毛泽东同志走旱路去广东。我离开安源后一两个月，安源工人俱乐部就被军阀破坏了。后来我在广东韶关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六师党代表时，接待过—批安源的工人去广东，其中有一个姓袁的小鬼，很好，我留他当了公务员，跟了我一段时间。从这些同志那里我得知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被破坏的情况。听说是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同志在俱乐部开会，得到情报说军阀部队要来抓人，大家立即转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同志硬是不走，他誓死要和军阀斗争到底。结果转移的同志都脱险了，黄静源同志却被捕英勇牺牲了。在当时我们的同志中，确实有一股不怕死的精神，以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最光荣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是永远值得颂扬的。但今天看来，有些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时我们的党没有武装，手无寸铁，以血肉之躯和毫无人性的、武装的军阀相对抗，只能是以卵击石。我们的党正是在这些血的代价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走向成熟的。
